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是毛主席对中国亿万劳动妇女崇高的评价！
从革命岁月“头可断志不可屈”的刘胡兰，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位女性副总理吴桂贤，亿万中国女性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赞歌。
但在1958年，周总理乘车途径长安街时，在发现有女交警执勤后，却向北京市政府建议取消女交警的建制。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周总理做出了这一决策？那取消女交警建制这项决策最终有没有落实？
1958年，周总理接见首批中国女交警
常言道“要致富，先修路”，从1949年担任总理一职，到20世纪70年代委托邓小平主持恢复全国交通，周总理的这一生为共和国的交通事业可谓操碎了心。
新中国成立之初，共和国的交通事业百废待兴。一次周总理总理外访，不怀好意的美国记者询问：
“西方国家的路都叫公路，中国为什么叫马路？”
周总理机敏地答道：“因为中国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
尽管当时周总理凭借着随机应变，化解了这场外交危机，但在此之后，周总理便把全国的交通问题视为了国家的头等大事。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落幕，中国累计新修公路1万公里，看到国家的现代化交通事业初具成效，周总理内心十分高兴。
20世纪50年代，不少国家工作人员访问苏联，考察苏联的交通建设工作。
当时莫斯科、列宁格勒街头留着卷发，英姿飒爽的苏联女交警，给不少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7年8月，苏联传出，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可能会在次年访华的消息后，便有人向周总理建议：
中国是否可以借鉴苏联，设立女交警制，一来表明社会主义中国男女平等，二来也是对苏联外交工作人员的尊重。
尽管周总理对这一安排心存疑虑，但考虑到当时赫鲁晓夫主动访华，这是外交界前所未有的大事，于是批准可以在北京从基层挑选三名女交警进行尝试。
当时共和国对女交警的选拔十分严格，要求必须有警察相关工作经验，年龄在18-22岁之间，身高1.6米以上，相貌端正。
一番筛选下来，仅有叶淑珍、钟华、卢学珍三名女交警从60多名参选人员中脱颖而出。
经过近3个月的严格培训，这3名女交警在1957年11月26日正式在天安门附近的街道上走马上任，并立刻成为了《北京晚报》等各大媒体的头条。
得知首都从此有了女交警的周总理，立即接见了这三人，对她们为首都交通秩序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周总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改变了首都设立女交警的主意呢？
不到一年时间，为何周总理建议取消女交警建制
在叶淑珍、钟华、卢学珍这三名女交警顺利走马上任后，她们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成为了中国第二批上岗女交警的老师。
在师徒相传的“开枝散叶”之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北京市内的女交警数量就达到了166名。
在这些女交警的治理之下，身为新中国首都的北京市交通秩序井然，英姿飒爽的女交警，也令外国人看着感到耳目一新，称赞中国男女平等的社会风貌。
可就在北京女交警的事业蒸蒸日上之际，1958年8月却发生了意外。
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如约访华。在同毛主席会面期间，赫鲁晓夫提出了同中国共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要求。
但“联合舰队”的要求被毛主席严词拒绝。因为赫鲁晓夫提议，在苏联援助中国建设海军的同时，也必须分有一部分中国海军的指挥权。
赫鲁晓夫的这一提议，无疑是想把中国也绑在美苏冷战的战车上，要求解放军海军分出部分指挥权的做法，更是触碰到了中国的主权底线。
在毛主席拒绝这一要求后，中苏两国的昔日友谊开始出现裂痕。不到一年之后，赫鲁晓夫便单方面撕毁援助协议，撤销了所有的援华专家。
北京设立女交警，在当时有受苏联影响的强烈国际背景，在中苏外交遇冷之后，效仿苏联的女交警制，处于一个空前尴尬的位置。
1960年9月，在北京市交警的定期体检中，人们也发现女交警建制可能存在的弊端：154名女交警中，竟然有84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关节炎和静脉曲张。
这些女交警身上的“工伤”，和她们长期久站的工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常年在北京天安门一带乘车经过的周总理，看到风里来、雨里去的女交警，也十分心疼。
直到1961年，一场交通意外，让北京市迎来了一次交通建制大改。
这一年6月15日，周总理准备乘车前往钓鱼台，会见越南方面代表范文同。
可就在车辆行驶在阜成门附近时，一辆无证驾驶的卡车，却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横在了周总理的专车面前。
幸亏周总理的司机杨金明反应敏捷，他立即一个急刹车，让车有惊无险地停了下来。
案发过后，周总理接连怒斥这辆卡车过于“荒唐”，警卫员们也暗中庆幸杨金明刹车及时，按照当时那辆卡车的体量，如果周总理的车撞上去，后果不堪设想。
周总理以此为契机，提议对北京市交通进行新一轮的整改。在提建议时，周总理说道：“我经常在长安街附近看到女交警，她们整日风吹雨淋，身体怎么吃得消？还是取消这些交警的建制吧！”
在周总理的建议下，首都女交警曾一度退出历史舞台。
那么，这些被取消建制的女交警，究竟去了哪里？
被取消建制的女交警，后来结局如何
在1961年，国家虽然取消了北京女交警的建制，但这并非是将这些女交警开除，而是重新给她们安排了工作。
就拿北京的初代女交警：叶淑珍、钟华、卢学珍三位姐妹花来说，叶淑珍做了内勤，钟华成了劳改局的管教干部，卢学珍则成为了一名护士。
至于其他的上百名女交警，国家也各有安排，对于她们在担任女交警期间的“工伤”，国家也给予了及时的医治和补偿。
而取消了女交警建制之后，另一个问题也随之出现：这是否动摇了男女平等的根基？
但实际上，正是因为我国对男女平等在当时有了更全面、深入的认识，才做出这一决定。
我国的平等并非是无视客观现实，盲目的“机会公平”，而是致力于人人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公平”。
也正是因为1958年中苏决裂后，中国学会了“以苏为鉴”，而不再是“以苏为师”，中国才敢于修订一些当时苏联遗留下不合理的交警制度。
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由于首都的交通工作日益繁重，我国便再次重新恢复女交警制度，让靓丽的“警花”再次出现在北京的街头。
女交警制度本身的存留，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制度究竟是否真正符合中国的国情，让百姓获得切实的利益和福祉，这正是我国一切改革的初衷！
参考资料：
中国警察网：2021-10-28：初代交警什么样？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1-06-01：周恩来乘车在阜成门曾遇险 非司机驾卡车几乎相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