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易兰英，个头愈发瘦小。与肌肉一同消失的，还有听力，她几乎完全失聪了。
那是战争留下的后遗症。1937年，为了糊口，11岁的易兰英冒险在南京五条巷临时住所摆摊卖香烟火柴和花生。因为听不懂日语，她被日本兵连续扇耳光，打掉了门牙，严重的耳鸣心慌心悸的毛病困扰她多年。
“我的母亲是一个瘦小的、温柔且坚毅的人。”易兰英的长子李时椿回忆。因为战争，易兰英十六七岁便嫁作人妇。早年家中困顿，上世纪六十年代，易兰英在合作社做缝纫，“收入很低”，李时椿说，最艰难的时候，易兰英卖血供养家庭。
好在，苦日子都熬过去了。祖屋拆迁后，易兰英和小女儿住在拆迁安置的新房里，三个儿子轮流去看望并照料她。前些年易兰英接受采访时常感叹“很愉快、很幸福”“可以过安生日子了。”
2025年2月15日，易兰英逝世，享年99岁。与她同日去世的还有另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陶承义。截至目前，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剩28人。
易兰英过90岁大寿生日。受访者供图
童年
2月15日晚上十点多，李时椿接到妹妹电话，“母亲好像不行了。”当时他人在苏州，次日一早便急匆匆赶回南京。
一切似乎早有预兆。
去年冬天，易兰英几乎处于半卧床状态。她每周要洗一次澡，在今年春节前几天准备洗澡时，浴室里的她突然站不起来了。
李时椿回忆，年迈的易兰英手脚变得浮肿，但腿上肌肉却萎缩严重，皮肤松垮地挂在骨头上，这让她的行动十分受限，时不时会摔跟头。
那是最后一次洗澡，家人为易兰英擦洗了身体。整个正月里，易兰英的意识渐渐陷入混沌。
李时椿回顾母亲的生平，被战争阴影缠绕的前半生充满了苦难。
1926年5月，易兰英出生在一个大家庭，家里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妹妹。全家生活在南京市升州路老坊巷，那是一栋祖上的老宅，一百来年修修补补住了几代人。
易兰英的童年时代，生活比较清贫，全家主要经济来源是靠哥哥养猪卖肉。1937年，日军在南京城进行空袭，易兰英一家逃难至江宁土桥亲戚家，后来等到空袭减少才返回南京城内。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城。为了逃生，易兰英一家躲在南京五台山附近五条巷的难民区。
易兰英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某一天，日军闯入了难民区找“花姑娘”，一把将易兰英的嫂子拉出屋。11岁的易兰英吓得蜷缩在地铺角落，14岁的姐姐易翠兰吓得用被子裹住全身，一动不动躲藏在易兰英身后墙角下，未被日本兵发现，才逃过一劫。
然而当时，抓走嫂子的日本兵又看上了外间屋子一位避难的国民党军官太太，日本兵放走了易兰英的嫂子，转而强奸了这位国民党军官太太。经此一事后，易兰英的家人立刻将易翠兰和易兰英大嫂送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避难 ，收容所吃饭也成问题，家人就让易兰英负责给她们送饭菜。
后遗症
打从李时椿记事起，母亲就不断讲述这段战争往事，虽然并不完整，但那些可怖的细节让李时椿难以忘却。
为了糊口，易兰英在南京五条巷临时住所门前摆了个小摊，卖香烟、火柴和花生米。有一天来了一队日本兵，距离易兰英小摊不远处有一个馄饨摊，一个中国年轻男性在吃早饭，日本兵将男子抓到一旁，用刺刀捅死。
一位日本军官走到易兰英面前，“他讲tabako（香烟），我又不懂。”2022年在接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人员的采访时，易兰英仍记得这个日语单词，“然后他刷（扇）我几个嘴巴子，淌血（了）。”
