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好死不如恶活”；亦称：“轻生不如忍死。”是说与其无痛死去，不如忍痛活着。毕竟，对于一个人来说，拥有生命的机会只有一次，一旦轻弃，不可复有。一个人若是选择“自杀”这种方式，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实在是太冲动。对陈布雷而言，虽说轻生的念头，“早动于数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间”，但说到把这个非理性的念头，变成一种举动，毕竟是在进入11月之后。也就是说，陈布雷此前虽有种种生不如死的念头，但并没有将这一念头付诸实施。对于他来说，拥有生命的机会，同样只有一次。出于一种本能的对生命的留恋，他不得不斟酌复斟酌，彷徨复彷徨，千思万思而后行。然而，当陈布雷走进11月之后，这才发现，他已经被逼到一座生命的孤岛上，生机绝望的浪潮，正从四面八方向他铺天盖地般涌来。这个时候，对于陈布雷来说，死，已经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了。
视频地址：蒋介石幕僚机构智囊，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因何自杀身亡
陈布雷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慈溪濒临杭州湾，由姚江可直达宁波，西距杭州仅百余公里，隔海与上海相望，襟江带海，海道通达，交通便利，得风气之先，向来是沿海贸易和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故浙东民性通脱，素善经商，行贩坐贾遍及全国乃至海外各地。陈布雷的先世也是一个标准的耕读之家，至祖父陈克介时，开始打破传统，以一行商往来于浙赣间，从而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过程，归里后即开始经营钱庄与典当业。晚年，陈克介以其盈余渐丰，重新回归亦耕亦读的家族传统，买田置产，督耕兴学，并分其产业之半，约有百亩左右，兴办陈氏义庄、义学，用以救济、扶助族中孤贫。
早经私塾
陈布雷5岁时，就开始读书了。这位未来的民国第一流政论家、国民党的“文章机器”、蒋介石的铁笔圣手，从此与古老而又神奇的方块汉字结下了不解之缘。陈布雷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是陈依仁。在老父严而又严的督促下，到这一年的年底，陈布雷日识30字，以一个五龄童的智商来说，这样的启蒙速度，简直可以说是连蹦带跳了。陈布雷的第二位启蒙老师是陈屺怀。陈屺怀思想激进，颇有些游侠气质。青年陈屺怀既是极受陈布雷尊敬与爱戴的大哥，也是陈布雷的新学导师与文学引路人。
陈布雷跨入社会的第一个台阶，是应聘为上海《天铎报》撰述记者。《天铎报》时期，陈布雷每天的工作方式是：上午休息，午后到报馆收集材料，提炼主题，打好腹稿。晚9时再到报馆撰文。当时，《天铎报》内部纷争，情形相当复杂。但是，陈布雷崇尚与世无争，淡泊名利，与同仁之间倒也相安无事。陈布雷与“南社”诸子柳亚子、高剑父等人往来日密，渐成知己；与性格粗疏、情绪热烈的戴季陶关系尤密。
陈布雷后来常以充满眷恋的心情回忆这一段时期的生活：“少年初涉社会，对一切感到新异而有趣味，交游渐多，来者不拒，居常备白玫瑰酒一瓶，每日购酱牛肉小银币两角，以待宾客。”后来他离开《天铎报》，回宁波任中学及师范教务者数年，因为他父亲去世，有五弟五妹，家务极繁，回到乡间过了五年的田间生活。到民国十年，时三十一岁，入上海《商报》任主笔，开始政论最有声有色的时代，先后服务七年。到民国十六年的年初，才脱离了《商报》。
