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明治维新如一阵强风，将日本带入近代化轨道。除旧迎新，是历史对从江户幕府走向维新朝代的时代定性。一切都是新的，但这句话前面可能也要加个“仿佛”一词。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后不久，因腐败而带来的令人窒息的灰色味道也依旧蔓延。维新元年后的第3年，惊掉世人下巴的“山城屋事件”便是踏着历史高光的明治时代推进了舆论的深渊。
日本的近代化发展中，位于现在鹿儿岛的萨摩藩和位于现在山口的长州藩举足轻重。这里的维新元老和功勋们从改革的泥泞中走来，有些人也自带一股“不为了钱谁出来革命”的人性。正如“长州的陆军，萨摩的海军”的说法那样，掌握了军队，就掌握了获取国家利益的利器。气场和权力的强大，也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山城屋事件”之所以成为揭开明治维新“遮羞布”的大新闻，正是因为它是改革大潮之下官商勾结、军商勾结的典型，也被视为明治时代日本的首个贪腐案件。戴季陶在其著名的《日本论》（九州出版社，2014年11月）里赞赏日本大刀阔斧锐意变革的同时，甚至不忘专门以此案为例，为读者呈现明治的阴暗面，足见“山城屋事件”的时代影响和史学影响。
山城屋和助原本叫野村三千三，是长州藩的奇兵队的一员。明治时代的来临，也给他这个头脑灵活的人刮了一阵经商风。弃军从商，让野村三千三的人生开始开挂，只不过也一直悬挂在危险的边缘。机缘巧合，一切都和与山县有朋的关系说起。山县有朋当时担任日本兵部省的兵部大辅，位置仅次于由贵族任职的兵部卿，是实际的最高掌权人。这个位高权重的军队大佬也是长州藩的奇兵队出身，命运的安排之下，两人在权钱关系上就发生了挡不住的交集。靠着这个在军队通天的私人关系，野村三千三摇身一变，成了改名为山城屋和助的兵部御用商人，专门负责采购军需物资，其中之盈利让他迅速成为肥得流油的富商。
一个巴掌拍不响。兵部省为了不使自身拥有的现银贬值，想到了资金运转而保值的做法。另一方面，越来越大胆的山城屋和助则直接公开地从军队借走公家的钱用于投资。最为可笑的是，投资欧洲生丝无果，血本无归之下，山城屋和助进一步挪用国库的钱跑到法国佯为做买卖，实为游山玩水，终于被日本驻法、驻英大使发现而上报，司法部门开始着手调查。根据史料记载，山城屋和助挪走的国库金额高达65万日元，相当于当时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1%。按照现在的货币水平，相当于130亿日元。对此，评论家和文化研究学者木村毅曾愤怒地指出，天下可唾弃之事多矣！政商勾结暴富，官吏甘于贿赂，美人佳肴，视而不见。
萨摩人与长州藩素来不对付，恰好抓住了这个攻击的机会。同时，在司法省的联合追究下，山城屋和助无力偿还，最终选择剖腹自尽。虽为奸商，却也有那么一些邪气的“格局”，在自杀之前把有关资料尽毁，让事件没有波及山县有朋。颇为讽刺的是，山县有朋没有大富大贵，却留下包括被冠以“山县三名园”的椿山庄庭园、无邻庵庭园和古稀庵庭园在内的众多知名日本庭院。巨大的财富从何而来，不言而喻。
作为有争议的文字，町田宗七的《萩露山城日记》把山城屋和助写成了无名之辈成就财富的立志之谈。究竟是黑手伸向政府金池的恶商，还是拼命往上爬只为出人头地的明治青年，不妨仁者见仁，跳出历史评价，多些文学和文化视角，未必不可。（2025年2月21日写于东京“乐丰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