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独资办医试点扩大后，全国首家外商独资三级综合医院即将开业。
2024年12月16日，天津鹏瑞利医院获批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成为中国首家获批的外商独资三级综合医院。《中国新闻周刊》获悉，该院预计于2月底正式投入运营。
天津鹏瑞利医院获得的外商独资营业执照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2024年9月，商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通知》，拟允许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9地设立外商独资医院。2024年1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印发独资医院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试点方案》），进一步明确外商独资医院的设立和运行条件。
当年11月，四部门同步发布的《独资医院领域扩大开放政策“一问一答”》 （以下简称《政策问答》）中提到，引进高水平的外商独资医院，有利于优化营商环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时，外商独资医院的管理理念、服务方式等，对国内其他医院的发展也能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哈佛中国健康合作项目主任叶志敏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外商独资医院的发展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其中包括公立医院在市场中的角色和发展、外资医院能否吸引知名医生和民众的经济能力。未来外资医院如何影响医疗格局，仍需关注医保和商保的发展。
错位竞争
与位于天津市西青区的天津南站相隔一条马路，就是天津鹏瑞利医院。
该院由鹏瑞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瑞利集团”，总部位于新加坡）持有，总投资约10亿元人民币。这种依托高铁站建设医院的模式，鹏瑞利集团称为“TOD”战略，即大型交通导向型综合项目。天津鹏瑞利医院规划床位500张，设置内科、外科、骨科等科室以及12间净化手术室，并设有国际部，提供健康管理、慢病管理、大病康复等医疗服务。
全国首家外商独资三级综合医院天津鹏瑞利医院外景。本文摄影/本刊记者 孙厚铭
“落地在西青，远不止着眼于西青。”天津鹏瑞利医院院长刘丹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医院瞄准京津冀地区的高净值人群和外籍人士，以及天津、河北的常住居民。
围绕目标人群，刘丹在规划科室时，调研了京津冀地区的医疗资源，寻找发病率高和就医需求大的专科领域，提出与公立医院“错位发展”的策略，采取“大专科、小综合”的模式，希望在肾病、免疫疾病等细分领域形成特色。
与医生详尽沟通、严格的预约就诊，是天津鹏瑞利医院与公立医院差异竞争的方式。刘丹介绍称，目前已在鹏瑞利医院工作的医护人员，很多都有公立医院、外资医院乃至海外的工作经验。外语能力和培养的可塑性也是招聘的考虑因素之一，国际化的服务理念也需要员工学习适应。
天津鹏瑞利医院发布的招聘信息中，急诊科主任、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等职位要求具备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多个岗位也优先考虑具有三甲或二甲医院工作经验的医护人员。刘丹认为：“不同于公立医院金字塔型学科人才队伍中需要大量年轻人才，我们倾向于招聘成熟业务骨干。”
人才是外资医院建设中共同面对的困难。天津鹏瑞利医院手术室护士长孙志娟认为：“天津公立医院中具备一定职位的医护人员不愿跳出编制，而天津的民营医院又很少。”吸引人才，刘丹认为首先要提供职业平台的发展，其次是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另外也会筛选部分人员，提供去海外培训的机会。
