当人生走到尽头，该如何体面地告别？一位医学院院长这样说

【编者按】

面对亲人离世，如何体面地告别，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人生课题。在生死频繁相逢的医疗领域，医者的经验或许可为这一课题提供独特视角。

本文作者郑加麟为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其父郑龙祥老先生日前逝世。作为家人代表，郑加麟以“体面地告别”为题，回顾他父亲的一生，字字句句，在慰藉亡者的同时又安抚生者。正如他在文中所言，“如今想来，父亲教会我的不仅是写字，更是如何体面地活着，如何优雅地告别。”

在我父亲家的客厅里，由他亲笔书写的两幅字静静地悬挂在墙上，一幅是《破窑赋》，另一幅是《青玉案·元夕》。他的书画院里，还有一幅“人生得意须尽欢”，那“欢”字的最后一笔，墨迹未干，仿佛在诉说着父亲的一生——热烈、张扬，却戛然而止。

郑加麟的父亲郑龙祥

父亲出身贫寒，年幼丧父，母亲改嫁。在那个艰难的年代里，他像一株顽强的小草，夹缝求生。工厂学徒时期，他凭借一手好字和玲珑的为人，逐渐崭露头角。娶了母亲后，受老丈人家风文风的影响，他更加勤奋学习，跟随鲍审书法家学习书法，逐渐在书法上有了一点造诣。母亲的勤劳与执着，为这个家带来了温暖与生机，也让父亲懂得了作为一家之主的责任与艰辛。

父亲的灵巧与执着，让他从厂办秘书做到供销科科长，也做过小厂的厂长。虽然算不上平步青云，但在工人群体中，他已是鹤立鸡群。家里墙上挂着他写的《破窑赋》：“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生；水不得时，风浪不平；人不得时，利运不通。”工友们常笑说他是个“不务正业”的小领导，他却总是笑着说：“当代工人必须有文化。”

其父所书的《破窑赋》

父亲是个长相清秀、爱干净、爱面子、性格活泼的人。他爱喝酒，爱交朋友，爱写字，无酒不欢，家里经常高朋满座。我年少时，母亲常因这些与他争吵，长大后我才慢慢明白其中的缘由。但他们在争吵中又彼此包容，日子就这样在磕磕绊绊中度过，我们姐弟两人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长大。因为当时家庭窘迫，妹妹出生后即送了大姨家。

后来，我有幸考上医学院，读了硕士、博士，远涉重洋继续深造。八十年代，父亲一根扁担挑行李坐汽车坐火车送我去医学院；九十年代初，我出国学习，一九九六年，他与母亲来美国探亲看望。有一次回家整理父亲的物件时，我在他的书桌暗格里发现了一叠收据，是当年我读大学时他每月寄给我十元生活费的凭证。那时他们的工资每月才只有三十多元，还要孝敬老人十元。母亲曾告诉我，她每月监督父亲拿了工资就去邮局寄钱，生怕他把钱花在酒聚或别人身上。父亲曾说：“为父一生时有荒唐，唯独对你大学每月寄钱，问心无愧。”那些收据已经发黄，字迹却依然清晰，一笔一画都透着深情。

父母的纷争在赴美探亲时暂时平息。父亲在国外闲不住，除了每天练字，还开始卖字给朋友的饭店，帮人打理庭院，帮孙子做报童，帮邻居扫雪。他在助人中挣了些美元，回国时腰杆挺直，带着我们给的一点积蓄和他自己挣的几千美元“小费”，在那个物资匮乏的九十年代末期的东台小城，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后来，他退休后与朋友开了书画院，成了“小郑院长”, 父亲是永远年轻的。

父亲是幸运的。他爱朋友们，朋友们也爱他。这几天，好多老朋友来看他，有超过五十年友谊的周志华叔叔、胡义根叔叔、书画院的各些文人墨客雅士；也有很多不认识的年轻朋友，父亲常说三代朋友三代兄弟，说明他交友的广度。

母亲爱他，爱得固执而深切，虽然吵了一辈子，但那份爱从未改变。父亲也是幸福的，姐姐早早结婚，生了女儿，女儿又生了儿子，他早早成了太爷爷，在郑氏大家族中排行老六的他，成了最年轻、最骄傲的长辈。父亲更是上天眷顾的，多次险情都化险为夷。十几年前的前列腺癌手术，十年前的阑尾炎感染性休克手术，两年前的脑中风和肝性胃癌大出血紧急手术，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东台中医院和东台人民医院的专家医护人员精心照顾，数次救他于险情；东台市领导和卫健委领导及几家医院负责人的关心与支持，让他又多活了一年多。他见证了孙子孙媳中西合璧的婚礼，孙子孙女们的爱与鼓励让他一直舍不得离开，也让子孙们在慢慢的痛苦中与他体面地告别。

我小时也学了隶书，外公及父亲都是老师。我想在父亲弥留之际，提笔写下“体面地告别”五字。这一笔一画，都是父亲教我的。写到最后，泪水模糊了视线，墨迹在宣纸上晕开，仿佛开出了一朵花。

父亲是元宵节刚过的正月十六凌晨十八分去世的，姐姐姐夫、外孙女、重外孙及儿子儿媳都在。巧合的是，客厅里挂的书法《青玉案·元夕》，是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作品，描绘的正是元宵节的热闹景象。以下是这首词：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首词语言优美，意境深远，有对节日盛况的生动描绘，也有对人生哲理的深刻思考，仿佛辛弃疾这首经典词作是给一生豪放的父亲在与家人度过元宵节后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