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翟雅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在中南海办公的日子其实并不多，而是奔波在去各地调研的铁路上。毛泽东依靠专列这一流动的“办公室”，随时随地同地方各级干部现场办公，接触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据统计，从1949年进京赶考至1975年最后一次从南方回到北京，毛泽东在专列上共工作和生活了2148天，里程数达340多万公里。可以说，乘专列开展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向下调查的一种重要途径。本文选记了几例毛泽东在建国后乘专列开展调研的故事，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创新，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一、“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是赞成学苏联的，同时他也认为学习苏联要结合实际，不能全盘照搬。1952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和领导农村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从苏联农业发展经验来看，中国应在农业方面实行“先机械化再集体化”的模式。但是，毛泽东认为，仿照苏联经验未必适合中国国情，一方面国内工业化基础较为薄弱，另一方面农业机械化几乎零起步。如果中国先进行集体化，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能为机械化的推行打下良好的人力和财力基础。
毛泽东心中虽已有确定方案，但他还是想听一听基层干部的想法。1953年2月15日大年初二，毛泽东乘坐专列沿京汉线南下做调查研究。当天上午，在公安部长罗瑞卿的带领下，河北省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走进车厢会议室。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向基层干部调查农村互助合作情况。
毛泽东深知与基层同志交心，让干部群众多讲真话，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在调研过程中，看到神情紧张的张玉美，毛泽东便主动与他聊起家常，关切地问起张玉美家里有几口人。张玉美毫不犹豫地回答道：“35万人口！”毛泽东欣慰地笑着说：“你这个书记心里装着全县人民哩！”随着交谈氛围逐渐活跃起来，毛泽东开始切入正题，询问县里互助合作的相关情况。
从调研问题的提出到遇到的办社困难，哪怕是一个很小的细节，毛泽东都问得清清楚楚。张玉美汇报了邢台县先后建立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当年秋麦两季都普遍增产，一下子吸引了全县农民。随后，毛泽东听说邢台全县组织起来的农户已占总数的87%，惊讶地问其中的原因。据张玉美回忆，当时他回答了两个原因。一是邢台县是老解放区，互助合作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二是《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顺合民心民意。张玉美还重点汇报了水门、东川口村建社群众争先恐后的高度热情，出现了动员群众缓入社比发动群众入社还困难的现象。听了汇报后，毛泽东倍感振奋，在张玉美临下车前说道：“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
这次在专列上和河北地县合作社干部交谈，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的原先判断，充分展现了毛泽东在发展农业方面的真知灼见。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生产不发达、缺乏生产资料和资金的中国广大农村，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这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发展实际而作出的新探索，是一条与苏联农业发展不同的路径。
二、“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开始转入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然而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在国际上发生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事件，在国内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1957年1月至3月，毛泽东先后多次在会议上谈到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最著名的一次，是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讲话。
3月17日，毛泽东乘坐专列南下，亲自宣传新思想、新观点并顺带搞一些调研。当日中午，专列抵达天津，毛泽东先同天津市委负责人黄火青、吴砚农等在专列上谈话，晚上在天津人民礼堂与近千余干部见了面，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为题作了报告。18日晚上，毛泽东在山东省政府大礼堂，向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作题为“思想问题”的报告。19日早晨，毛泽东在徐州机场的专列上接见了地委书记胡宏、市委书记陶有亮、市长张洪范，了解徐州煤矿、利国铁矿等方面的情况。同一天，毛泽东来到南京，在下榻处召集江苏、安徽两省和上海市的领导座谈，起草了《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20日，毛泽东在南京部队、江苏和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上讲话，下午前往上海继续宣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从上述四天的紧张行程来看，此次南下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干部群众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认知问题，毛泽东戏称自己变成了“游说先生”，走一路，讲一路。与此同时，他也在随时随地调研，掌握真实的舆论环境。在一路宣讲和调研的过程中，具有强烈问题意识的毛泽东从报纸上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虽然他已经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升到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高度，但是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没有把握住舆论的主动权。《人民日报》不宣传最高国务会议，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而《文汇报》《新民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党报被动，则意味着党的领导也被动。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感叹道：“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家不鸣。”
