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24日，在新冠疫情仍未全面消退之时，俄乌冲突彻底爆发。三年来，这场冲突给全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能源危机、粮食危机、供应链危机、流离失所危机接踵而至，全球政治、经济、安全、金融、科技体系都受到了冲击。
俄乌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美国开启了由它主导的俄乌和谈进程，首先与俄罗斯举行了双边会谈。被排除在外的乌克兰和欧洲虽然表示不满，但似乎无可奈何。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推动开启和谈进程，但其目标并非解决乌克兰问题，而是试图全面缓和美俄关系并实现其“美国优先”的内外政策目标。濒于被边缘化的欧洲若想在未来的地缘政治格局中掌握话语权和主动性，必须真正觉醒并实现尽管痛苦但别无选择的转型。
谈及这场冲突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崔洪建表示，俄乌冲突暴露并加剧了大国之间缺乏互信、全球安全治理赤字严重的状况，对原有的国际关系准则及地区秩序造成了冲击，加快了世界格局向多极化的演变。他认为，大国关系的深刻变化对国际格局转型产生何种作用，新的全球多极化格局能否稳定下来，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对主要大国及国际社会的重要考验。
当地时间2024年7月8日，乌克兰基辅，儿童医院遭袭，救援工作进行中。图源：IC Photo
美国主导谈判核心在缓和美俄关系
新京报：特朗普政府近期主导了和俄罗斯的会谈，试图快速结束俄乌冲突。但美方近期表态称乌克兰回到2014年边界和加入北约都“不现实”，这是在向俄罗斯的诉求倾斜？未来美国主导的停火，能否平衡俄乌的核心诉求？
崔洪建：对于美国近期的这一系列言行，我认为首先需要理解美国推动与俄罗斯谈判的根本目标和基本路径是什么。实际上，并不像欧洲或者乌克兰的想象那样——美国的主要目的是要与俄罗斯解决乌克兰问题。
美国的出发点是要从整体上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乌克兰问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者说，解决乌克兰问题可以成为美国向俄罗斯示好并以此换取对方的合作，从而实现其总体目标的一个方面。
在美国看来，让俄罗斯积极参与其主导的谈判进程来实现自身的政策目标，这显然比照顾乌克兰的考虑、在俄乌之间实现某种平衡更为重要。同时，现在美国更倾向于从所谓“实力”而非此前拜登政府宣称的“西方价值”角度来看待冲突的性质和判断未来走势，对乌克兰更加轻视。因此美国是以更强的俄罗斯而非较弱的乌克兰作为首要谈判伙伴来寻求其合作，俄罗斯的配合对于美国能确保展开谈判并逐渐推进至关重要。
当地时间2025年2月18日，沙特利雅得，俄罗斯和美国代表团举行会晤。图源：IC Photo
因此从策略出发，美国会在谈判初期在核心问题上向俄罗斯倾斜。但美方也声称它“最终会拿出一个各方都满意且接受的方案”，因此随着谈判进行，在美俄双方涉及核心问题时美国也会对其姿态进行随机调整。同时，其他当事方尤其乌克兰和欧洲会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来施加影响，为显示其“公正”并确保谈判不仅有结果而且能执行，美国也会对谈判目标和节奏进行策略上的调整。
总的来说，美国的立场是基于美俄先达成共识，再根据情况变化进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不排除在某个阶段美国也会向俄罗斯施压，这时它们可能会采取向乌克兰和欧洲的立场倾斜来寻求平衡的策略。
新京报：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三年了，美国虽然希望主导和谈，但目前也没有公布完整的解决方案。你认为，俄乌冲突解决的一种现实方案是什么？
崔洪建：针对俄乌冲突背景的复杂性、俄乌双方目前的对立状态以及美、欧等方牵涉其中的现实状况，现实的冲突解决方案应该遵循一些基本原则：一是基于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此来区分可妥协和不可交易的部分；二是给予当事方平等的谈判地位，在各方合理安全关切之间求得平衡；三是将停止冲突与消除冲突根源联系起来，着眼于未来欧洲安全架构的建设。
俄乌冲突应当在三个层面展开：一是俄乌之间就停火、领土等问题进行直接谈判，但目前还不具备一些相应的条件；二是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应就双边关系（包括能源关系等）、重建欧洲安全秩序等问题进行谈判；三是美（北约）与俄罗斯就战略稳定及北约问题的谈判。
