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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8年春日的一天，宫柳吐翠，桃花映霞。在历史长河中，这一天或许只是无数平凡日子中的普通一天，但对唐肃宗李亨和群臣而言，心头却别有一番滋味。经过安史之乱数年的动荡后，李亨终于重回大明宫。这一天，他久违地在含元殿举行朝会。君臣仪容整肃，朝仪盛大庄严，转危为安的李唐政权似乎正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向中兴。
▲影视剧中的李亨。（资料图）
朝会散去，时任中书舍人的贾至难掩激动，提笔写下《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并将诗作分发给同僚共赏。
按唐朝诗人间的惯例，收到诗作需以和诗回应。恰逢“摩诘居士”王维也在朝中任职，还与贾至同为中书舍人，可谓贾诗题中标准的“同僚”。于是，王维欣然提笔，写下《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
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
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向凤池头。
在描写大明宫的唐诗中，恐怕没有哪一句能在气势上压过“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了。
即使历经兵燹，但那些亲历过盛唐辉煌的诗人们，依旧能在笔下复刻出它的万千气象。
那么，“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仅仅是王维诗中的夸张表现吗？它在现实中是否真实存在？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有必要前往唐朝皇帝的长眠之处——关中十八陵。
▲唐十八陵分布图。（图片来源：数字唐陵网站）
01 关中十八陵里的“万国衣冠”
关中十八陵，全称“关中十八唐帝陵”，指的是除昭宗和哀帝两位末代皇帝外，位于关中地区渭水北岸富平、蒲城、三原、泾阳、礼泉和乾县六县的包含武则天在内的十九位唐朝皇帝的陵寝。
在这十八座帝陵的陵园内外，几乎都有一片矗立着诸多石人的区域。石人们的服饰外貌大多与中原民族有着显著区别，学术界依据唐人所用名称，通称其为“蕃酋像”。这名称生动地道出了石像主人的身份——蕃之君长、王之宾客。
唐代以前，以皇帝陵寝为代表的各类墓葬前几乎不见石质人像，而多是瑞兽和华表、龟趺座石碑等纪念性建筑。即便到了唐代，开国皇帝高祖李渊的陵前也并未设置石人林立的蕃酋像。
可见，陵前树立石像并非中国自发的传统陵寝制度。
开创性地于陵墓前设立蕃酋像的，是位于九嵕山主峰的昭陵。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与皇后长孙氏的合葬墓，在其北司马门遗址内的东西廊庑中，安放着“十四蕃酋长像”与著名的“昭陵六骏”石刻。
▲昭陵航拍图。（图片来源：文物陕西微信公众号）
▲“十四蕃酋长像”局部。（图片来源：昭陵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李世民驾崩后，即位的高宗李治为彰显父亲的文治武功，便命工匠制作了诸蕃酋长的写实性石像，并在像座上刻写其身份和官名，陈列在昭陵的北司马门内。
遗憾的是，由于千年来的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昭陵的蕃酋像或身首异处，或深埋地下。
尽管考古工作者在北司马门遗址内陆续发现了不少石像躯体残块和石像座，但已很难将它们一一识别对应，只能根据其服饰和形象特征，初步推测昭陵前的“蕃酋”是来自北方草原、西域、吐蕃、东北亚和南亚、东南亚地区的族群首领。
02 乾陵神秘的“六十一蕃臣像”
唐陵前设置蕃酋像虽始于太宗昭陵，却在高宗李治与武则天这对空前绝后的“帝王夫妇”合葬的乾陵达到了巅峰。
乾陵坐落于陕西省咸阳市乾县北部的梁山之上。匠人们依山就势，仿照长安城的形制，精心打造了一座巍峨壮观的陵园。
在陵园正南方朱雀门外、双阙之内，61尊与真人等高的蕃像分列于神道两侧，合称“六十一蕃臣像”。
这些石像虽然装束各异，却无一例外保持着“双足并立，两手前拱”的整齐姿势，尽显臣子的恭敬与谦卑。
与昭陵的蕃酋像一样，乾陵的每尊蕃臣像都代表着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在建造之初，也在石像上镌刻了姓名、职官及其族属信息。
▲乾陵“六十一蕃臣像”。
然而，历经1300多年的洗礼，大部分蕃臣像背部的文字变得模糊不清。如今，仅有七尊石像尚存可辨的文字，其中三尊的文字较为清晰，分别是“吐火罗王子特勤羯达健”“朱俱半国王斯陀勒”和“于阗王尉迟璥（jǐng）”。