这几巴掌打掉了易兰英的门牙，满口鲜血，她的左耳嗡嗡作响，一瞬间什么也听不到了。
日本军官掏出香烟，做了一个姿势，易兰英明白过来，她赶紧递上火柴，才免于继续挨打。
在易兰英的记忆里，有一个画面始终挥之不去。日军到处搜捕中国青壮年男性，去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路上有一口水塘，日本兵就“两个一绑两个一绑，机关枪摇（扫射），摇完之后推下塘。”密集的枪声之后，七八十人被枪杀在水塘里，等到第二年开春，池塘里的尸体已经腐烂，几辆车停在附近打捞里面的尸骨。
这段经历让年少的易兰英受到惊吓，几十年来如噩梦一般挥之不去。李时椿说，挨过那些巴掌后，母亲的牙齿和耳朵一直不好。五十多岁时，易兰英的耳鸣愈发严重，干扰她整夜睡不着觉，李时椿带她到处去求医问药，却始终查不出原因。晚年的易兰英近乎完全失聪，而她的牙齿，也在六十来岁的时候就掉光了。“所以她提起日本兵恨恨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刚成立时，报纸上刊登了第一批登记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其中一位正是易兰英的二姐。看到这个消息的李时椿想到，姨娘（易兰英的二姐）和母亲当时都住在祖屋，自己的母亲也同样是战争的亲历者与受害者，他决定请母亲系统地回忆那段过往，并撰写材料寄给纪念馆。
那也是李时椿第一次完整听到母亲的故事。后来，易兰英又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回忆讲述，甚至去重新指认过难民区位置。她一遍遍地讲述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2022年易兰英接受采访讲述南京大屠杀经历。受访者供图
余生
因为战争颠沛流离的生活，十六七岁的年纪，易兰英就在哥哥的安排下结婚嫁人，生下四个孩子。
新中国成立之后，易兰英有了工作，在合作社做缝纫工作。后来辞掉缝纫工作，与人合作搞了一个小组，做橡胶零件，“收入很低。”
李时椿回忆，早年间因为父亲欠下赌债，家庭条件十分困窘。为了养活家人，易兰英甚至悄悄卖过血，直到李时椿发现母亲的秘密，年幼的他心痛地烧掉了卖血证。
好在儿女们慢慢被拉扯长大，日子也肉眼可见地变得越来越好。2010年左右，易兰英家的老宅祖屋拆迁，她和女儿住进了政府安置的新房。九十岁生日那年，家里为她祝寿，宴请了很多亲戚朋友，李时椿记得，“那天她特别开心。”“现在住的房子也好，吃得也好，很愉快。”2022年接受采访时，易兰英充满幸福地感叹。
李时椿告诉新京报记者，母亲最大的爱好是打麻将。住在老城南的时候，她有一些关系要好的牌友，搬去新房后，易兰英还时常想要回去和牌友们打牌，可从新家坐公交回去得转两三趟车，很是折腾。
“输赢很小”，李时椿说，想到花点小钱就可以让老太太开心，既能动脑防止老年痴呆，又可以交朋友维持社交，李时椿也很支持母亲，时常陪伴她一起去。
晚年的易兰英每天都要在家潜心礼佛，李时椿说，母亲不怎么识字，不善言辞，但却有一颗柔软善良的心，她经历过很多苦难，对他人的苦难更感同身受，看到别人受苦，她总是想着施以援手。
意识尚清醒的时候，易兰英早早向李时椿交代了后事，让他这个经济条件相对更好的长子操持，不要让其他兄弟姊妹花钱，“一切从简。”
2月21日，是易兰英“头七”的日子，按照南京的习俗，家人做了一桌菜，青菜豆腐、红烧肉、豌豆头……还有易兰英生前最爱吃的鲫鱼。她的遗照被端放在正中间，三炷香点燃，家人行礼磕头。
“就好像一家人和母亲吃最后一顿饭。”李时椿说。
新京报记者 李照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张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