我认为，应该形成这样一种三场谈判并行的局面，既针对现实问题也着眼未来前景进行深入沟通，只有这样才能系统解决、标本兼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目前采取的先缓和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再推动俄乌冲突的解决，也不失为一条出路。但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考虑乌克兰和欧洲的利益，需要美国方面给出答案。否则即便美俄谈出一些结果，如果得不到欧洲和乌克兰的接受、支持和配合，最终方案很难落实甚至可能产生新的问题。
欧洲安全架构无法排除俄罗斯
新京报：美俄的利雅得直接会谈，排除了乌克兰与欧洲，引发乌克兰和欧洲不满。美国为何排除欧洲和乌克兰直接与俄会谈？
崔洪建：如前所说，在美国看来，它首先要解决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问题。而目前来看，俄乌基本矛盾依然尖锐，欧洲总体对俄立场仍然延续，乌欧显然无法与美国现在的政策转变形成相互支持和配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认为乌克兰和欧洲参与进谈判只会加大谈判难度，导致谈判进展偏离美国想要的方向。因此，美国需要排除障碍和干扰。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执政后，基于国内政治斗争的考虑，美国在拜登时期和欧洲形成的对乌克兰危机的协调立场，对于特朗普来说已经成为其推行政策的阻碍。从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对欧洲政坛的批评可以看出，当前欧洲主流政治与特朗普代表的美国政治之间已经出现了尖锐对立和矛盾。在政治逐渐对立的背景下，美国政府不愿意与多数欧洲国家政府合作。
另一方面，“欺软怕硬”是美国强权外交的本质。如果在未来关系到乌克兰和欧洲切身利益的谈判阶段，美国仍将它们排除在谈判之外而与俄方进行直接交易，则将更充分地体现出美国政策的强权逻辑和霸权性质。
新京报：被美国排除后，法国主导了欧洲紧急会议商讨未来向乌派兵等问题，但未能达成共识。实际上，虽然很多欧洲国家认为“美国不可靠”，但欧洲内部的对美态度分歧也很明显。欧洲能否加速实现战略自主，并且在未来的俄乌和谈中发挥更主动的作用？
崔洪建：欧洲现在已经受到来自美国政治变化和政策调整的强烈刺激，但是还不具备实现战略自主的一些基本条件，也就无法步调一致地采取行动。因此我认为欧洲可能会再次陷入一种尴尬的情况，那就是口号喊得很响，但是具体的行动仍然跟不上外部变化，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来应对很可能会影响自身利益的美俄接触和谈判现状。
实际上，欧洲深受乌克兰危机影响，不仅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乌克兰的巨大投入需要通过参与政治解决进程来获取足够的回报，因此很希望在未来俄乌冲突政治解决以及欧洲安全架构重建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但目前美国采取的策略显然并未考虑欧洲的意愿和利益，只是将欧洲置于接受美国分工、为美国“打扫战场”的从属地位，欧洲很难在事关自身利益的外交和安全领域发挥积极主动作用。
当地时间2025年2月17日，法国巴黎，欧洲多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紧急会议，商讨乌克兰局势和欧洲集体安全等议题。图源：IC Photo
如果欧洲想要摆脱目前的尴尬处境、发挥更主动的作用，一是要尽可能形成统一立场，在外交上拿出既符合自身利益又能兼顾各方诉求的合理的谈判方案，争取尽早加入美俄谈判，以此寻求对政治解决进程和结果施加影响并维护自身利益。另一个方面是尽快就提升硬实力达成共识，采取措施在安全领域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欧洲内部不断就“出兵乌克兰”的可行性进行讨论，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它为应对当前变化可能采取的行动方向。
然而，由于仍然缺乏足够的意愿和能力，欧洲很难在短期内对美俄发挥足够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只能采取以妥协为主的应对方式。
新京报：欧洲方面一直称，俄乌冲突是二战后欧洲面临的最严重的安全危机。但欧洲的安全长期依赖美国，如今被美国“抛弃”……欧洲未来的安全格局可能会面临怎样的状况？
