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下来，听陌生人讲他们最后的心愿。
一名遗嘱咨询师最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探索对方内心的宇宙、理清这些复杂的关系、制订一份严谨的遗嘱。来访的人里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有八九十岁的长者，贫穷或富有，无一例外，都是做好准备、随时面对死亡的人。
有的人在咨询时穿上了最华丽的衣服，诚实地处置自己留在世上的一切，真实的财富、虚拟的账号，在咨询师的帮助下找到各自去处，了却心事一般，最后他们松口气，向咨询师们道谢又道别。
每天，一位咨询师要至少接待2到3组家庭，每次至少1个小时。咨询师们努力把每句话讲得透彻、说得仔细。他们知道，有些人是第一次见面，或许也是最后一面。
“人生第一次”
面前的老人看起来很紧张，即便是简单的句子，也要重复几遍才能说得流畅，签字的时候手止不住地抖，连姓名都忘记了，“我一定是年纪大糊涂了。”老人嘟囔着。
录像只好暂停。这已经是订立遗嘱的最后一步，在两位见证人面前，老人要对着镜头朗读自己的遗嘱，回答几个能证明自己头脑清楚的问题，语句必须流畅，声音必须清晰，否则在遇到纠纷时，这份遗嘱就会失效。在此之前，老人已经通过了专业的精神评估，但那句随口的抱怨还是会带来歧义，一旁的崔文姬只能不停安抚着：“没事的，慢慢来。”
对于像崔文姬一样的遗嘱咨询师来说，这套流程日复一日地上演，但她清楚，对于每位立遗嘱的人来说，这都是“人生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处置身后财产，人生第一次、大概率也是最后一次慎重地做好身后安排。
中华遗嘱库遗嘱咨询师崔文姬（右）。 受访者供图
她遇到过一位80岁的阿姨，为了迎接这个时刻，特意做了美甲，戴着珍珠耳钉和项链留下最后的影像；还有一位盲人大叔，摩挲着特殊定制的盲文遗嘱，抑扬顿挫地讲出最后的心愿；以及一位聋哑人，跟手语老师提前磨合了一个月，就是为了确保最终的录制准确有效。
这些标准的、由法律用语构成的、具备法律效力的文件，在经历这次程序之前，都是人们藏得最隐秘的心事。要把这些完整地诉说给咨询师，并不容易。已经离婚的夫妻隐瞒实情，立嘱人故意不透露与继承人的实际关系……这些特殊的家庭结构，都有可能导致遗产继承面临风险。
工作3年，中华遗嘱库遗嘱咨询师张智超能感觉到对方的不自然，但并不急着戳穿谎言。“我们主要靠专业。”他总是告诉对方，探究隐私不是自己的工作，只是希望能为对方排忧解难。即便不立遗嘱，只要对方能从这次交谈中有收获，他就有成就。这样的真诚往往会赢得对方的信任，咨询结束后，有人告诉张智超：“和那么多人交流过，都没你聊得通透。”
咨询过程中，张智超从不讲艰深的词，他把术语都掰碎成最简单的解释。
“俗称‘接地气’。”张智超说，很多时候，对方听不懂什么是“婚姻存续状态内继承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能明白“只要结婚了，未来你儿子继承的财产有你儿媳妇的一半”。“我们是解决问题的人，对方都听不懂，怎么解决问题？”
同样地，在张智超的接待室，气氛很少沉重。
他能明显感觉到，大部分人来咨询时都心事重重，散发着低气压，讲着讲着，脸就黑下去。有的老人跟着儿女一起来咨询，还没说几句，就被子女堵得张不开嘴。张智超是遗嘱订立人利益忠实的捍卫者，每次他都强调，中华遗嘱库只为遗嘱订立人服务。他总是咧着嘴，笑呵呵地带着老年人跟上他的节奏。
“姨你放心说，你亲家可能早已经在这做完了。”时不时地，他还会开上几句正合时宜的玩笑，希望在这里咨询过的人，离开的时候都能因为心事得到解决而轻松。
近几年，张智超能明显感受到老人对待遗嘱的态度发生转变。以前，遗嘱意味着不吉利，张智超咨询之前总是会提一句“您别忌讳”，但现在，很多老年人听到之后都会摆摆手：“你说吧，我们来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中华遗嘱库北京东城分库工作人员接待市民。 受访者供图
一位遗嘱咨询师的养成
成为遗嘱咨询师，首先要忘记这是一份工作。
遗嘱咨询师刘千更多把它看作是“内心的修行”，和老年人相处的点滴片刻，都让他看到未来的自己，看到自己应当如何迎接衰老、面对死亡、珍惜当下。
