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而对于当时的财政而言，囿于现状无疑是捉襟见肘的，这也意味着一些相关项目都要让步于经济发展。
1985年，为改革开放节省军费开支提上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议程。之后也有了那场几乎无人不知的百万大裁军。最终有4大军区、31个军级以上单位、百万人被裁撤。
然而于此同时，会议也决定允许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一系列的政策文件也陆续被制定。
从短期看军队经商无疑能迅速的增加收入，减轻财政负担，可其带来的负面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而对此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也对军队经商坚决的坚持了反对态度。
为何张爱萍将军坚决不同意军队经商，他反对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张爱萍将军之所以反对经商，当然与保持军队纯洁性和战斗力、防范腐败问题、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等息息相关。
而相关的历史教训也不胜枚举，他举例一如宋朝的“靖康之变”等事件体现的便是军队过于追求经济利益；又如国民党军阀经商，而即便是在解放军中又何尝不是如此。
众所周知，解放军有东北、西北、华东、中原以及华北五大野战军。而相较之下，华北野战军的战斗力就有些不足了，至于原因当然众多，这也有了后面的朱老总整顿华北野战军的故事。
1946年，大同集宁战役中华北野战军损失较大，甚至直接影响了华北局势。这也直接引发了中央的担忧与朱老总的整顿。
到达之后经过调查，朱总司令得出了结论。两个原因是关键，第一个是对手傅作义的军事指挥才能非同一般，不能轻视；第二个是华北野战军组织上有问题，后方部队人数太多，前方出征人数太少。
根据朱老总写给毛主席的报告来看，当时华北野战军号称12万人，作战部队实际只有7万人，其他5万人都在后方从事生产。
而且各个团以上机关都有独立的财产纪律，生产没有进行统一管理。朱老总认为如果不能解决生产影响作战的问题，华北野战军不可能变强。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华北野战军的生产人员这么多，其他野战军就没有这种情况呢？
这和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华北地区的扫荡有关。日军刚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候，军需物资都来自日本本土和中国东北三省，但随着战争发展为持久战，日本缺少资源的劣势逐渐凸显出来，于是日军开始推行三光政策，到处掠夺。此举导致华北地区的抗日军民面临严重困难，部队也很难筹到粮食，只能自力更生，解决生计问题。于是在聂荣臻元帅的领导下，华北部队的生产工作取得很大进展，不仅解决了自己的需求，还支援了其他野战军部队。
但如此一来，从事生产的部队人数太多，拖累了作战能力，又遇到傅作义这样一位用兵高手，且他也兵力占据优势，如此显然就容易吃败仗。
此事的结果就是朱老总大刀阔斧整顿，让部队于停止经营生产，商店一律归公，建立统一的后勤机构，斩断了军队和生产经商的联系。然后围绕如何对付傅作义，进行了仔细研究和反思，很快部队战力明显提升。
这件事充分说明，一旦军队开始经商，庞大的后勤将会阻碍军队的行动力，经济问题和军纪必然会发生矛盾冲突，滋生腐败。战争年间尚且如此，和平年代危害自然会更大。
张爱萍作为朱总司令的老部下，同时对军队问题有过深入的研究思考，所以他坚决反对军队经商。
当他听说国防科工委成立公司和中心后，愤怒的说：“什么公司？我看就是借公肥私，什么中心？我看就是以钱为中心。”直接给国防科工委党委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这种官商或者军商实不是我党领导的社会干的，只有军阀国民党可以，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张爱萍将军还指出：“军人是一种荣誉，当这份荣誉和资本主义、官僚主义结合的时候，那么只会玷污军人的荣誉，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1986年6月的军委党风建设座谈会上，张爱萍又一次猛烈批判了军队经商问题。也是这次他借用了宋朝靖康之变以及《水浒传》中武松大闹鸳鸯楼的故事。
八十年代末，张爱萍亦是坚决反对，并多次带队检查督促。而诸多的努力之下，1993年终于有了军委不准经商的决定，1998年军队经商活动正式终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