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句古话“得民心者的天下”。明朝之所以失去天下，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明朝后期严重腐化，明朝的存在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相违背。清朝为什么取得天下，是因为清朝崛起时期的政治经济政策顺应了民心，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本文就以辽东为例子，说说当时的情况。
辽东，是明朝经营东北的支撑点。明初，北元辽阳行省长官投降明朝，朱元璋在此设辽东都司，推行军政一体化管理。由于辽东处于东北的前线，因而一直实行的都是军政体制，也就是只有军事建制的都司—卫—所的机构，没有民政的省、府、州、县机构。名义上，辽东在民政上归属于山东布政使司，但实际上山东省无法管辖到这里。辽东的最高长官基本都是由朝廷直接派遣。
明朝在军事上推行屯田制，类似于隋唐的府兵制，士兵既是农民，也是军人。明朝继承元朝的户籍制度，将户籍分为军、民、匠、灶等籍，其中军户世代为兵。军户在战争时期为兵，平时也是农民。每军拥有50亩的土地，官府提供农具和种子。军田在初期的几年免税，之后每亩征粮一斗。
这种军户、军屯制度，可以减轻财政负担，朱元璋曾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然而，这种制度是建立在对军户的残酷剥削基础上的，军户不仅要当兵，还要缴纳税收，实际上的负担远远超过平民。而明朝大概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属于军户，而辽东当时大部分居民都是军户。
在其他地区，除了有军屯之外，还有民屯、商屯。民屯，就是百姓开发的屯田，商屯是商人开发的屯田，他们是对军屯的补充。但辽东需要大量的土地来供应军队，因而几乎都是军屯。熊廷弼巡按辽东时说：“辽东与腹里地方不同，非官而军，非军而官；屯田之外，别无地土”。
明朝中后期，军屯制已经败坏，大量的军户逃亡。主要的原因有几点。
一，军户的负担太重。明朝初期，辽东每军可以获得50亩屯田，大概可以出产24亩粮食，其中12石用于自用，12但用于上交，赋税比例高达50%。那这12石粮食能够吃饱吗？根据估算，明朝一家五口人一天需要3.5升粮食，一年为12.6石，而且这12但基本就是一家人最低的生活标准了。朱元璋也说“今在外卫所军士月给粮一石，恐不足以赡其妻子。”
实际上，在屯田制缴纳50%的赋税是自古以来的常态。但屯田制一般都在乱世推行，当时中原战乱不堪，大量的农民流亡和死亡。如此情况下，国家推行屯田，给农民土地、耕牛、种子，让农民缴纳一半的粮食，农民也愿意，毕竟可以活下去。但明朝将屯田制作为长期的制度，自然是不合适的。到了和平年代，这些军户既要在边疆打仗，还要缴纳一半的粮食，其剥削程度无以复加，自然选择逃亡。
二，军官对下层士兵的奴役过重。军户是农民，也是士兵。在战争时期，他们就要出战，在和平时期就要耕地。不过，边疆许多徭役也是这些军户去执行，比如修建辽东边墙，“其都司卫所官员又调以修筑边墙，致误农事”。不仅如此，军官还将军户视为奴仆，各种公家和私家的事情都让军户承担，“海内燕安，外卫卒在京师，只供营缮诸役，势家私占复半之”。所以，顾念慈认为军屯制具有“奴役性”，军户的地位堪比奴隶。
不仅如此，辽东的军官还会大肆侵占军户耕种的土地。从明朝中期开始，派遣到辽东的亲王、太监等更是大肆侵夺土地，，“辽东镇守太监白怀、已故镇守总兵麻循、监枪少监张泰、辽阳副总兵张铭、分守监丞卢安、参将肖滓、李鉴、游击将军傅瀚各占军民田土，多者二百五十余顷，少者十余顷”。这些军官将屯田占据后，就导致士兵的土地大幅度减少，但依然还要缴纳和以前一样多大赋税。在这样的情况，屯田士兵只能选择逃走。