2021年成为遗嘱咨询师之前，他从事教培工作，接触最多的就是小孩，而现在接触最多的是老人。这两个群体除了年龄悬殊，并没让刘千觉得过分不同，反而在他眼里，老人和小孩一样，也需要好听的话来哄一哄。
“阿姨，您今天的衣服真鲜亮，我也想给我妈买一件。”“叔叔，今天气色真不错。”刘千觉得这不过是一句简单的关心，却总能在老人表情中看到喜悦。
和刘千一样，张智超也是从教培行业跨界成为遗嘱咨询师。刚接触这一行当，张智超就被彻底吸引住了——每天都是新鲜的、可感的，下午5点，张智超会和同事们准时围坐在会议室复盘当天的案例。“每家每户情况都不一样，有的曲折离奇，有的感人至深。”但他们在意的不仅仅是“八卦”，而是故事背后涉及的专业知识，下次再碰见相似的案例，就可以直接套用。
这也是最吸引崔文姬的地方。
2017年大学毕业后，崔文姬入职中华遗嘱库法务部，每天面对的都是咨询师收集好的材料，冷冰冰的文字档案让崔文姬感到束缚：“很多时候我的观念都停留在理论层次，没有实际跟人接触，体会不到对方的感受。”在带教老师的鼓励下，她申请成为一线的遗嘱咨询师。
一切都鲜活起来，崔文姬性格原本内敛慢热，但和这些老人们相处久了，自己也活泼起来。起初因为紧张，她经常漏问问题，一年之后，崔文姬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在正式成为遗嘱咨询师之前，无论是崔文姬、张智超还是刘千，都需要接受为期21天的专业培训——学习法条，了解不同的案例解读，学习书写遗嘱，练习如何清楚明白地为咨询者答疑解惑，看带教老师如何给市民进行遗嘱咨询。张智超光是知识点文档就整理了2万字，即便培训结束，也时不时地翻开看看。
这份工作或多或少塑造着他们。刚入职时，带教老师评价张智超性格跳脱，现在他变得更加稳重，懂得倾听对方的烦恼。
刘千则反复被一个场景击中——立好遗嘱，交代好人生的最后愿望，一对老年夫妇坦然地互相搀扶着离开。他们是刘千接手的第一对客户，这让他第一次意识到咨询的价值，也让他始终对这份职业保持敬畏。
刚刚成为遗嘱咨询师时，几个年轻人单纯认为遗嘱行业是一片尚未开发的蓝海，拥有无限可能。现在，它不仅仅意味着职业前景，这几年，与他们接触过的每个人、每件事，都让他们保持向前的激情，都是他们的养料。
中华遗嘱库遗嘱咨询师向市民讲解相关服务。 受访者供图
情感的延续
咨询完成之后，一份遗嘱会遵照当事人的意愿被迅速拟定好。2020年，在《民法典》施行之前，打印遗嘱的效力认定比较复杂，老人们只能伏在大厅中间的誊写桌，一笔一画抄写咨询师起草好的遗嘱，很多人已经多年没动笔写过字，半张纸都是修改的痕迹，崔文姬和同事们在一旁指导，错得多了，只能从头再写。
《民法典》施行之后，打印遗嘱也能得到法律的支持，订立遗嘱的流程变得更加简捷。只需要遵循中华遗嘱库建立的一整套流程——建立档案、咨询、拟定遗嘱、精神评估、密室登记、指纹扫描、生成遗嘱证，就可以在中华遗嘱库拥有一份自己的遗嘱。
这个过程不算复杂，“遗嘱与法律相关，它很明确，没有什么变量，但感情不是。”刘千见过很多老人反复念叨，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来订遗嘱也是不想给孩子添麻烦。他觉得，恰恰是这些无法用标准来定夺的爱，让人体会到生命的重量。
在遗嘱之外，不少人希望给亲友、后人录制或书写“幸福留言”——这是中华遗嘱库特意准备的环节。有的老人给女儿足足写了上千字的留言，希望她能过得好；有的孩子觉得老人遗嘱冷冰冰的，心里不服气，非要争夺财产，但看到老人留下的视频后瞬间落泪，明白了老人的为难；有的夫妻决定把遗产捐给社会，他们在视频中向孩子解释，生前已经为孩子付出了一切，死后想把财产献给更需要的人。
“再给你唱首你喜欢的歌吧。”有的人说到动容，对镜头哼唱起来。
看到这些，咨询师们很难不被触动，况且对方是一位“熟悉的陌生人”。
他们或许并不清楚对方的名字和年龄，甚至那些面庞也会慢慢模糊，但他们清楚记得对方曾吐露过那些难解的心事。可能一年前，这些人刚刚立好遗嘱，冲他们心满意足地微笑，而下一年的某天，突然收到通知，对方去世了。
刘千决心做一件事——和自己接待的每位老人合张影，那很有可能是彼此见过的最后一面。
新京报记者 左琳
编辑 彭冲 校对 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