早在筹划北伐战事之前，蒋介石就已经在考虑舆论北伐的问题。就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来说，政治中心固在北京，然舆论中心却在上海。上海各报中，尤以《商报》的立论皆暗合国民党的政治主张，而《商报》主笔陈布雷的大名，不用说，蒋介石早已如雷贯耳了。为此，蒋于这一年春天，派遣黄埔军校秘书长邵力子先期北上，意在联络沪上各报及陈布雷等人，为国民党集聚新闻力量。
邵力子为南社领袖人物之一，与南社社员陈布雷原就熟悉。故邵抵上海后，宴请沪上各报主笔，说明北伐形势，以便为国民革命军广开舆论。席间，邵力子拿出一只大信封，递给陈布雷说：“蒋先生对君极为慕重。”陈布雷打开信封一看，是蒋介石的一张戎装照片，并有亲笔签名：“赠陈布雷先生，弟蒋中正。”
以陈布雷来说，对蒋的这番深意，很可能不甚了然；对蒋之为人，也是若明若暗。但是，蒋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南方政府的新秀，而且还是手握重兵的东方“拿破仑”，对于他来说，只知道这么多也就够了，于是陈布雷手下蒋介石的信件，另对邵力子一番客套，无非是对蒋先生“心向往之”云云。蒋、陈的这一次间接接触，固不能算是有情人的正式“联姻”，但大抵也表明双方有意加深了解。自此，蒋在南方，陈在北方，蒋策划以武力北伐，陈运筹以舆论开道，双方配合默契，相知日深了。谈到这种程度，双方都认为有必要见见面，进一步予以考察了。
另谋出路
1926年冬天，陈布雷接到南昌等地的友人来信，约他以记者身份赴南昌一游，同时可以见见国民党的头面人物，特别是转致了“蒋介石很盼望与君相见”的意思。从陈布雷这个时候的处境来说，正是倍感艰难的时候。一是潘更生走了，潘公展也走了，要想再现前几年《商报》的盛势，已是力不从心了；二是自己与报馆中的同仁，都是反对孙传芳的，而董事会中的大佬，却是拥护孙传芳的。
蒋介石和张学良
反孙的编辑部与拥孙的董事会针锋相对，这样一对矛盾，颇让陈布雷为难。后台大老板傅筱庵表面上支持自己，但观其内心，对自己亦有不快之色，这是陈布雷早就看出来的。故陈布雷自忖：《商报》馆这样一个冷灶，再烧下去已没有什么味道，不如早日跳出这个是非之地，另谋发展。
古人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绝叹，多少年后，陈布雷亦将从政看成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失误。纵观陈布雷的从政之路，有三步可谓举足轻重。第一步，是在1927年初到南昌谒蒋。没有这一步，20年的蒋、陈合作，恐怕免谈了。但是，当时迈出这一步，毕竟背景不一样，那个时候，国共还没有分手
蒋介石的身上还笼罩着“中山先生信徒”、“国民党青年领袖”、“北伐统帅”等道道光环。况且，当时我党也幕后穿针引线，意将他推向蒋的身边。陈布雷不是神仙，连共产党人都没有把蒋看透，他怎么就知道蒋的肚子里藏着那么多鬼点子呢！第二步，是1929年8月接任浙江省政府教育厅长职。迈出这一步，陈布雷从此踏进了政界之门。但在当时，陈布雷也还保留着一种“客卿”身份，去留之际，分合之间，尚有一份自主选择的权利；第三步，是1934年5月到南昌正式投蒋。迈出这一步，陈布雷算是把自己彻底给卖了。
据说，陈布雷进入南昌行营之初，如按蒋的本意，是想让他出任行营秘书长一职。但陈布雷听说政学系官僚杨永泰极力角逐此职，当即谦辞不受。这当然是一种政治风度，表示对权力之争的不屑与淡泊，或许也可以看作是文人的一种自信与高傲吧。
不过，客观地说，陈布雷即使要争，也没有力量。政治是需要实力的，聪明的政治家，要学会等待，有时要耐得住寂寞，一切都需要时间，需要机会。陈布雷不争，蒋亦不勉强，好在蒋的口袋中，官票多的是，即便一时没有，也可以临时创立一个，应一下急。
果然，蒋环顾南昌行营，乃军事重地，适合陈布雷这种文人干的差事不多，当即别出心裁地想出一招高招。此前，南昌行营延揽、搜罗了一批留学归国的专家学者，蒋给每人送上一份优厚的薪水，再奉上一顶“设计委员”的头衔，终日在戒备森严之下，或写写文章，发发议论；或研究外交，追踪热点等。
