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编者按：在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的窗口正在开启之际，欧洲对于自身未来持久安全的思考进一步加深。究竟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张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海洋和极地研究中心主任
张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郑春荣：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
对话而非对抗才能开启和平窗口
张耀
延宕3年之久的俄乌冲突已经成为二战结束以来欧洲大陆上规模最大的军事冲突。冲突爆发至今，主要相关方和国际舆论场对于乌克兰危机的认知以及结束冲突的可行途径一直存在不同看法。
其中，北约及其美欧成员国一开始选择的路径是对俄极限制裁和施压，同时加大对乌军援以“完胜俄罗斯”。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在政治上进一步加剧与俄罗斯的对立；经济上对俄发起十多轮大规模制裁；军事上不断增加对乌克兰前线的军事物资支持。过去3年来，北约方面没有提出过任何和谈意向，坚持“必须击败俄罗斯”的目标，双方态度毫无缓和导致俄乌冲突的规模和烈度不断升级。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加大与俄罗斯的接触，双方随即开始就结束俄乌冲突等议题展开对话和讨论。美国新政府关于乌克兰危机的政策措施与前任拜登政府大相径庭，前期抛开欧洲和乌克兰单独与俄罗斯谈判的做法也引发广泛争议，尤其导致主要欧洲大国的不满和担忧。
虽然美俄围绕乌克兰危机等问题的谈判进程尚存不确定性，围绕谁该参与其中以及具体解决方案、路径等问题，相关各方也有不同理解和意见，但在冲突持续延宕3年多后，相关各方在主客观等复杂因素影响下回归对话谈判，本身就说明冲突各方最终认识到只有通过和谈才能找到出路，指望军事对抗、制裁以及其他极限施压手段达到自己设定的全部战略目标，根本就不可能。国际社会不能指望美俄一经对话就能迅速解决乌克兰危机及其相关复杂问题，但对话进程一旦开启，通过谈判政治解决冲突的大门就会越开越大，相信有关各方终能找到最终解决方案。
早在冲突刚刚爆发之初，中方就强烈呼吁对话协商和政治解决，随后3年来一直在各种国际场合对乌克兰危机劝和促谈。2023年2月，中国外交部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提出尊重各国主权、摒弃冷战思维、停火止战、启动和谈等12条原则主张。与此同时，中方还与国际社会倡导劝和促谈的其他相关各方共同发声，携手行动，比如与巴西共同提出“六点共识”，其核心是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以及创造条件尽快开启和谈进程；又如2024年9月与巴西等多个全球南方国家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事实上，虽然对乌克兰危机存在某种程度的认知和立场差异，但希望战火尽快平息、通过和平谈判结束冲突，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或者说是“最大公约数”。
当前，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呼声不断上升，和平窗口正在开启。中方已经明确表示乐见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包括美俄达成的和谈共识。同时，中方期待各当事方和利益攸关方都能参与到和谈进程中来，找到照顾彼此关切、公正、持久的解决方案，达成有约束力、所有当事方都接受的和平协议。希望欧洲为和平发挥作用，共同解决危机的根源性问题，实现欧洲大陆的长治久安。
回顾乌克兰危机迄今为止的演变历程，“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再次得到验证。国际社会只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避免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才能实现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欧洲“安全觉醒”加深
张健
在俄乌冲突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乌克兰危机可能迎来“转折性变化”的情况下，欧洲层面对于这场危机带来何种影响的反思以及对于自身未来安全架构的讨论都在加深。
这场危机持续多年并在过去3年中进一步升级为直接军事冲突，它的地区乃至全球性影响显然难以随着冲突结束而立即消散。对于俄乌双方以及主要欧洲国家来说，乌克兰危机在经济、社会、政治和外交等方面带来的诸多变化都是结构性的。乌克兰与主要欧洲国家关系更加紧密，地缘政治层面“左顾”倾向增大。俄罗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全面极限施压下“向东看”、更大程度地强化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合作，这种“东转南向”趋势未来料将继续加强。与此同时，欧俄关系巨震之后恐难回到从前。欧洲大陆及其主要国家的变化也是显著的，包括能源上“脱俄”、安全上“再军事化”以及经济角色遭到弱化、政治碎片化加剧等。这些影响，都呈现出“长期化”趋势。
从全球层面看，这场危机在和平与安全层面带来的警示或引发的反思也称得上深刻。其一，阵营对抗思维结下苦果，将会进一步警醒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更加珍视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乌克兰危机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矛盾持续累积，美国及其主导下的北约未能真正重视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和感受，导致双方敌意螺旋式上升。回过头看，已经持续3年的俄乌冲突给各当事方均带来了严重损害，其中包括欧洲在经济、社会、政治和安全上遭受直接冲击。不过，这场冲突的爆发本非注定，如果欧美和俄罗斯之间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曾经有过的政治互信，如果双方不是着眼于对抗而是着眼于和平共处，相关各方处境比现在会好得多。以冷战式拉帮结派为代表的排他性思维和对抗性操作不会带来好结果，只会导致更多悲剧。世界目睹了俄乌冲突的后果，也更加认识到和平的可贵。
