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切割术》第二季
你好啊，周五准时出现在工位上的朋友。勤劳的你，也许早已出现了以下症状而不自知：
对工作强烈的义务感；惜时如金，争分夺秒的紧迫感；闲不下来，非要做些什么才能心安理得的焦虑感。
你已经成功被工作驯化了。在资本看来，只有勤劳的劳动力才是优质的劳动力。而从历史来看，对于刚刚进入现代工作制度的人来说，这种品质不是很快就能习得的，要经过漫长的改造过程。
为了培养勤劳的劳动力，资本及其代言人可以说是软硬兼施、煞费苦心。今天的文章，一起回溯人如何沦为“又穷又忙”的职场老黄牛。
01.
向懒惰开战
先从英国打工人说起。15世纪开始，因为圈地运动，英国的城市出现了大量的流民。这些人有的进入手工工场，有的因为找不到工作，或者无法适应工场的工作节奏而选择流浪或乞讨。
后者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给当时的资本家制造了难题：劳动力不愿意进场，是对生产的破坏。于是，就产生了对不合格劳动力进行改造的要求，让他们从懒惰的习惯中走出来，成为勤劳的打工人。部分学者把这段历史称为“向懒惰开战”。
实际上，懒惰是相对的概念，需要外部标准进行衡量。说失地农民或者说一般农民懒惰，采用的外部标准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劳动或工业社会的要求。当农民的劳动习惯无法适应或者无法满足工业劳动的要求时，就被认为是懒惰的。
15世纪以前的英国农村，农业劳动虽然艰辛，但遵守自然节律，最典型的就是农忙和农闲的划分。哪怕在农忙时期，农民的劳动也是任务导向的，只要完成当天的任务就万事大吉，除非下雨天抢收麦子等极端情况，没有必要加班加点。
因此，农业劳动没有分秒必争的紧迫感和紧张感。在农业社会的英国，人们的计时方式非常粗略，对时间的感觉是迟钝的。因为农民遵守的是自然的时间，而不是钟表所规定的时间。
钟表规定的时间随着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而出现，也就是现代人所了解的时间。如今，每个人都会通过手机来监测时间，并且把这种钟表时间内化为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准则。
再者，农民下田和工人进厂的感觉也不一样。当工人走进工厂，工作与生活截然分开。工厂里的工作让人感到明显的压力和焦虑，因为工作流程紧张，工人还会受到老板或监工的严格管控。
《大都会》
农民下田劳动虽然艰辛，但是可以自主地干活，说说笑笑，与平常的生活没有明显差别，不会感觉到劳动的压力和焦虑。
更不用说，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节日和假期大大减少。
2024年英格兰地区除了双休周末之外，只有8个法定节假日，但在15世纪之前的英国农村，宗教节日和筵席非常多。阿伦特曾经有些夸张地说，在中世纪，人们的法定假期有141天，一年中有将近半年不劳动。
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出现之后，对宗教节日发起进攻，导致法定节假日大大减少。背后的原因，是为了让人马不停蹄地工作，满足资本主义不断攫取剩余劳动的要求。
由于上述原因，15世纪之前英国农民的劳动习惯和生活习惯是松弛的，但在工业资本主义出现之前，没有人认为他们是懒惰的。
虽然基督教的“七宗罪”也包括懒惰，但主要意思是对上帝所规定的任务无所用心、麻木不仁。它的对立面不是工作的狂热或勤劳，而是积极履行基督徒的职责，比如祈祷、沉思等等。
勤于劳动也不是中世纪基督徒的美德，工作狂热甚至也被认为是懒惰，因为这意味着工作狂遗忘了上帝所赋予的职责。
当失地农民被迫进入城市时，因为新出现的资本主义工业劳动这个外来标准，才被认为是懒惰的。这些人在当时也被称为“劳动穷人（working poor）”，因为他们必须要劳动才能活下去，但是再怎么劳动，也不可能富起来。
近年来有社会学家用“working poor”，来描述卖命工作或者说打好几份工才能糊口的群体，一般翻译为“穷忙族”。和15世纪英国“劳动穷人”相比，唯一的区别可能是很少有人认为他们懒惰。
02.
