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真实案件改写，所用人名皆为化名，资料来源：
极目新闻《余华英终审被判死刑，被拐儿童家长：这是一年多来心情最好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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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93年。余华英，一个外表普通的农村妇女，开始了她罪恶的“生意”。
她与同伙龚显良、王加文组成了一个人贩子网络，专挑偏远地区下手，利用孩子年幼、村民防范意识薄弱的特点，通过诱骗甚至强抢，将孩子带走，转手卖到数百公里外的陌生家庭。
这些孩子，成了无数家庭无法愈合的伤疤。
“妈妈不要我了。”5岁的杨妞花，至今记得被拐走那天，她哭得嗓子都哑了，可那女人还是一边哄她，一边拖着她走。
路上，她不停挣扎，大声喊着：“我要回家，我要找妈妈！”可她的呼喊很快被一颗糖果堵住了。
糖果有点苦，但她记住了那个女人的脸——就是后来站在法庭上的余华英。
杨妞花被卖到了河北邯郸，成了当地一户农家的养女。那户人家买下她后告诉村里人：“这孩子是捡来的。”
从此，杨妞花变成了一个聋哑男子的“养女”，每天帮家里干活，时不时挨打挨骂。直到她成年后才知道，自己是被“买”来的。
2021年5月，杨妞花通过社交平台发布寻亲视频，抱着一丝希望寻找亲生父母。视频迅速传播，引起了她家乡贵州亲人的注意。
然而，当杨妞花满怀期待地回到家乡时，却发现等待她的不是母亲的拥抱，而是父母的坟墓。
多年失去孩子的煎熬，杨妞花的父母在思念和绝望中相继离世。杨妞花在坟前跪了整整一天，哭到声音沙哑：“爸，妈，我回来了……可是，为什么你们都不在了？”
此后，杨妞花花了整整1313天的时间，关注余华英案的每一个细节，追踪、搜集人贩子的罪行，只为等待那一份迟来的判决结果，带到父母的坟前，告诉他们：“我找到了真相。”
可是，并不是每个被拐的孩子都能像杨妞花一样幸运。
余华英拐卖的17个孩子中，有一些至今下落不明。
一个失去儿子的父亲在庭外流泪哀求：“判她死刑没有用，我只想知道我的孩子在哪儿，他过得好不好……”
审判中，当法官问到部分未归孩子的下落时，余华英只是低着头，咬紧牙关，一言不发。
余华英的出身，似乎并没有注定她会成为一个“恶魔”。
她出生在贵州农村，家境贫寒，但日子还算过得去。21岁时，她嫁给了重庆男子王加文，婚后生下一个女儿。
余华英曾是一个普通的母亲，爱着自己的孩子，也曾为了让女儿上学，想方设法挣钱补贴家用。
可是，这一切在1990年彻底改变了。她的丈夫因盗窃罪被判刑，她从此成了家里的唯一支柱。
面对贫困与孤独，她离开村子外出打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认识了龚显良——一个满口“赚钱路子”的男人。
龚显良成为了她的同居对象，也成了她走向堕落的引路人。
余华英后来生下了一个男孩，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孩子，成了她的第一单“生意”。她和龚显良用3000元把孩子卖掉，从此踏上了这条不归路。
“刚开始她还会掉眼泪，”同案犯王加文在供述中说，“但后来她习惯了，她觉得反正别人养着孩子也没什么区别。”
余华英在拐卖儿童时，有一套“固定流程”：她会先租下房屋，融入当地的生活，伪装成一个普通村妇，与村民拉近关系。
然后，观察哪些家庭有年幼的孩子，尤其是那些经常独自在家或随意外出的孩子。
她用糖果、玩具等物品骗取孩子的信任，再迅速将孩子带离村庄，转手卖到几百公里外的地方。
这些孩子，或是被卖给无法生育的夫妻，或是被当成廉价童工，甚至有的被卖到偏远山区，连名字都被改掉，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审判长在法庭上痛斥：“被告人余华英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不仅是17个家庭的破碎，更是对社会底线的挑战。
这些孩子，有的被改名换姓，有的甚至丧失了追求自己人生的机会。你的行为令人发指！”
在法庭上，余华英始终低着头，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意。
只有当检方问她：“你是否对那些孩子的遭遇感到愧疚？”时，她抬起头，缓缓说道：“我只是为了活下去。”
她的回答引发了一片哗然，旁听席上有人气得大喊：“为了活下去？你毁了17个孩子的生活！你还有脸说这种话？”
法官继续追问：“你是否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
余华英沉默了片刻，忽然抬起头，眼中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她张开嘴，似乎想要解释什么，却又迟迟没有开口。
直到检方继续逼问：“你为何选择卖掉那些孩子？包括你自己的孩子？”
她的情绪终于崩溃了，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声喊道：“我也是为了活下去啊！你们根本不懂！还有……”
她的声音在法庭上回荡，许多人当场震惊，有人甚至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她接下来的话，让所有人无法置信，场面一度陷入了可怕的寂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