为蒋从文
其实，所谓“设计”，无非是坐而论道，放放空炮，营造一点文治武功的气象罢了。文人是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玩得好，是朕的爱卿，玩得不好，也能坏朕的大事。现在何不将这些人集中起来，成立一个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会，给陈布雷戴上一顶“主任委员”的高帽，主持其事，既对陈有所安置，又能对这批文人有所约束，不使他们惹是生非，岂非一石二鸟之计！但陈布雷不呆，他对蒋的机心，可谓看得一清二楚。
陈到设计委员会视察后，发现设计委员虽有20多位，但职责不清，权限不明，规定极其含混，极易招致是非。据此，陈力请蒋收回“主任委员”的加委，希望不以任何名义，留赣服务。蒋老猾成精，哪里肯让陈轻易滑脱，只在表面上做出让步，同意再加委一名副主任委员，佐陈处理会中日常事务，陈则专心协助笔札，并留心文化宣传与理论研究，备蒋垂询等。从此，陈结束了三分清客、三分幕僚、三分权臣、一分报人的生涯，从南昌行营开始，专任蒋的心腹侍从之臣了。
作为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陈布雷的最大“杰作”，就是写了一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的文章。这篇捉刀之作，又因为受到鲁迅先生的痛击，从而在中国现代史上名噪一时，亦成为陈布雷文字生涯中不可多得的“名篇”之一。
据说，这篇文章是蒋、陈在溪口休息期间，由蒋在病榻上分章口述，再经陈布雷记录、整理、润色而成。文章近三万字，共分八部分：一、引言；二、就中国立场说明僵局延长之利害；三、为日本打算说明僵局延长之利害；四、中国方面之错误与失计；五、日本方面的错误（一）直接的对中国认识之错误；六、日本方面的错误（二）间接的举措上的错误；七、中日两国所应认识之要点及应采之途径；八、结论：解铃还须系铃人。
仅从文章的小标题，也可以看出作者的立意了，中日交恶，日本人自然是欠妥的，但中国人也有不对之处，中日各打五十板子，且先从中国人的屁股上打起，以示中华泱泱大国的气度之恢弘，立论之公正，检讨之诚恳，处置之公平《敌乎？友乎？》
各打五十大板
可以说是陈布雷文字生涯中的一大败笔，也可以说是其文学侍从生涯中最臭的一篇捉刀之作。然而，也有人说这篇文章并非出自陈布雷之手，文章原本就是蒋介石授意徐道邻代拟，只是经陈布雷一番修饰而已。自陈、蒋、徐先后作古后，这已是一件死无对证的事情，说是说不清了。不过，若就文章的风格与文笔的功底而言，恐怕都不是一个归国不久的留学生所能炮制出来的。说这个话的人，如果不是来自翔实的史料，恐怕就是出于为贤者讳吧！
将《义勇军进行曲》从长城内外唱到了大江南北。中华民族已经危在旦夕了，文章的作者居然还能保持着一种平静冲和的心情，以中日无欺的“公道”，将中日之间的一碗水端得平平的。真让人不敢相信，这样的文章竟会是出自当年《商报》那个反帝爱国的勇士“畏垒君”之手。
一人独政统治，事实上也就是幕僚政治。因为任何独裁者，都只能依靠亲信幕僚来完成独揽大权的过程。于是，演变的结果，独裁者的权力，往往也就成为幕僚的权力，幕僚政治俨然成为一股势力，最终又成为政治的对立面。就蒋介石的独裁性格来说，从来视权力为自己的命根子，当然不允许幕僚就此将权力劫夺过去。大权只有独揽，没有共揽。政治的波涛，总是在权力的中枢区域里激荡。
在侍从室内，侍一处主任钱大钧与侍二处主任陈布雷之间，便有了一次次的较量与倾轧。而争斗的实质，无非是证明谁是首辅中的首辅而已。事实上，这个争夺，从侍从室于1936年初改组的那一天，就已经开始。到了1937年春天，这个矛盾已是相当的白热化了。西安事变期间，蒋深感侍从室应变不力，在结构及管理等方面，都存在着种种问题。
