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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我们组织了一次聚会，一位家在天津的朋友下午四点才出门，而住在北京的我仅比她晚出门半小时，我们竟然差不多同时到达。曾几何时，“去趟北京”还是一件很隆重的事，如今就像约个饭一样寻常。今年北京将联合天津、河北打造首都通勤圈，随着三地交通廊道建成，未来三地人的生活将变成什么样，真是难以想象。
很多事情在对比中才能看出变化。多年以前当我决定来北京的时候，有朋友劝我，北京空气污染那么严重，生活质量能高么？那时很少有人敢相信，北京的空气能在短短几年间澄清透澈。华北平原地下水位下降，曾是高中地理的经典题目，如今华北地下水已总体止跌回升，北京山区的一些泉水都稳定复涌不断流了。
除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我的体会是北京居住空间上的“局促感”缓解了很多，居民区周围的公园、运动场地越来越多。比如大兴区这几年建设了几个超大型公园，正是为了能随时到湖边看荷花、接地气，我才搬了过来。
风和水的变化，是人与自然综合作用的结果，但直接原因是对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治理、搬迁。人居环境的改善，则和城市总人口得到有效控制有密切关系。而这一切改变，其实都是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大城市病”的结果。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时代之问。十一年来，“减量提质”这一目标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越来越清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将人口和产业迁出北京，而是基于三地不同的特点和优势，让资源在京津冀之间得到更为合理的流动和适配，在经济循环之中，三地各自的优势也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人的流动是最重要的流动。当一座城市的人口密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带来各种城市病，无论是管理还是居住都会倍感压力。而超大城市周边居住成本更低、体验更好，国际上很多超大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都会出现“逆城市化”的现象。
为两地通勤的人提供更为便捷的交通条件，是疏解人口的充分条件，也是必要条件。十一年来，京津冀之间的铁路、高速公路里程以及通勤定制快巴数量快速增长，工作单位在北京，而居住地在天津、河北的人通勤越来越方便。我身边就有不少人在燕郊安家，在北京立业。
作为一个“红迷”，我很早就留意到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这个项目特别鲜活地体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优势。红楼梦是源于北京的IP，项目主创人员也来自于北京，但这样一个戏剧幻城需要一大片土地承载，在北京成本过高。
廊坊具有毗邻京津，且成本较低的优势，自2023年开城以来，观众中一半以上都来自京津。在三地协同中，艺术家天马行空的创意得以实现，观众欣赏到先锋艺术，廊坊的文旅业也得到发展，可谓一举多得，生动演示了资源合理适配的效果。
北京是全国第一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城市，既要减量还要发展，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具有张力的要求，也考验着城市治理者的智慧。十一年来，我们看到北京的首都功能更加完善，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对周边地区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日趋增强。更为重要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更为放松了。在一座古城发展的尺度上，十一年仅仅是一瞬间，很难想象，未来的城市和城市生活将是什么样子。但有一点非常确定，我们随着城市的呼吸吐纳一起成长，就一定能遇到惊喜。
（文/于永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