崔洪建：未来欧洲的安全格局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美俄始终主导乌克兰危机的谈判进程，最终美国可能会迫使欧洲和乌克兰接受美俄之间达成的方案，最终形成美俄“共治”、在欧洲和欧亚地区划分新的“势力范围”的局面。换言之，欧洲安全格局最终将成为美俄关系缓和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称之为真正的欧洲安全架构，欧洲将沦为安全难以自主的二流力量。
另一种情况是欧洲找到建立战略自主的合理路径并摆脱美国的干扰坚持走下去，借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实现与俄罗斯关系的正常化，并在此基础上与俄罗斯共同致力于构建均衡、合理的安全秩序。为此欧洲不应再纠结于未来的欧洲安全格局“是否应当包括俄罗斯”的问题，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历史联系来看，欧洲安全架构无法排除俄罗斯。一个将俄罗斯拒之门外的欧洲安全格局仍然是一个长期对抗、风险不断的局面。
第三是目前的俄乌冲突持续下去，直到一方取得某种确定优势后，在此基础上再通过谈判来进行利益分配并形成未来的安全格局。当然，按这种情况走下去的话，各方承受的代价和损失都会越来越大，给未来欧洲安全格局埋下的难以化解的矛盾和风险隐患也会越来越多。
世界权力将进一步向地区大国转移
新京报：利雅得会谈后，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得到了一些缓和。而美国仍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一些人认为，美国在试图“联俄制华”。你怎么看？
崔洪建：尽管美国方面有此目标，但美俄关系的缓和仍然只是策略性和局部的，即便两国能做主解决乌克兰危机，对美俄关系的持续缓和能够提供的支撑也极为有限，同时美俄经贸利益少、能源领域还存在竞争关系。此外，即便美俄关系能实现持续缓和，俄方也没有理由去配合美方“联手制华”的目标，大国关系不是这么“过家家”式的简单变化。要放弃和中方在政治、经济各领域的合作基础和共同利益，不符合俄罗斯的现实利益。何况美俄之间的互信程度也不足以让俄方产生“朝秦暮楚”的冲动。中俄关系具有足够的稳定性，中美关系也有强大韧性，未来中美俄之间形成一种相对平衡、总体稳定的关系应当是最为合理和现实的前景。
当地时间2025年2月23日，俄罗斯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祖国保卫者日这一天，于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授勋仪式。图源：IC Photo
新京报：在俄乌冲突中，一些国家保持着“中间国家”立场，譬如土耳其、印度、沙特等。如今这些国家在冲突解决中在发挥重要作用，譬如沙特成为美俄会谈的地点，土耳其此前协调达成过伊斯坦布尔协议，目前也在争取未来谈判的主办权……如何看待全球南方国家在未来全球冲突解决中的作用？
崔洪建：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正在地区和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与美欧等西方国家不同，全球南方国家不是冲突的直接当事方，没有私利也不存在所谓“索取补偿或回报”的意图。因此在俄乌冲突的解决上，早在危机初起时，全球南方国家就明确提出政治解决是唯一出路的立场，并一直采取外交手段来积极推动斡旋。
虽然目前是美俄在“主导”政治解决进程，但美国有私心无公道，其出发点是服务于“美国利益优先”的政策目标和全球战略而非解决危机本身。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和美国的出发点不同，在帮助危机解决的过程中私心更少、公信力更强。由于乌克兰危机产生巨大的外部影响，其政治解决前景也事关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全球南方国家是危机解决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国际社会地区需要促进和平，但是什么样的和平是真正持久有效的、真正体现公平正义并服务于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利益的，需要进行认真思考并采取切实行动。
全球南方国家应该继续代表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利益，坚持以自身方式来对冲突的政治解决进程施加影响，确保谈出一个公平、可持续、有法律效力以及当事各方都能接受的最终方案。作为新兴力量的全球南方国家应当在冲突解决中发挥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积极作用，是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必然趋势。未来的世界格局不应是只有少数国家按照过时规则来主导的格局，而应当是一种多层次、多角色、多维度的丰富多彩的场景。
