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创板日报》2月21日讯（记者 余诗琪 敖瑾 李明明 陈美）过去一年，创投市场生态正经历着深刻变迁。
“耐心资本、新质生产力”成为创投行业的关键词。随着2025年全国两会临近，围绕“创投市场”的讨论热度逐渐走高。在政策层面，从“创投国十七条”到“国办一号文”，募资端长线资金扩容、投资端硬科技导向、退出端S基金破局等改革举措密集落地；行业层面，政府引导基金规模不断扩张，半导体、新能源等硬科技领域早期融资额激增。
在2025全国两会前夕，《科创板日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创投行业资深人士，包括上海市创业投资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颜国彬、东方富海董事长及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会长陈玮、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泥藕资本创始合伙人杜欣、水木资本董事长唐劲草及华兴新经济基金管理合伙人杜永波，围绕创投行业的政策变化、市场趋势、税收及退出机制等议题分享了他们的洞察。
多位受访人都表示，近年来创投行业在政策层面得到了高度重视。前述政策文件的密集出台，明确了创投行业的发展方向与定位，为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这些政策不仅优化了募资与投资环境，还提升了创投行业的专业化、市场化水平，助力投资策略长期化，退出渠道多元化。
然而，政策红利释放的背后，他们也提到行业深层次挑战亟待破解：税收政策模糊导致“盈利即缴税、亏损无抵减”的扭曲现象，IPO依赖症加剧流动性压力，银行保险等长线资金入市仍存制度壁垒，国资与民资协同机制尚未成熟……在受访人们看来，创投行业在期待政策进一步落地的同时，也需直面生态重构中的阵痛，平衡短期阵痛与长期价值。
政策“礼包”密集释放
对于创投行业而言，去年年中开始就进入了政策“礼包”密集释放期，在数量和规格上都有了质的飞跃。
可以看到，国家级政策信号频出。从去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鼓励险资、社保基金等开展长期投资，营造支持创业投资发展的良好生态”，到2024年《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创投国十七条”）发布，再到2025年开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一号文”），国家级政策覆盖募、投、管、退全链条，系统性支持创投行业发展。
高规格的政策文件出台给行业带来了直观的影响。颜国彬在采访中提到，目前政府投资基金在创投行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办一号文”提出政府投资基金要回归引导基金本身的属性，不以招商引资为目的，而是真正投小投硬基金。这是个重要的风向标，会给行业带来深远的影响。
唐劲草提到，“国办一号文”的出台填补了相关监管空白，一经出台就受到了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广泛关注。杜永波则表示，随着政策不断释放出积极信号，能感受到今年开年后行业有着明显回温，对2024年持“谨慎乐观”态度。
具体到政策上，呈现出三大核心导向：一是鼓励长期资本入局，从国家到地方政府都多次提到“耐心资本”的重要性，明确要求保险资金、社保基金等长期资金进入创投市场。2024年数据显示，政府引导基金对私募股权基金的出资占比达47%，其中49%的新设基金存续期超过10年，部分基金期限延长至15-20年。
二是硬科技投资导向强化。政策明确要求创业投资类基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多地政府引导基金将返投比例从2-3倍降至1倍以下。2024年，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早期项目融资额同比增长35%，政策引导效应显著。
三是促进退出渠道多元破冰。针对一级市场“退出难”的现状，包括开展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实物分配股票试点、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基金份额转让试点等、促进并购退出、S基金交易的的增加。数据显示，2024年，S基金规模突破千亿。
在中央政策引领下，地方层面已从纸面走向了实践。上海、广州、杭州等地率先破局，开始加速优化政府投资基金运作机制。其中，上海引导基金取消招商引资导向，转向市场化评估项目技术水平和团队能力；广州明确引导基金目标为“加速高端自主创新资源集聚”，弱化返投比例要求。
陈玮表示，当下返投要求低于1倍的引导基金数量不断增多，在返投认定口径方面也更加宽松。这种转变意味着政府引导基金从运作理念和管理思路上，都向着市场化在转变。同时，政府引导基金的职能与目标，也从招引的“存量博弈”逐步向投资、强化区域创新生态，建立区域间产业协同链条等导向过渡。这将有助于推动创投机构聚焦于研究、投资、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整合产业资源的优势，避免资金资源的低效运作。