向打工穷人开战
在原始基督教或中世纪的基督教看来，穷人或贫穷具有一定的道德优越性。
耶稣在《圣经》里说过，“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要难”。穷人和失败者才是真正受上帝眷顾的人。劳动或勤劳不是值得称道的品质，乞讨或接受救济也不是丢脸的事，关键的品质是虔诚或积极地侍奉上帝。
但在15世纪之后，随着宗教改革的发生和清教观念的普及，穷人不再具有道德优越性，反而成为唾弃的对象。因为辛勤工作发家致富的新兴资本家成为道德楷模，也成为上帝所眷顾的对象。
勤劳成为了社会和宗教的重要美德，而懒惰则成为了严重的罪恶。懒惰进而被认为是“劳动穷人”的本性，是他们贫穷的根源，也是他们品性低劣的表现。
这里的懒惰指不愿意接受工场的工作纪律，不愿意辛勤劳作，以改变自己的贫穷地位。这里的勤劳是工场主所希望的勤劳，比如任劳任怨，一天工作14乃至16个小时。工场主认为，懒惰的人多了，轻则干扰社会秩序，重则导致社会暴乱。
如此一来，懒惰不仅被视为万恶之首，也被视为万恶之源，因此必须向懒惰开战。这也就意味着向穷人开战，因为穷人和懒惰完全捆绑在一起。
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例如当众鞭笞、用烧红的铁器在身上烙印、强制劳动、监禁等，目的是驯化劳动者，同时恐吓那些已经进入工场的工人，让他们赶紧习得工业资本主义劳动所需要的劳动纪律，养成勤劳的习惯。
除了监狱之外，对打工穷人进行改造的机构还有16世纪所设立的惩戒所（houses of correction）和17世纪所设立的贫民习艺所（workhouse）。惩戒所顾名思义是惩罚性的，而贫民习艺所是慈善救济性的。
不过在贫民习艺所，穷人不仅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食物，还得干活，而这些活都是重复枯燥、繁重无聊的，就像驴拉磨一样。狄更斯《雾都孤儿》的主人公奥利弗·特威斯特，就出生在贫民习艺所，9岁就被迫开始劳动。
《雾都孤儿》
贫民习艺所的真正目的不是救济穷人，也不是教授技艺，而是生产人——生产遵守劳动纪律、吃苦耐劳的人。就这个功能而言，监禁机构的目的其实是改造人性。
除了上述提及的惩罚和规训措施，还有意识形态层面对穷人的动员。当时宣扬清教思想的牧师和自由主义思想家，都会向穷人鼓吹勤劳的重要意义，警告他们不要陷入懒惰的泥潭。
这些人一方面宣扬自由独立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宣扬“服从工厂、学校、贫民习艺所和监狱的管理”。例如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洛克，提议穷人的孩子3岁离开父母，转移到“劳动学校”，在劳动的过程中养成勤劳的习惯。
从洛克的提议中，可以看到现代自由主义的两副面孔。一面反抗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追求政治领域内的自由，另一面服务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因为驯服勤劳的劳动力恰恰是资本主义工业化所需要的。
03.
工业革命前的勤劳革命
工业的英文是industry，在现代工业革命之前，industry的基本意思是勤劳，这也是15世纪以来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汇。
从某种意义上说，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是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的前提，没有劳动者社会性格的改造，就很难有现代的工业革命。
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牧师和知识分子试图从身体和思想方面改造打工穷人，让他们习得现代的劳动纪律，懂得“时间就是金钱”的道理，成为勤劳的打工人。
但是直到18世纪，这种改造劳动者的努力并不是非常成功。17和18世纪英格兰资本家就抱怨过打工人太过“奢侈、骄傲、懒惰”：
只想挣到能够糊口的钱就拉倒，一点也不想多干；工资越高，就越把更多的钱拿去喝酒；因此，商品价格高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这能迫使劳工更加勤奋；但是高工资却不是好事，而是坏事，因为这只会导致酗酒狂欢。
他们认为，打工人的这种态度就是没有被改造好的农民的态度，马克斯·韦伯把这种态度称为“传统主义的”劳动态度。
在西方，勤劳革命基本取得成功时是19世纪，基督教新教的宗派卫斯理宗在这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该教派强调，劳动本身就意味着上帝的恩典，因此是“一种纯粹的美德之举”。打工人只要勤勤恳恳地工作，就可以获得幸福和拯救。
这也是阿伦特所说的西方版本的“劳动光荣”。正如英国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所说，19世纪左右，一般的英国工人变得更守纪律，更为谨慎，也更加循规蹈矩；他们不那么粗暴，也不那么随心所欲反复无常了。
此外，手表变成了生活必需品。很多英国打工人都佩戴了手表，习惯了工厂的钟表时间，也懂得了时间就是金钱、争分夺秒、努力工作的道理。他们不再像传统的农民那样，白白地消磨时间。
《革命之路》
也就是说，到了19世纪，英国打工人基本被驯化，习得了打工人所必备的社会性格，成为了老板基本满意的打工人。这场“勤劳革命”不仅在英国取得了基本胜利，也在其他主要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胜利。
法国思想家保尔·拉法格在1880年发表了《懒惰权》，在文章开头就明确地指出，一种奇怪的狂热支配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而这种狂热就是对劳动的热爱，勤劳的品质。
但是拉法格认为，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勤劳造成了智力的衰退和身体的畸形。拉法格认为，我们不应该赞美勤劳，而应该追求懒惰，追求每天三小时的工作制度。
所谓勤劳的“美德”在西方是一系列规训、惩罚和意识形态宣传所造成的后果，是15世纪以来漫长历史的产物。
04.
