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钟内看完一部经典电影、短视频“速食”影视花边资讯、以二倍速模式追剧……这些似乎已经成为当下年轻人影视消费的普遍方式。与之相伴随的，是“性价比”正成为衡量娱乐休闲是否物有所值的一项重要标杆。
调查显示，94.8%的受访青年感觉自己的生活开启了“倍速模式”，近70%的青年人都在使用倍速功能来追剧。这表明，对“效率至上”的追求已不限于工作和学习领域，它同样深入到了人们的娱乐生活中。正如日本学者稻田丰史在《倍速社会》一书中所指出的：年轻人无法接受他们的时间被浪费，所以十分钟看一部电影的形式受到了广大欢迎。
对于“速度”与“效率”的推崇不仅限于观众消费领域，它同样深刻影响着影视制作的各个环节。微短剧的风靡、话题电影与情绪电影的热卖，以及影视制作周期与发行窗口期的不断压缩，都透露出影视行业的上游同样陷入类似的“时间焦虑”当中。
不可否认，如此的“时间焦虑”确实催生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使得“注意力经济”成为当前的热门话题，但在这些“热现象”的背后，也存在着值得我们展开“冷思考”的隐忧：倍速社会如何重塑观众审美？影视行业何以被“倍速”所重构？与“快消费”相对立的“慢电影”是否还有其存在的空间？
从正常到倍速：被异化的焦虑社会
加速发展是现代社会的永恒主题，“越快越好”成为整个社会奉行的“圣经”。放之于影视行业而言，这种“加速”并非单纯由观众或创作者的个人意志所决定，而是植根于背后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正如德国学者罗萨所认为，科学技术的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与生活节奏的加速，三者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加速的自驱流动系统，并以一种自我促动的过程导致了人们对“时间贫困”的感知。
简而言之，倍速社会所带来的是一种“时间不够用”的感觉，因此即便在娱乐时，我们也倾向于将时间的利用效率最大化，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尽可能多的事情。
例如“特种兵”式的旅行，以高强度的活动取代了应有的休闲体验，追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卡”最多的景点；影视作品的倍速播放，让年轻观众能够跳过那些“与剧情无关”的部分，甚至出现了先看结局再看剧情的现象，观众在对快速获取结果的渴望驱使下，从对于剧情的被动欣赏转变为对于信息的主动消费；针对影视作品的剪辑解说视频则更为直接，不仅剔除了多余的剧情支线，将叙事简化为单一主线，浓缩为核心矛盾，甚至将人物命名简化为“小帅”与“小美”，以求最大化降低观众接受门槛。
然而，如此效率至上的做法却导致了审美观念的异化。众多影视作品与衍生品犹如“预制菜”一般，在生产中沉溺于对受众“即时满足式消费”的片面迎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以标准化、工业化的方式，提升了行业的“翻台率”与制作速度，节省了“食客”的选择与等待时间，却背离了影视作品所应承载的人文关怀和艺术本质，致使艺术作品的“光晕”进一步消散，更进一步堵塞了大众所本应享有更多元与开放的精神享受的通路，从而催生了赛博时代所特有的新型审美霸权。
从“看”到“刷”：被重构的影视行业
“倍速社会”风尚盛行的背后或许是观众群体“挤水”的渴望——这里的水并非指的物理意义的水，而是比喻性地指代剥除那些冗余、无用、虚假的部分，进而更为精炼地呈现重点。
以国产影视剧为例，其“野蛮生长”时期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耦合。那时，众多流媒体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众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激增。加之按集或时长收费的商业模式，导致了大量国产剧集出现“注水”现象。情节推进缓慢、台词冗长无味以及戏剧冲突过度夸张的影视作品，迫使观众不得已在“弃坑”与“坚守”间摇摆。为了调和这种矛盾，观众开始采用倍速播放的方式来节省时间。