其二，只有真正实现独立自主才能更有效地维护自身安全，这个认知将进一步得到强化。过去3年多来跨大西洋联盟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看似团结一致，实则暗藏分歧，双方目标利益并不那么一致。美国躲在幕后推动自身战略目标，一方面彻底破坏欧俄关系甚至最大限度地降低双方未来迅速恢复合作的可能，特别是在油气资源和经贸关系等领域的操作，同时削弱了欧洲和俄罗斯。随着乌克兰危机及其引发的冲突延宕不止，欧洲对美国的依赖甚至依附越来越强，欧洲“战略自主”愈发迷失。如今，欧洲正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感受到被美国“背刺”的尴尬。正如有望担任德国新总理的联盟党领导人默茨所言，“美国人对欧洲命运的漠不关心十分明显”，越来越多欧洲人开始“介意”美国对欧洲的态度和做法，对于“美国优先”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潜在影响担忧加剧。在一些欧洲人眼中极为重要的跨大西洋联盟关系对华盛顿来说只是一种工具？欧洲内部即便传统上被认为态度亲美、最想贴靠美国的大西洋派，也画起了问号，不再像过去那样将自身安全完全托付给美国。
欧洲显然正在经历事关自身安全与未来发展的“觉醒时刻”。持续日久的俄乌冲突终将走向结束，但这场危机引发的讨论还将持续下去。它在相关国家、地区乃至世界层面造成的影响将会次第显现，在和平与安全方面带来的警示也将在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复杂演进中变得更加清晰。
欧俄关系走向关乎欧洲长治久安
郑春荣
欧洲大陆如何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的问题，一直以来都与欧俄关系的走向密切相关。按照二战后欧洲那一批有着独立自主意识的政治人物看来，欧洲安全架构应该是涵盖俄罗斯在内的一个“大欧洲”的整体安全，即法国时任总统戴高乐1962年访问德国时提出的“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构想。冷战结束之初，美欧国家与俄罗斯曾有过短暂的“蜜月期”，甚至到21世纪初德国时任总理默克尔执政时期，欧洲及其主要大国在谈及自身安全问题时，还普遍强调必须与俄罗斯合作而非对抗。
这种“大欧洲”安全的构想，显然是欧洲主要国家认识到俄罗斯是搬不走的邻居，把俄罗斯排除在外甚至与之相互对抗，都不可能建立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在欧俄关系相对融洽的时期，有人甚至讨论过将俄罗斯纳入欧盟的可能性，俄罗斯也一度作为八国集团（G8）成员之一参与西方主要大国有关国际事务的讨论。不过，当俄罗斯在冷战结束之初对西方抱有的“期待”落空、甚至意识到被西方欺骗后，尤其是随着北约持续东扩不断挤压俄罗斯的安全和战略空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渐趋恶化，俄欧关系也愈发紧张，矛盾和分歧加剧。这种矛盾和分歧的表征之一，就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及2022年进一步升级为俄乌军事冲突。
这十多年尤其是过去的3年见证了欧洲自我安全意识与设想的急剧转变。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3天后，德国总理朔尔茨在联邦议院演讲中宣布德国迎来“时代转折”。事实证明，不光德国，整个欧洲都认为“世界变了”，欧洲和以欧洲国家为主要成员的北约随后都在文件或报告中将俄罗斯列为“最大威胁”。按照这个逻辑，欧洲安全架构就从过去的“大欧洲”整体构想退回到不包含俄罗斯的区域性目标，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需要通过与俄罗斯的尖锐对抗来实现。
正是认为事关欧洲安全架构的未来安排，欧洲方面对于俄乌冲突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乌克兰危机以何种方式解决极为重视。欧洲主要大国希望达成一个真正持久和可持续的危机解决方案，其中需要确保战后欧洲认可的国际秩序和准则得到维护，并且防止俄乌冲突这样的巨大冲击再次发生。当前来看，结束危机并达成可持续和长久的和平方案，还需相关各方以及国际社会付出更大努力。尽快停火止战、结束冲突则是当务之急。
在当前与俄罗斯关系陷入低谷的情况下，欧洲内部对于未来安全的设想大体分成两个方向，一是继续依靠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二是欧洲防务自主。而在深感遭遇美国“背刺”的情绪下，“美国靠不住了”渐成欧洲内部共同声音。刚刚在德国大选中获胜的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默茨，已经在公开讲话中表示对美“不抱任何幻想”，并且质疑美国主导下的北约是否还能继续发挥作用。这番表态被认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前提出的“北约脑死亡论”形成共振，是对欧洲能否继续依赖美国以及北约安全保障的担忧与反思。
于是，包括法德在内的欧洲主要大国以及欧盟层面近来越来越多地强调欧洲防务自主。事实上，在追求战略自主的大背景下，欧洲防务自主的步伐早已迈开。比如，2022年欧盟理事会通过名为“战略指南针”的行动计划，旨在为欧盟设定增强共同防御能力的目标，并为实现目标提供方向指引。该计划中包括欧盟将在2025年前建立一支最多由5000人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等内容。当时就有欧洲媒体称，这标志着欧盟正在转向，是“向世界发出欧洲准备重新武装的信号”。不仅如此，加强国防工业体系建设的提议也在欧洲主要大国以及欧盟层面被频繁提及，2024年欧委会还专门通过了《欧洲国防工业战略》。不过，欧洲国防工业面临着碎片化、武器型号和采购体系差异等挑战，不同欧洲国家对于战略自主包括防务自主的坚定程度也有不同。这些都让欧洲安全“到底靠谁”的问题一时难有确切或具有普遍共识的答案。
综上所述，欧洲持久安全究竟系于何处？放眼长远或者说理想状态，当然还是回归“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整体欧洲安全构想。但在当前复杂条件下，如何分步骤、分阶段地通往“大欧洲”整体安全尚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