目前，天津鹏瑞利医院尚未配备外籍医护人员，鹏瑞利集团医疗健康CEO陈美兰对《中国新闻周刊》称，医院未来计划通过全职和短期执业等方式引入外籍医生，特别是在肿瘤治疗等领域。她表示，引入外籍医生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语言、文化上的障碍也需要突破。
天津鹏瑞利医院属于天津鹏瑞利国际健康商旅城的一部分，商旅城内还有中外合资建设的脑科医院、康复医院和护理院，四家医院规划总床位达到1300张。几家医院内部的手术室、成像设备和临床实验室可以共享。刘丹介绍，这种“共享医疗”模式可以避免重资产的重复建设，而未来天津鹏瑞利医院的患者一部分也会来自其他三家医院的转诊。
“医保只是选择之一”
支付方式上，“我们希望拓展商保支付和高端自费的人群，这是我们重点要服务的对象”。刘丹介绍，同时医保会是选择之一，预计在3月份左右会申请开通医保。
《政策问答》中提到，国家医保局欢迎和支持符合条件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成为医保定点机构，管理上对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医疗机构一视同仁。成为医保定点机构，需要执行统一的医药服务价格，优先使用集采中选药品和耗材，并落实DRG、DIP等支付方式改革要求。
刘丹认为，天津鹏瑞利医院接入医保但不会拘泥于医保，未来医保药物采购量不会很大。“我们的供给完全决定于需求。”他介绍，支付方式不同，医院提供的服务也有差异，这体现在药品、服务和医院的资源使用上。
刘丹介绍，对于医保支付的患者，医院会严格执行医保服务价格。对于使用商保支付和自费的患者，医院会提供市场上的原研药、进口药品和手术耗材，也会通过“绿色通道”申请国外审批已上市药品，“这是我们相较于其他医院的比较优势之一”。
在住院部，使用医保住院的患者可以住三人间，而使用商保和自费的患者，可以住条件更好的单人套间。这种模式在新加坡也存在。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刘劲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新加坡医疗体系中，公立医院实行分级病房制度，C级病房由政府大幅补贴，价格低廉但条件一般，而A级病房设施和服务很好，价格昂贵，政府不提供补贴，“这种精准的补贴下，新加坡医疗系统的效率非常高”。
是否接入医保支付，如何使用医保支付，反映着外资医院的不同市场定位和发展策略。刘劲表示，医保体系照顾基本医疗需求，十分强调控费，而引入外资医院是为了补充高端医疗市场，所以制度设计上更希望外资医院发展商保的支付方式，而不是到本来就很紧张的医保“锅”里吃资源。
刘劲认为，从医疗服务价格上来看，外资医院和公立医院完全是“两套游戏”，若进入医保系统，相当于直接面对和公立医院的竞争，“外资医院还是要在医保支付方式之外有所作为”。
对于天津鹏瑞利医院为何选择接入医保，陈美兰认为，医院本身就应该开通多元支付方式，为不同人群提供服务。目前，在全国超过100家外资医院中，包括上海莱佛士医院在内的多家外资医院都已进入了医保结算体系，医保报销比例多在5％—30％，并要求结算方式上“商保、医保二选一”。刘劲分析，纳入医保相当于变相降价，为外资医院提供更多客户。例如，中外合资的上海嘉会国际医院2019年的数据显示，接入医保三个月后，就诊量实现了翻番。
出于适应本土政策的需求，一些尚未接入医保的外资医院也有意愿加入医保结算体系。在上海自贸区的试点政策下，2016年5月，日本永远幸医疗集团旗下的上海永远幸妇科医院正式开业，成为中国首家外商独资专科医院。该院相关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医保的监管体系有助于医院实现本土化管理，医保的公信力也能提升患者对医院的认知。永远幸集团在日本的医院已采用医保与自费相结合的模式，该院也希望未来能够加入国内的医保体系。
刘丹提到，天津鹏瑞利医院在与不同商业保险公司确定商保支付价格时，会参照医保并作出调整，可能是医保价格的两倍或者三倍。叶志敏认为，具备购买商保能力的患者会选择外资医院，但由于医疗卫生领域供需信息不对称，医院也有动机诱导病人用昂贵的服务，推动医疗费用的增长。
在外资医院和医保接轨的过程中，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认为，实现“医保、商保和自费支付的叠加”是一个有待于突破的政策。金春林介绍，目前医保报销政策严格要求按基本医保范围和标准执行，如果能允许外资医院以高于医保标准的价格进入医保体系，支付部分按照医保标准执行，剩余部分通过商保报销或自费，会更好促进外资医院的发展。他举例称，假设外资医院的床位费为200元，而医保标准为100元，那么医保可承担其中100元，剩下100元可选择其他支付方式。
