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赵匡胤以来，北宋军队的核心职能便是吸纳社会上的无业游民、消化国家内部的不安定因素。这一职能的重要性丝毫不弱于抵御外敌，甚至犹有过之。事实上，“以军队吸纳无业游民与地痞流氓”，一直是北宋王朝的基本国策。
△赵匡胤坐像，图片来源：中国历代人物图像数据库
宋太宗时，为实现“乡闾静谧”，民间“与人为害者”被大量招募到军队之中。宋神宗时，王安石批评说“募兵皆天下落魄无赖之人”“募兵多浮浪不顾死亡之人”。
以不肖之小人来构筑军队，这军队必然无力抵御外敌。国家能够在这种军队的保护下存在，只能说是运气好。当宋徽宗扯虎皮拉大旗，要用这些只能担负内部维稳职能的军队去夺回燕云十六州时，北宋王朝的寿命也就毫无悬念地走到了终点。北宋人知不知道禁军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当然也是知道的。
宋仁宗时，御史吕景初上奏请求停止往军队里招募游民，理由之一正是游民毫无战斗力，“战则先奔，致勇者亦相牵而败”。宋神宗时，大臣张方平建议朝廷实施军垦制度，引起许多人反对。最有力的反对意见就是“今之军士，皆市井桀猾，本游惰之民，至于无所容然后入军籍”，军中士兵全是在社会上为非作歹的流氓无赖，骄纵惯了，“是可使之寒耕暑耘者乎？”怎么可能老老实实去给朝廷种地呢？
在秦制时代，良民通常是指没有见识而相当服从官府命令之人。游民不是良民，既因他们常为非作歹，也因他们活跃在市井之中见过世面，不会在战场上蒙头卖命。只有当秦制政权遭遇外部冲击，需要组建有战斗力的部队来续命时，其军队才会放弃征召游民，转而以服从的“良民”为士兵。
除以游民为募兵主体外，为防止庞大的职业兵成为代理人的私兵，赵宋皇权还实施了兵将分离制度，造成一种“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效果。与该效果相伴而来的，是没有将领用心训练部队。于是，北宋的百万职业兵就变成了伪职业兵，变成了毫无战斗力的纯吃皇粮者。军中将领也普遍蜕化成了克扣军粮、虚报战功、坐吃空饷的腐败分子。
也就是说，在秦制政权下，因其“家天下”的天然缺陷，皆不可能成功实现军队的职业兵转型。即便在创业过程中存在过既有战斗力又有向心力的职业兵，也会在创业完成后或消失，或落入他人之手成为秦制皇权的威胁。曹魏政权创业成功后保留住了职业兵的战斗力，却丧失了军队的向心力；赵宋政权创业完成后保留住了职业兵的向心力，却阉割掉了军队的战斗力。这种无法两全，实可谓秦制政权的“职业兵困境”。
△岳家军，图片来源：电视剧《精忠岳飞》
岳家军在南宋初年的遭遇，也与这种“职业兵困境”有关。
与今人的想象不同，岳飞于绍兴十一年（1141）被宋高宗冤杀时，并未在南宋军民当中激起群体性愤慨。岳飞入狱时，仅有宗室赵士俵、大将韩世忠与平民刘允升等少数人试图救护；被冤杀后，也是过了二十多年才有两名太学生站出来为其公开鸣冤。且相比元、明、清三代，南宋人咏颂岳飞的诗词也很少。
这种现象，当然可以拿宋高宗与秦桧的政治高压来解释。但仅如此解释未免过于简单，毕竟秦桧死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岳飞获朝廷平反是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南宋此后还有百余年的国祚。更何况，在政治高压所不及的南宋民间野史里，岳飞的形象也远不如后世伟岸。
何以如此？地域身份可能是个重要原因。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注意到包括岳飞在内的“宋南渡诸将皆北人”。南方士大夫与南方底层百姓对北伐的热情，必定没有这些出生于北方的武将强烈，毕竟光复中原直接意味着更沉重的劳役与赋税。