在这次外出中，毛泽东对党员干部强调：“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回京之后，针对《人民日报》出现的问题，毛泽东立马采取行动。他明确指出，“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要更好地为全党和全国工作大局服务。
三、“又要实际，又要超然，专门实际很危险”
“大跃进”运动从1957年底开始发动，1958年全面展开。它的推行，表明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但是，由于党对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不足，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实际上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较早地觉察到运动中出现严重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1958年11月2日，毛泽东乘专列到达郑州，一路上不断召集当地负责人座谈，如饥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来的情况。11月5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柯庆施比较详细地汇报了上海的资产阶级和教授对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一些反映，包括怕占用他们的房屋、家具，怕取消货币而提取存款购物，怕取消定息等。周小舟、舒同也反映了湖南、山东两省出现的类似情况。毛泽东说：现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人心大定，一种是人心大乱。毛泽东要求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严厉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的主张，并建议大家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来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1959年初，毛泽东看到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发现大丰收年闹粮荒，原来是普遍存在的瞒产私分造成的。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2月23日，毛泽东带着疑惑再次登车南下，要追根究底地弄个明白。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河北省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恭、张明河，天津市负责人万晓塘、李耕涛等谈话。在调查中，毛泽东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到所有制问题上来。他愈发觉得高度集中、统得过死的大规模公社存在严重问题，必须调整。不久，毛泽东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他批评有些人在下面搞了几个月的调查也搞不清楚，强调“又要实际，又要超然，专门实际很危险”。毛泽东认为，做到“超然”就是不要陷入具体材料，要经过分析综合，作出对事物本质的正确概括。
经过一系列调研，毛泽东决定尽快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等“左”的错误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虽然之后1959年8月举办的庐山会议错误地发动了反右倾运动，使其在这一时期的探索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但是毛泽东在两次郑州会议上提出的一些正确理论观点仍然具有长远的意义。
四、“这只是一个草案，要让群众提意见”
进入20世纪60年代，由于“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和自然灾害，我国国民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1961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及为这次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讲话，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毛泽东明确提出，调研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情况明”首先就要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毛泽东亲自组织了由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担任组长的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湘、粤农村调研，最后向毛泽东报告调查情况。毛泽东本人也乘火车奔赴各地开展调查研究，通过群众生活、言论、行为的实际来了解真实情况。1961年1月下旬，他先后考察了杭州、长沙、广州等地，在一路的调查中清醒地认识到，要解决农村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必须搞一个详细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3月22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
“六十条”集中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但是，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能行得通？毛泽东认为还有必要征求干部群众的意见。3月29日，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列北上。透过列车窗户，毛泽东观察到铁路两旁农民插秧太密，便派工作人员下车询问农民对插秧密度的想法，几个农民纷纷赞成六寸乘六寸。毛泽东说，瞎指挥生产有许多出自领导生产的部门。3月31日，毛泽东在停靠于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汇报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张平化说，在讨论“六十条”中，群众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还有“三包一奖”问题，群众对奖励粮食很感兴趣。毛泽东说：“粮食是群众生产的，还叫什么奖呢？群众多生产的就可以多归他们，还能拿自己的东西奖自己？可以不叫奖。”毛泽东听了一段汇报后又说：“这只是公社、大队这两级干部的反映，也只是初步的，还没有拿到小队，拿到群众中，拿到有经验的农民中去宣读。宣读后会有更多的意见。”毛泽东特别嘱咐：“这只是一个草案，要让群众提意见。”
毛泽东把“六十条”当作解决农业问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专列所到之处，毛泽东都想要了解一下群众的意见。对于一个中央文件，毛泽东采取如此慎重的态度，经过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征求意见，从“大跃进”以来实属罕见。这也充分展示了毛泽东遵循群众路线的调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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