医疗体制存在一个不可能三角，即质量（“看得好病”）、成本（“看得起病”）和效率（“看得上病”）。刘丹称，这一不可能三角中，天津鹏瑞利医院会更注重“看得好病”。
上图：天津鹏瑞利医院的门诊区，随处可见新加坡国花“胡姬花”的元素。
下图：天津鹏瑞利医院住院区的单人套间。
从70%到100%
根据此前要求，中外合资医疗机构中，外资所占的股权比例或权益均不得超过70％，《试点方案》则解除了这一限制。按照2019年建造之初的规划，天津鹏瑞利医院原本是一家中外合资医院，在获得外商独资医院资格后，鹏瑞利集团的持股比例从70％增至100％。
陈美兰自2006年开始进入中国医疗市场工作。她介绍，此前，国内的中外合资医院至少30％的股权必须由中资持有，但是寻找一个既愿意持小股又理念契合，并在发展战略上愿意接受外资主导的合作方并不容易。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资办医的发展。
过去十多年，中国外资办医政策多次调整。2010年，国务院首次将外资医疗机构调整为“允许类”投资项目。2014年，原国家卫计委与商务部联合发文，在北京、天津、上海、海南等七地试点外商独资医院，允许境外投资者通过新设或并购进入市场。然而，2015年3月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医疗机构列入“限制类”，仅允许合资或合作形式。
金春林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政策变化可能源于对遗传资源泄露、冲击国内医疗机构的担忧，以及“行医需具备本国国籍”的观念影响。他认为，此次所有制的突破释放了对外开放的信号，展现了国家对外开放的态度，也有助于优化投资环境和吸引外资。叶志敏认为，对于外资而言，医院投资规模大、回本周期长，政策的持续性和透明度是其进入中国市场的关键考量因素。
上海永远幸妇科医院瞄准高端妇科服务，设有妇科、中医妇科和生殖健康与不孕症等科室，配备68张床位和3间层流手术室。医院董事长范煜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经过近十年的磨合期，医院实行双轨制模式：技术服务与日本总部同质化，用不可替代的医疗技术避免陷入低端竞争；流程管理遵循本土化，通过融入当地医疗生态规避政策波动风险。金春林认为，该院的发展经验表明，相较于大投资、长周期的综合医院，外资医院更适合采用专科和轻资产的模式。
陈美兰透露，鹏瑞利集团对庞大的中国医疗市场感兴趣，也注意到老年病、慢性病等医疗服务的需求尚未被满足。她介绍，拿到首个外商独资综合医院的牌照后，一些在东南亚拥有连锁医院的公司向她表示对中国市场的兴趣，并咨询投资的操作流程。
中国其他城市也在引进外商独资医院。2024年11月，广州市白云区政府宣布计划建设独资医院鹏瑞利国际医院。2024年12月，同样来自新加坡的绿叶医疗集团与深圳市卫生健康委签署协议，计划建设国际医疗总部和外商独资专科医院。
陈美兰认为，相较于东南亚地区的医院，欧美医疗机构进入中国市场时，更易受到宏观国际关系的影响。“我们能这么快落地，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她介绍，其他医院很难实现如此快速的转换，新建外商独资医院需要很长时间，而现有合资医院若要转为独资，需先注销中外合资资质，再重新申请外商独资，很少有医院愿意这么做。
除了政策松绑，外商独资医院的发展仍面临多重瓶颈。金春林认为，受外资引进速度和常住外籍人口减少的影响，外籍人士在华医疗市场的需求实际上在下降。相比内资医院，外资医院还需应对外国人才就业政策、医疗技术引进、签证制度等方面的挑战，这些尚待进一步解决。
《试点方案》对外商独资医院提出了诸多要求，包括设立级别需为三级，类别限于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和康复医院。此外，全院管理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中，中方（内地）人员的占比不得少于50％，并且医院的信息存储服务器必须位于中国境内。方案还要求不得设立精神病医院、传染病医院、血液病医院、中医医院等特定类别，也不得开展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技术等医疗和伦理风险较高的诊疗活动。多位受访者表示，这些限制出于严谨的考量，当前现实下，并不会影响外商独资医院的正常运营和发展。