日本学者寺地遵在史料中也观察到，宋高宗绍兴年间的江南士大夫，存在“因反对战时财政也强烈地要求整合军队”的政治立场。这些人有切实的自身利益需要维护，他们能够理解靖康耻与臣子恨，但对那些高倡恢复中原的南渡诸将，恐怕很难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宋代虽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视为基本国策，但在宋代的政治语境里，士大夫皆是指读书出身的文官，不包括鏖战沙场的武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另一面，恰是要对武将实施严厉压制，要将之排除在共治集团外。对两宋士大夫而言，打击武将与尊崇文官其实是同一件事，他们不曾为狄青的遭遇而激发普遍性同情，也不会因岳飞的遭遇而激发群体性愤慨。
政治立场会影响人的正义观，这种亟盼皇权打压武将的思维定式，使得许多南宋士大夫虽对岳飞之死抱有同情，却不会因岳飞之死而生发出强烈的激愤情绪。宋高宗赵构当然也从未觉得杀害岳飞是在破坏祖训。甚至可以说，在他看来，杀岳飞才是维护祖制。
△赵构，图片来源：中国历代人物图像数据库
绍兴七年（1137），赵构先是头脑发热，郑重允诺由岳飞统领淮西军，后又因担忧岳飞势力坐大而反悔。岳飞前前后后被折腾得不轻，怒而辞职，没等赵构批准便前往庐山为母亲守孝。后来，君臣各退一步，赵构派人去庐山劝说岳飞，岳飞前往建康府向赵构谢罪。君臣相见时，赵构的安抚话语中已带着浓重的杀机：“朕实不怒卿，若怒卿，则必有行遣，太祖所谓犯吾法者惟有剑耳！”在赵构这里，用“惟有剑耳”威胁岳飞，使他们懂得“尊朝廷”，才是驾驭武将的祖训。
需注意的是，赵构口中的“尊朝廷”并非是要将领们忠于国家。对家天下政权而言，以朝廷、国家为辞只是话术，赵构真正想要的，是将领们忠于自己、服从自己。对绍兴年间的赵构而言，金人虽仍可怕却已是次要矛盾，那些不知道“尊朝廷”的大将才是让他睡不着觉的存在。
赵构的这种政治要求排序，其实也是宋代祖训的一部分。绍兴十一年（1141）三月，南宋军队的抗金形势甚好，宋高宗却对大臣说：“澶渊之役，挞览既死，真宗诏诸将按兵纵契丹，勿邀其归路，此朕家法也。”在军事上取得更大的抗辽（金）优势，是国事；约束诸将，防止诸将取得更大功绩后不好控制，则是家事。宋真宗当年将家事放在国事之前，宋高宗如今也同样将家事放在国事之前。
岳飞虽忠于南宋这个国家，却满足不了赵构“尊朝廷”的需求。负气辞职上庐山是一例，作战时部队调动常不能让在宫中遥控指挥的赵构满意又是一例，不像其他武将那般谨守所谓“本分”、建言赵构早立太子以挫败金人送宋钦宗之子南下扰乱皇位继承规则的阴谋，也是一例。
在赵构眼中，这类行为皆属于“不尊朝廷”，皆属于不以朝廷（也就是赵构本人）的意志为意志。岳飞被冤杀后不久，赵构兴奋宣称“今兵权归朝廷，朕要易将帅，承命奉行，与差文臣无异也”。他终于做到了一切都由自己说了算，终于重新构筑起了“家天下”。
赵构的这些话，也足以纠正一个流行多年的错误论断，即“为了向金人妥协，赵构杀害了主战的岳飞”。这个论断颠倒了因果，在赵构的政治逻辑里，与金人妥协只是手段，整肃军队杀害岳飞从而让将领们懂得“尊朝廷”才是目的。没有一个宽松、和平的宋金关系，赵构不敢冤杀岳飞；要冤杀岳飞，首要之务就是向金人妥协以缓和宋金关系。
朱熹曾言：岳飞之所以悲剧收场，“缘上之举措无以服其心，所谓‘得罪于巨室’者也”。宋高宗要的，不是一支控制在职业将领手中，有助于恢复国家的有战斗力的岳家军，而是一支控制在皇权手中，有助于巩固家天下的军队。收复故土不重要，重要的是“尊朝廷”，而朝廷便是赵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