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P评论是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
导语：
当地时间2月23日晚，德国新一届联邦议院（议会下院）选举结果出炉。出口民调显示，中右翼德国保守派联盟（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CDU/CSU，亦简称联盟党）得票率第一，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又译德国另类选择党）崛起为第二大党。出口民调结果公布后，联盟党总理候选人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在柏林宣布胜利，并表示将尽快组阁。他曾在竞选期间声称，将带领德国克服经济疲软，更多的参与欧盟事务。对于欧洲，他主张独立于美国，加强欧洲战略自主。
如何理解大选背后的德国政党格局？右翼政党的崛起，是否意味着德国政治“防火墙”机制摇摇欲坠？当前，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都面临经济增长乏力、政治极化、俄乌冲突持续等方面的严峻挑战，新一届政府将给德国乃至欧洲带来哪些政策上的转向？联盟党重新掌权，默茨是否会与其曾经的党内对手默克尔一样，致力于推动中德关系的改善？
2月24日，IPP就德国大选结果采访了上海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邀请他为我们解读德国大选结果对欧洲及国际格局的深远影响。
IPP
郑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德国大选的结果已经出炉，请您先大体谈谈您对这次德国大选结果的看法。
郑春荣：关于这次德国大选，舆论普遍的观点认为，基民盟/基社盟（也称“联盟党”）作为第一大党胜选没有什么悬念，最后结果也表明确实如此。当然，大选结果对联盟党而言也并不是那么理想，毕竟得票率还是低于此前民调数据显示的30%。
2月23日，在德国柏林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总部，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默茨接受祝贺。图源：新华社
另外，大家关注的焦点是：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得票率，到底能够飙升到什么程度？结果显示，其表现与民调差不多，但与上一届选举相比得票率大概翻了一倍，势头非常强劲。
最后，选举过程中最大的一个悬念是：德国的几个小党能不能进入联邦议院？因为德国政治体制中有一个5%的门槛（只有获得5%及以上选票的政党才能获得议会席位）。
从结果来看，被认为是极左翼的左翼党（Die Linke）出人意料的得票率比较高（8.7%）。而自民党（FDP）（4.3%）和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从左翼党分裂出来的左翼政党，BSW）（4.9%）都由于没到5%的门槛，未能进入议院。
小政党无法进入联邦议院，对于组阁形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总体来看，虽然进入联邦议院的政党数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多，但是德国政党体制的“碎片化”现象依然延续。另外，极右政党德国选择党和极左政党德国左翼党的得票率都在上升，极化的特征在这次选举中还是比较明显的。
德国的政治通常由多个政党组成执政联盟。如果小党无法进入联邦议院，将迫使大党依赖其他大党组建政府联盟。图源：新华社
IPP
德国的这种政治极化的特征反映了什么样的民意？牵引民众情绪的，主要是对现任政府的不满，还是真的相信极左或极右政党的主张能够带领德国实现新的转变？
郑春荣：我认为这两者肯定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极左和极右的选民很多都是“抗议性选民”，他们对于“交通灯”联合政府（即朔尔茨内阁，取三党的代表色，社民党红色、绿党绿色及自民党黄色）的执政不满，认为朔尔茨政府没有解决德国的内忧外患，比如俄乌冲突带来的经济和民生问题、移民和难民问题等。所以，出于不满，他们就会投票给德国选择党或者左翼政党。
但是，这并不能说选民一定认同这些极右政党和极左政党的治理方案，因为这些极左和极右党派实际上都没有执政，都没有经过“真金冶炼”的过程。很多情况下，极左或极右的政策方针看上去很好，但一旦上台执政，可能就推行不下去了。
选民其实是对原有的主流政党不满，才把希望寄托在极右政党上。
2024年，德国经济萎缩0.2%。2023年，德国经济萎缩0.3%。各界均寄望于德国大选后，新政府采取改革措施。图源：新华社
IPP
讲到这个问题，让人回想到之前马斯克说的那一句引起德国舆论哗然的话：“唯有选择党能够救德国”。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也说，德国保守党获胜“对德国来说是伟大的一天”。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愈发有与欧洲右翼合流的趋势。您怎么看这种趋势？
郑春荣：特朗普的政治倾向通常被归为“民粹主义”，与建制派进行切割。因此，他的很多观念和政策做法都不按常理出牌。目前，特朗普要做的事情实际上是与那些志同道合的政党或力量建立联盟。
可以说，特朗普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打造一个全球“民粹主义联盟”，或者说“统一阵线”。
我们可以发现，在特朗普的就职典礼上，他主要邀请的都是与他的执政理念比较接近的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像德国、法国的主流政党领导人和欧盟机构的领导人，都没有被邀请。
特朗普本人可能认为，他在美国推行的那套政策能够让美国重新伟大，他坚信自己的政策是正确的。并且，他认为这些政策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也应该是有效的。
当地时间2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德国大选做出评论，称德国大选结果显示“德国人民厌倦多年来一直存在的毫无常识的议程”。图：Truth Social
特朗普本人应该也希望欧洲的主要国家都是由与他理念一致的朋友执政。这样一来，他和马斯克推行的一些“去监管”、让科技企业更加自由的政策才能实施。如果欧洲依然由坚持“政治正确”的主流政党把控，特朗普的一些想法可能难以实施，因为在很多政策理念上，主流政党与特朗普并不站在一条线上。
IPP