推动本土医疗体系提升
与天津公立医院的交流中，刘丹提到，天津鹏瑞利医院不想与公立医院争夺市场，而是作为补充，推动市场扩容，“公立医院不愿意做的，我们来做”。同时，他也希望补充本地医疗资源，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医疗选择。
早在西青区2015年的一份规划中，就提到要在天津南站地区预留一块医院用地。目前西青区仅有一家非营利性三级医院，该区计划在2025年将每千人口床位数提高至5张，但这一数字仍低于天津市2022年每千人口5.2张的水平。
西青区政府2024年1月发布文件，提出要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提高区内就诊率。多位当地居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前西青区内大医院看病仍存在看病难的问题，若天津鹏瑞利医院能使用医保，且价格和公立医院一致，他们会考虑前往就诊。
《试点方案》要求，投资主体能够提供国际先进的医院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可以补充或改善当地在医疗服务能力、医疗技术和医疗设施方面的不足，拓展多元化服务供给格局。
刘劲认为，医疗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外商独资医院是对当地医疗资源的重要补充。与此同时，现有政策也希望通过引入高水平医疗机构，产生鲇鱼效应，推动本土医疗体系的提升。
范煜观察到，中外患者在诊疗习惯上存在差异，例如中国患者更倾向主动询问治疗方案，重视效率与价格透明度，日本模式偏重医生主导。“在规模和综合实力远远落后于公立医院及其他头部医院的情况下，我们是通过技术和服务特色，与现有医疗体系形成互补。”范煜介绍，上海永远幸妇科医院还尝试通过试点政策加速引入日本已获批，但尚未在中国上市的辅助生殖药物，申请将新型促排卵剂等药物纳入自贸区“急需医疗器械和药品清单”。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外商独资医院通常具备高技术水平和先进的管理理念，直接与国内高端三甲医院竞争。同时，它们的进入可能推动民营医疗机构发展，进一步重塑中国医疗体系的多元共生格局。
从不同医疗机构的角色来看，刘劲认为，中国医疗体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新加坡的模式：公立体系提供普惠医疗，通过政府补贴控制成本，覆盖大多数民众的基本需求；市场化体系面向剩余高收入人群，提供更高质量的差异化服务。
叶志敏关注中国医改多年，她认为此次政策调整的原因之一，很有可能是政府的投入跟不上增长迅速的医疗费用，同时新医疗技术不断发展，病人需求不断提高，面对愿意支付更多钱获得更好服务的人群，“政府也在回应这部分人群的期望和需求”。
作为卫生政策的研究者，叶志敏关注医疗机构的竞争，也关注“竞争中有多少人受益”。她介绍，不同医疗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完全分开，服务不同人群；另一种是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公平竞争，民营医院需要通过竞争生存。
叶志敏担心外资医院的进入会加快医疗体系的“两极化”。外资医院进入市场后，公立医院会更快发展特需服务和外资医院竞争，导致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增长。新加坡的经验也说明，当民营医院用高薪来吸引公立医院的名医，公立医院需要提高薪酬留住医生。国际经验表明，当民营医院的市场份额超过18％—20％，就会带动整个国家医疗体系的费用上涨，欧洲大部分国家也都将民营医院的市场份额控制在20％以内。
叶志敏认为，为了减少政策的负面影响，政府可以通过树立效率和服务质量高的公立医院作为行业标杆，和私人医院竞争。同时，也应考虑要求外资医院更公正、透明地收费，让患者成为更聪明、更知情的购买者。
发于2025.2.24总第117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首家外商独资三级医院来了
记者：孙厚铭
编辑：杜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