这三尊石像揭示的地名，都属于广义上的西域地区。“吐火罗”是早期定居于天山南北乃至中亚地区的一个复杂族群，学者们常将天山南麓的龟兹人和焉耆人、吐鲁番盆地的车师人以及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楼兰人归为吐火罗人。
“朱俱半”，在中国史籍里常被写作“朱俱波”“朱居半”或“朱居盘”等名，是一个由疏勒人担任国王的西域古国，大致位于今天新疆喀什的叶城县附近。自7世纪初起，它便与唐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而于阗国则更为人熟知。它地处塔里木盆地南沿，统治中心位于今新疆和田地区，是唐代安西都护府所辖安西四镇之一，也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从汉代起，于阗国便被详细记载在官方史籍里。《旧唐书·西戎传》记载，于阗国的国王姓尉迟，名屈密，与石像背后的文字完全吻合。
▲唐朝时期的于阗。（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那么，对于那些没有清晰文字信息的石像，我们是否还能确定其身份呢？答案是肯定的。
自两宋以来，诸多学者便开始关注乾陵前的蕃臣像。北宋时期，乾陵的蕃臣像多数仍幸存，这使得当时学者能够详细抄录它们的信息。
通过历代著录，已有36尊石像的身份得以确认。从这些蕃臣的官衔与姓名来看，他们大多是唐代安北、安西和北庭三个大都护府管理下的少数民族部族长官，以及葱岭以西诸国的部落酋长。简言之，这些蕃臣几乎都是归附于唐朝的少数族群首领。
蕃臣像的写实性极强，其外貌服饰极具地域特色，有的袍服束腰，有的翻领紧袖，还有的披发左衽……形形色色，宛如一场“民族服装博览会”。
▲乾陵“六十一蕃臣像”局部。（图片来源：文物陕西微信公众号）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乾陵前所有蕃臣像的头部都已不知去向。关于蕃臣像无头之谜，历来众说纷纭，但大多缺乏可靠依据。
目前，考古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这61尊蕃臣像头部断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明朝嘉靖年间陕西华县发生的关中大地震。乾陵距离华县只有100多公里，处于震中地带，石像的头部很可能因此而多数损毁。
03 蕃酋像——联结大唐与欧亚草原的文化纽带
作为唐王朝政治变迁的一面镜子，蕃酋像背后的故事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丰富。
从昭、乾二陵到桥陵，蕃酋像与底座的联结方式经历了从“凹槽座”到“榫卯座”的演变，而这一变化恰恰为我们解答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何独独到了唐代，中国才形成了陵前树立石像的墓葬制度？
实际上，陵前立石像及最初的凹槽座联结方式，都可以追溯到欧亚草原的游牧文明。唐陵蕃酋像的许多特征与北方草原地区用于殉葬的突厥石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唐人并未简单地照搬，而是对石人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从而孕育出独具唐风的“蕃酋像”。
▲上图：新疆昭苏草原的突厥石人（图片来源：网易）；下图：桥陵前的执笏石人像（图片来源：文物陕西微信公众号）
仔细想来，蕃酋像何尝不是大唐的缩影？突厥、回鹘、粟特、吐蕃、渤海、高句丽……无数服饰、面貌迥异的人汇聚于长安，就如同来自四面八方的蕃君长们列阵于陵前。
高山与大海、草原与田野，长城内外，山河表里，皆唤作“唐”。
据史料统计，有唐一代，在朝为官的外番人士超过了3000人，其中官至宰相级别的多达23个。这些数量可观的外番官员，并未改变大唐的底色，反而为这个时代增添了斑斓的色彩。
▲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客使图》壁画。其中左侧三人是唐朝官员，右侧三人是友邦藩国人士。
大唐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那海纳百川的胸怀。这种包容与开放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古老的智慧结晶，也是中国人民贡献给世界的精神财富，它辉煌于过去，也亮丽在当下。
（此文源出于《丝路流光——丝绸之路的文物传奇》一书；图片除说明来源的，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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