但“倍速”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于观众欣赏习惯的层面，它实际上对影视产业同样产生了深刻的变革。倍速播放、短视频、微短剧风头正盛，流媒体平台提供的碎片化内容，加之算法加持下的精准推送，让娱乐体验唾手可得的同时，也更为精确地触及观众“爽点”。
这种现象在哲学家韩炳哲看来，正是“差异性或对他人与陌生人的否定性被完全消除”的平滑美学的体现。因而，我们发现看电影的“看”已被刷剧、刷短视频的“刷”所替换。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累计电影票房为425.02亿元，同比下降约126亿元，观影总人次减少约23.1%，而2024年微端剧市场规模却达到504.4亿元，同比增长34.9%。走进电影院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少，躺在沙发中刷手机的人却越来越多，人们不断滑动屏幕，期待在信息海洋里找到自己喜爱的视频，获得短暂的视觉快感。
另一方面，从“少”到“多”，影视资源的爆炸式增长，使得刺激性强、有爽感的影视作品开始受到青睐。
陈思诚凭借高强度的反转与正邪对峙，形成了高度风格化的电影套路；《热辣滚烫》剔除了原版《百元之恋》中淡淡的“物哀之美”，转而聚焦于打造“底层逆袭”叙事，营销也主打贾玲“一夜暴瘦”的倍速神话；《好东西》也将剧情“脱口秀化”，不断用金句和造梗来营造性别“爽感”。
电视剧方面，于正的爆款剧《墨雨云间》被年轻人戏称为“国产剧辣条”，剧情设计简单粗暴，主人公仿佛把复仇当作事业，不断地奔波在复仇之路上。
相较于剧情间的过渡与支线被走马观花式地极致简化，能给观众提供强烈情绪价值的“爽感”景观却被不断拉长，影视内容开始追求快叙事节奏、高度刺激性和爽感的东西。在短视频、微短剧的裹挟下，化长为短、由慢变快、定位重点的内容生产成为影视创作者们为应对社会个体追求“效率最大化”这一目标而采取的生产策略。
从“快”到“慢”：在倍速社会里看慢电影
尽管电影的消费模式正在经历变革，但这并不意味着与“快消费”相对立的慢电影就失去了其价值与意义。也正因为时代在快速发展，我们更有必要呼吁，在倍速社会看慢电影。
在这里，慢电影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指电影院里的长电影。在黑暗的空间里，你我关掉手机，静静欣赏银幕上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完成一场仪式感十足的观影过程，比如在大银幕看完三小时的《长安三万里》，你才会强烈地感受到大唐风华是如何通过电影传递出来。二是节奏相对缓慢的艺术电影，它们没有快节奏、高叙事密度，也没有流量明星引流，通常呈现为缓慢的叙事节奏、近乎凝滞的镜头时间与深邃的哲学思考，其欣赏过程更像是一段心灵朝圣的旅途。它并不追求快速社会所强调的即时结果，而是注重观众在观看过程中的体验与感受，比如陈小雨的《乘船而去》、蔡杰的《人海同游》、张中臣的《最后的告别》，这些慢电影所激发的是观众的深度体验与情感共鸣，是对艺术深度追求的重拾。
此外，慢电影还承载了艺术家对于社会的洞察与自省，流露出的是创作者深沉的人文关怀与情思。作为慢电影的代表、贾樟柯导演的《风流一代》则更具媒介档案的深层意味，跨越21年的影像素材架通了过去、现在与未来，记录的既是个体的成长历程，同样也是时代变迁的生动见证。
但悲哀的是，这些电影与快节奏、高密度叙事的商业电影相比，都未能获得应有的票房回报。
正如米兰·昆德拉对时代所发出的诘问：“为什么慢的乐趣消失了？”当倍速社会到来，带来的或许不只有效率的提升，还有被焦虑侵占的生活与被科技控制的人生，而慢电影则承担了抚慰时代心跳的功能属性。所以说，我们在倍速社会里看慢电影，实际上是提倡一种慢速美学，走出效率至上的一种减速调适。当我们主动与媒介保持一定的距离，将自身从信息过载和媒介依恋的漩涡中抽离出来，回到本真世界，花一个月时间认真读一本文学名著、走进电影院静静看一部长片、煲三小时的汤、重返大自然、陪家人聊天，慢下来，或许我们会重新体验时间和生命的绵延，找到自己和世界间的平衡，重新发现“从前慢”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