辽东极边。地方广阔，军马众多，粮草俱凭屯种供给。近年都司卫所官往往占种膏腴，私役军士，虚报子粒，军士饥寒切身，因而逃避。亦有管军官旗，倚恃势强，欺虐良善，无所控诉。——《明英宗睿皇帝实录》
三，屯田无法实现自足。明代屯田，一般是“二分戍守，八分屯种”，意思是二成的士兵覆辙守城，八成的士兵来耕种土地，屯守比例为4:1，如此来基本能够实现自给自足。但由于辽东战事较多，很快守屯比例就发生了变化。从永乐年间以来，屯守比例变成了2:1，屯军负担增加8倍。
当然，朝廷还会向士兵发军饷，但由于辽东粮食不足，士兵即使拿着银两也难以购买到粮食。明朝中后期，为了解决辽东粮食不能自足的问题，就允许商人运输粮食到劳动贩卖，但由于商人在沿途收到各种盘剥，到达辽东后粮价已经远高于内地。
“军兴以来,援卒之欺凌诟谇, 残辽无宁宇, 辽人为一恨。军夫之破产卖儿,贻累车牛,辽人为再恨 。至逐娼妓而并及张、刘 、田三大族,拔二百年难动之室家 ，辽人为益恨。至收降夷而杂处民庐 ，令其淫污妻女 ，侵夺饮食，辽人为愈恨。有此四恨，而冀其为我守乎?”——《大明熹宗悊皇帝实录》
那么，辽东地区的军队逃亡到底多么严重呢？正统三年，明朝派遣于谦清查全国卫所，发现逃亡的军队多达120万，占据明朝总兵力的三分之一。“臣等窃惟，自遣御史清理之后，近三年于兹矣，天下都司卫所发册坐勾逃故军士一百二十万有奇。今所清出十无二三到伍，未几又有逃故。”
辽东是明朝东北首疆，军队逃亡是最严重的地区。辽东原本应有该兵额9万以上，但到1547年核查仅剩下了6万，这还只是明中期的情况。到了后期，辽东军户的逃亡更加严重。隆庆年间，“开原额设兵马五千，逃亡大半”；万历年间则辽东全镇“军民逃亡者半”。
那么，辽东的军户都逃到哪里了呢？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女真地区，二是朝鲜，三是内地。由于明朝户籍制度非常严格，逃亡内地的军户没有户籍，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绝大多数人是逃亡女真和朝鲜，其中逃到女真地区的占据一半左右，“逼入夷地逃生者，无虑数千万家”。《酌中志》记载辽东“少壮强勇之夫，亡入建州什四五”。逃到建州女真就就差不多占据四成和五成，加上逃到海西女真的就更多了。当时辽东有“生于辽，不如走于胡”的说法。
实际上，这些逃亡女真的军户地位也不高，他们只能当女真的“包衣”，帮女真人耕种土地，这些“包衣”实际上就是奴仆。不过，由于女真部落较小，所以这些包衣基本是家庭奴仆，他们和主人“同室而居，同桌而食”。后期，由于流亡女真的汉人太多，因而不可能全部沦为包衣，还有部分变成了女真的佃户。
万历后期，连新开辟的“宽甸六堡”都有大量军队逃入女真。为了止住这种情况，李成梁放弃宽甸六堡，将这里的六万军民全部内迁。此后，明朝和努尔哈赤划定边界线，并确立一个协约，规定双方之人不能越界，凡越界之人，“见之即杀”。表面看，这是防止辽东商人偷偷去采长白山的人参，实际上，明朝想通过这个宽条来防止辽东军民逃亡女真。不仅如此，明朝还要求努尔哈赤将这些逃亡的军户遣返，所谓“刷返”。但这些人已经成为了女真的主要劳动力，努尔哈赤是可能放弃了，因而双方矛盾越来越大。
人民在历史上的长河之中，并没有什么多余的选择权，但却可以“用脚投票”。明朝后期，辽东居民大量逃入女真地区，甘愿当女真人的奴婢，也不愿意当明朝的兵，可见明朝对军户的压榨多重。这说明了明朝后期已经失去了民心，百姓已经开始用脚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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