此外，他认为，在一系列支持创投的政策背后，是科创时代下国家对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战略考量。创业投资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是人才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的重要纽带，对促进科技和金融相结合，支撑高质量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支持政策的持续引领下，金融体系将更加注重以股权投资为主的直接融资模式，为科技创业者搭建起更广阔的发展平台。
生态重构的阵痛
在政策红利释放的同时，创投市场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也逐渐显现。
如耐心资本“冷热不均”，目前国资资金已经成为一级市场的主导方，但受考核机制限制，在投资“高风险、长周期”的硬科技项目依然“缩手缩脚”，种子期硬科技项目仍面临“长线资金荒”的困境。
与此同时，市场流动性不足亦是一级市场长期以来的痛点。在IPO退出机制受阻的情况下，区域性股权市场流动性不足，大量一级市场基金和项目卡在了退出上，形成规模庞大的“堰塞湖”。
杜欣和杜永波作为从业者对此都有着切身的体会。杜欣建议，政策能在老股交易上给出更多空间，通过促进投资人（非创始团队）的老股交易释放流动性，激活市场热情。一旦激活了多轮次的股权转让交易，早期的活水自然来临。
杜永波则呼吁，恢复IPO常态化，加速注册制落地。同时，在A股并购市场交易中，简化流程，鼓励市场化定价。
在唐劲草看来，长线资金短缺是制约行业的核心瓶颈。他表示，一级市场迫切需要“中长期资金入市”。一方面，中国庞大资金在银行业空转，在保险、社保、住房公积金等领域亦有大量长期资金在低效运转，另一方面，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强国急需大量中长期资金，这样的反差与错配必须尽快予以突破或解决。
“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特殊时期，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其特殊意义，对提高全社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和放大作用。因此，将国资、银行、保险、社保、住房公积金等庞大资金量的一部分与中国创投业结合起来，势在必行，虽然期间需要突破众多制度障碍，但站在大国战略的视角，站在中国复兴的大历史视角，方法总比困难多，这应是中国下一轮经济改革的‘题眼’。”他在采访中强调。
多位受访人还提到了当前行业生态的变化，国资和民资如何协同。颜国彬表示，在发展中，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是树木与森林的关系。在初期，国有资本率先进入，做好示范效应和规则，但要形成生态，则需要民营资本这一森林来担当。杨德龙也认为，国资和民资在创投领域都应有一席之地，形成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更有利于科技企业的发展。
多位受访人都提到，希望在未来为国资创投机构健全容错机制，在考核周期、考核空间上给到更多支持。同时推动国资、民资协同合作，例如共享项目池，按“国资兜底技术风险、民资主导市场运营”分工等。
此外，税收问题亦成为受访者共同关注的焦点。陈玮指出，当下创投行业在税收领域面临诸多问题，如基金备案类型不同带来的税负差异，导致部分个人投资人实质参与创投但无法享受创投税收优惠政策，引发税收公平问题，且税务稽查仍在加剧矛盾；单一基金核算下管理费、业绩奖励不可扣除，亏损不能跨年结转，个人投资人抵扣受限等。
他表示，创投税收问题带来的影响，事关创投行业的市场活力，为了促进创投行业的健康发展，应该完善相关税收政策，明确基金备案类型与税收政策的对应关系，优化核算模式，消除不合理的税负差异；加强税务机关与创投行业的沟通交流，提升税务人员对创投业务的理解和认知，避免错误征税；同时，建立动态的税收政策调整机制，根据行业发展特点和市场变化及时优化税收政策，为创投行业营造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
从多位受访人的分享来看，中国创投行业正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转型。行业都在期待未来以“制度创新”替代“局部修补”，在税收、退出、资金准入等领域推出可操作的细则，真正摆脱“赚快钱”惯性，践行“投早投小投科技”的长期主义。正如唐劲草所言：“这是一场需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共同推进的系统工程。”唯有如此，创投行业方能从“政策红利”走向“生态红利”，真正担起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时代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