中国人的勤劳与懒惰
中国直到建国以前，都是农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
在大规模的工业化之前，农业中国的劳动者与中世纪英国的劳动者没有太大差别，都根据自然时间来安排生活和劳动，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无所谓勤劳不勤劳。农民只要按时按量上交地租、赋税，就是良民。
另外一方面，因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勤于读书或勤于政务是值得赞赏的品质，但勤于劳动也不是什么美德，因此很少看到赞美农民勤劳的论述。
《论语》中，樊迟向孔子请教种庄稼和种菜的问题，但是孔子拒绝回答，还在樊迟走后还骂他是“小人”。所谓小人就是不懂得大道理的低贱的人。这种鄙视生产劳动的观点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观点。
在建国以后的工业化进程中，中国也面临着农业人口转化为工业人口、适应工业生产节奏的问题，需要原本的农民去习得工业生产所需要的纪律。但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有所不同，并不存在对劳动者严酷的规训和惩罚。
在当时的中国，劳动纪律的确立主要是通过职业教育和意识形态宣传与动员，比如对于劳模、劳动光荣理念和勤劳美德的宣传。
《年会不能停！》
1952年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劳动最光荣》里唱：“劳动的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歌词中还有其他关于勤劳和懒惰的对比：小喜鹊造新房，小蜜蜂采蜜忙，值得学习；但是小蝴蝶贪玩耍，不爱劳动不学习，不能向它学习。
当时还有好多小说来表现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尤其是体力劳动，最能展现主人公勤于劳动的激情。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这种激情是普遍存在的。
有学者说，“爱劳动”观念的普遍确立，实际上成为了“新社会”的重要内涵之一。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背景下，中国人变得勤劳了。
新中国的工人可以被称为“被束缚的主人翁”，大部分人都能够做到以厂为家，勤劳工作。除了意识形态宣传和动员之外，还有很多原因。
比如，主人翁的自豪感让工人认同工厂，自然有动力去努力工作；同事之间会相互比较、相互监督，让人不好意思偷懒；有些人想通过积极劳动争取先进、获得晋升。这些都促进了工人的劳动热情。
在农村的人民公社，“大锅饭养懒汉”并非普遍现象，而是个别现象。人民公社的工分制度能够激发农民的劳动热情：
农民在集体劳动时会相互较劲，而不是比谁更会偷懒；集体归属感和共同利益对农民造成团体压力，让他们不好意思偷懒；在评定工分时，干部会对劳动成果进行监督、验收等，这也让劳动者不能够轻易地蒙混过关。
关于中国人的懒惰，还有过一个版本，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当港资、台资、韩资等外资涌入内地，外来的老板们认为中国人懒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劳动者不符合外来老板们的要求和标准。
公有制时期，劳动者是主人翁，享有各种福利和权利，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外资工厂的工作纪律和工作节奏。他们被认为是懒惰的，与17、18世纪英国打工人被英国资本家认为是懒惰的一样，需要再度接受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规训和意识形态动员。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观念深入人心，劳动光荣、爱岗敬业、以厂为家依然是宣传的重点。宣传者也不会分辨到底是为谁而劳动，为了什么目的而劳动。
《年会不能停！》
在工厂制度方面，20世纪80年代在华外资工厂的管理制度，与19世纪的英国工厂基本没有差别。这些工厂普遍采用的管理措施有：体罚；罚款；强制加班；严格管控上厕所的时间，因为这会影响流水线的生产速度；强制员工交押金，防止员工说走就走等等。
当我们说中国人勤劳的时候要搞清楚，这种勤劳并不是自古就有的美德，也不是中国人独有的民族性格，而是现代工厂制度所塑造出来的社会性格，因为这样的社会性格是现代工作制度所必需的。
与农业社会的劳动不同，现代社会的生产是没有尽头的，它需要打工人把尽可能多的生活时间都投入工作之中，勤劳自然也就成为了所谓的美德。
当下网上有很多嘲笑其他国家的人懒惰的言论，前提都是中国人是勤劳的，而勤劳是好的、值得骄傲的。
因此，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勤劳到底是不是一种美德？在什么意义上是美德？到底是谁在定义什么样的打工人是“优质打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