在您看来，“特朗普一派”会不会在国际上蔓延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即将到来的法国选举，也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
郑春荣：欧洲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了。原来欧洲极右政党执政的国家并不多。但现在你可以看到，意大利极右政党也崛起了。虽然意大利的政党格局也是碎片化的，但意大利兄弟党成功执政了。现在荷兰也有类似的情况，瑞典也是。奥地利的“防火墙”（主流政治不与极右翼政党合作）已经被突破了——奥地利极右翼政党自由党，甚至可以和保守党人民党展开联合执政谈判，虽然最后没谈拢。
再看看法国，虽然由于选举体制的原因，国民联盟没能取得预期的胜利，但谁知道它下一次选举会不会成功呢？
现在，囿于“防火墙”机制，德国选择党在短期内参与执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防火墙”就是一层一层被突破的，没人知道未来会不会有坍塌的一天。
再说，还要考虑到外部力量的影响。保守派政治力量也在互相站台——像马斯克就在影响德国的选举。
IPP
现在特朗普也在促成俄乌谈判。这一次的德国大选会不会对俄乌停战的谈判进展产生影响？
郑春荣：在这个问题上，德国整体上与欧洲其他国家还是一致的。无论是朔尔茨领导的“交通灯”联合政府，还是如今的基民盟/基社盟，他们的立场和态度还是比较明确的：乌克兰必须参与谈判中，因为这涉及欧洲的安全，欧洲也应该坐上俄乌冲突和平解决的谈判桌。
现在，基民盟/基社盟要牵头组阁。和原来的政党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基民盟/基社盟在国防投入方面更加积极。比如在加强国防支出、乌克兰军援等问题上，他们比原来的联合政府，特别是社民党——更加积极。或者说受到的约束更少一些。这是它们的一个区别。
但总体来看，他们的差别不大。正如我刚才提到的，他们都强调要给乌克兰一个持久的安全保证，并确保欧洲自身的安全。
IPP
很多中国人似乎都认为，德国选择党是比较“亲中”的。包括此次胜选的基民盟，其前领导人、曾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跟中国的关系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德国新政府会不会对中国的政策更加友好？
郑春荣：现在的情况是，原来在“交通灯”联合政府期间，欧洲大环境下对中国“去风险”的方向未变，包括欧洲对华的“三重定位”——在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中国是“伙伴”；在技术和经济领域是“竞争者”；在制度和治理模式方面是“对手”。德国其实也是在这个框架下与中国打交道的。
但我们可以看到，在朔尔茨的领导下，政府内部其实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比如，社民党在朔尔茨总理的带领下，对华政策总体上更务实，主张加强对华合作；但绿党在对华问题上则持更加强硬的态度。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联合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确实存在不同的声音。
然而，在实际的对华政策中，一方面德国确实在进行“去风险”；但另一方面，它也在保持与中国的经贸和投资关系。
进入新的政府后，整体态势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去风险”政策仍在延续，所以强调安全的问题还会继续。
但另一方面，现在欧洲也面临很多经济上的困难。新的联合政府，不管是基民盟/基社盟，还是社民党，他们都需要解决美欧之间存在不少矛盾的问题——尤其是在防务和经贸方面。
因此，他们也需要寻找对冲的方向：如果美欧关系进一步出现裂缝，那么德国与中国的合作势必需要加强。为了应对自身的经济问题，德国也需要在一些领域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IPP
原先，拉近中德之间关系的最重要纽带是经贸联系。但现在，很多德国企业在中国遇到了一些经营上的困境甚至是风险，比如德国汽车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就遇到了中国本土车企的蚕食，甚至有中国车企开始占领欧洲本土市场。中德在经贸领域上的竞争加剧，会不会影响到未来中德政治上的联系？
郑春荣：这肯定是有紧密联系的。有研究报告指出，中德之间在很多产业领域都有一个“关键节点”——可能到了某个点，比如我们的竞争力超过他们的时候，就可能会对德国企业造成更多排挤的竞争压力。
不过，现在中德经贸合作的存量仍然存在。虽然目前美国已经超越中国，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中德之间的经贸投资体量依然很大。所以，德国仍然非常关切这些存量。
接下来，首先，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那么德国企业肯定会有更多机会在中国市场进行经商和投资。
德国威廉港印有“中欧快航”的集装箱。图源：新华社
另一方面，德国的一些传统大企业也在进行转型。过去，中国在很多领域实现了“弯道超车”，挤压了德国企业的发展空间。但其实，现在德国的很多企业也在思考如何与中国的数字化平台合作，提高研发速度。或许在某一天，德国在汽车领域也会出现“弯道超车”。另外，现在德国也在思考，“弯道超车”是否一定要走电动汽车这条路？他们也在寻找其他的合作领域。
但总体而言，对于德国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传统的强势行业，如何通过研发加大投入、创新以增强竞争力。在这个基础上，中德双方可以考虑寻找哪些新兴领域进行合作，实现两国企业的共同发展，促进双方在新的领域达成更多合作。
所以，你提到的中德经贸投资合作中的这些问题，肯定是存在挑战的。关键问题在于：在中德现有紧密的经贸投资关系基础上，如何调整合作方式，或者寻找新的领域加强双方合作。说不定，未来中德两国能够寻找到新的合作方向，进一步拓展更广阔的共同利益。
（王昱茜博士、王妍俐博士对此文亦有贡献，特表感谢）
采访：刘深
文稿整理：周浩锴
嘉宾简介
郑春荣
同济大学长聘特聘教授，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德国研究》杂志主编，《德国发展报告（德国蓝皮书）》主编，中国欧洲学会副秘书长，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
侠客岛对话郑永年：俄美会谈是特朗普对“自由世界秩序”的一记重拳
梅里·马达沙希：全球动荡与政治格局的变迁｜中英文对照
IPP专访｜郑永年：中欧关系间的“杂音”从何而来？
关于IPP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