俄乌冲突加速全球格局向多极化演变
新京报：俄乌冲突持续三年，引发了全球能源、粮食、供应链等一系列危机。为何这场冲突对世界的影响会这么大？三年了，这些影响是否得到了缓解？
崔洪建：关于这场冲突造成的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以及它对未来地缘政治格局走向的影响，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场危机之所以影响范围如此大，并且涉及其他多个领域，主要是因为这场冲突发生的时间恰好与其他因素形成了相互刺激的作用。
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世界经历了新冠疫情和大国博弈竞争加剧的状况，国际社会对于全球化的信心和对于大国之间能够平等友好相处的信心正在消退。恰好在这个时候，俄乌冲突爆发了，似乎印证并放大了国际社会对“格局退化”的悲观情绪。
另一方面，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尽管脱钩断链的逆流不断，但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格局仍有相当韧性，冲突在能源、金融、粮食等领域产生了强烈的溢出效应，也进一步放大了冲突对全球经济、贸易、投资和各国民生的负面效应和影响。
这场冲突显示出地缘政治冲突对之前主要由市场分工决定的经济格局，一些要素正在按照地缘政治而非地缘经济的逻辑重组，导致原有的国家、地区间正常的政治经济关系受到冲击。这也加深了这场冲突对国际关系的长期影响。
冲突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能否缓解，一是取决于当前冲突的政治解决方向和质量。如果一些国家是以私利为主来主导，负面影响非但难以消除还可能扩大；二是各国如何增强自身韧性并坚定合作共识，不断抵御住泛政治化、泛安全化等错误观念的政策的冲击和影响。
当地时间2025年2月23日，乌克兰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新闻发布会。图源：IC Photo
新京报：多方认为，这场冲突将推动重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俄乌冲突从哪些层面影响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新的格局又将是什么样的？
崔洪建：首先是在观念和规则层面正在产生影响。大国之间缺乏互信、全球安全困境加剧、各方安全关切难以被公平对待、排他性的安全政策只能激化矛盾对抗、无法自主的欧洲难以维持和平局面，这些沉重的经验教训不仅对原有的国际关系准则形成冲击，也将对冲突后的欧洲安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对全球安全格局的改革和重塑也具有积极的警示作用。其影响可能会成为未来新的地缘政治格局重组的先期阶段。
其次是冲突的最终解决很大程度上会重新塑造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并对全球格局产生直接影响，多极化格局的前景更加清晰。要实现平等有序的多极化，需要实现大国关系的平等有序，需要通过大国协调来承担起更多责任，帮助国际社会尽早走出困境。即便大国协调或许掺杂着各自动机或私利，但开展协调本身仍有积极意义，因为这至少表明大国之间不仅可能存在竞争甚至对抗因素，但更应该具有相互合作的内涵。
俄欧冲突加剧了原有的矛盾，同时也加快了世界格局由旧而新的演变。目前欧洲和美国都开始承认多极化是一个事实。但多极化能否成为一个稳定的新格局，这不仅是对各个大国的考验，也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考验。
新的全球格局需要大国之间形成共识并分担责任，为多极化提供一个稳定基础，但也要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尽管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依然任重道远，但很难想象全球安全秩序会重回少数大国予取予求、霸道欺凌、坐地分赃的“雅尔塔式体系”，通过凝聚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意志并体现在多边主义的规则和机制中，应当成为未来格局的核心理念和制度基础。
新京报记者 谢莲
编辑 胡杰
校对 张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