据此，蒋决定利用西安事变后赴溪口休息的空隙，对侍从室进行第二次改组。改组的重点，是放在增强应付突发情况，加强工作效能，做好警卫工作的能力等等。蒋指示钱大钧会同陈布雷，先提出一个改组方案，报蒋审核后，再正式实施。
钱大钧奉命了。但是，他认为没有会知陈布雷的必要，而是同侍一处侍卫长何玉龙，联合侍二处第四组组长汪日章，在密室斟酌了好几天，于4月5日率先提出了一个草案，是为“钱案”。一方案完全是维护侍从室钱、何、汪“三剑客”私利的杰作，而唯一的目的只在于挤兑陈布雷。陈布雷看到“钱案”草稿后，大为惊讶，亦大为不满，认为“如此改革反使系统错杂不明”。
陈布雷与陈诚合影
于是，陈布雷决定另起炉灶，会同自己的心腹亲信、侍四组秘书王学素也关起门来斟酌了半天，迅速于当晚提出了一个方案，是为“陈案”，“陈案”与“钱案”截然不同，不少地方甚至是针锋相对，自然要引起侍从室“三剑客”钱、何、汪的愤怒。4月7日，钱、何、汪公开向陈布雷表示其强烈不满，这是过去从没有过的。
矛盾公开化了。这一天，陈布雷在日记中感慨大发：“今日偶与何、钱、汪等谈，觉侍从室中此疆彼界，争权夺利之风气弥漫于各层，退室自思余何为插身其间者，意极怏怏不乐。”这一次首辅之争，对陈布雷刺激颇深，陈每每想起此事，神思就忽忽不乐，时萌引退之念。
侍从风波结束
自忖自进入侍从室以后，“对同事迄无深切之感情，彼等对我均抱敬而远之之态度，而余于彼等亦常觉格格不入。盖大多数人言不及义、思不及义，唯知以挈较权利为急务，称暇则酒食征逐，只要瞒得过首领而已。余虽抑志相从，推诚相与，然征逐既非所喜，随和亦不能无限度，故终不能相水乳也”。
1939年12月26日，陈布雷50岁生日。无论是从心境或事功来说，这都是陈布雷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表面上，陈布雷对50岁生日淡然处之，不予重视，但在内心深处，却又十分看重这个日子。不但陈布雷作如是想，就是陈布雷的家人，也都是企盼着这个日子的，大哥陈屺怀及四弟陈训慈很早就来信祝贺。
12月24日蒋介石派人送来的一幅祝寿贺词：“布雷吾兄五十诞辰：宁静致远，澹泊明志；蒋中正敬书”，所谓“宁静致远，澹泊明志”，系套用诸葛亮《诫子书》中两句话：“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陈布雷（右坐者）与秘书金省吾合影
蒋对诸葛亮的原话可能记忆不清，把“澹泊明志”和“宁静致远”的先后位置颠倒，以致逻辑上发生问题。尽管如此，陈布雷仍感激不已，连连感叹：“知我者蒋公也！”陈并在《回忆录》中写道：“蒋公勖勉期许之意溢于言表，真不知何以报其惠也！”陈布雷的这段话，隐约有这样的意思，蒋氏以诸葛丞相“勖勉期许”，要他尽心辅佐自己。陈布雷正是怀着这样的“首辅”之志，“知遇”之恩，供蒋驱策的。
陈以“正直平凡”四个字教勉家人，谓“能守正直，则不致为环境所左右，他物所引诱，自然宁静；甘平凡，则透彻了解本身之能力志趣，以谋对国家社会作适当的贡献。”直到陈布雷去世后，王允默在回忆到这件事时，仍然感触颇深地说：“此虽诸葛武侯之名言，先夫子自云蒋先生贻此八字，可谓知其最深。”
陈布雷争名而失名，为名而败，为名所苦，从此对名更加爱惜。《天铎报》时期，《谈鄂》十篇，一举成名天下知。从此知道，“名”确是个好东西；《商报》时期，再次名扬天下，从此成为中国的名记者、名笔、名士、名流。国民党开府南京，陈布雷弃报入仕，成为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与幕僚，以一支笔言天下政，以三寸舌为帝者师，私心则在于追求千古名臣、名士的不朽事功，核心依然在一个“名”字。到了这里，陈布雷已经是作茧自缚，为名所累，无可自拔了。
袁永熙是陈布雷自杀之前，唯一被召见的亲人。陈布雷曾对袁永熙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停了一会儿，陈布雷又关照说：“政治这东西不好弄，你和怜儿千万不要卷到里面去。”事后看来，这是陈布雷打电话把袁永熙叫到陈公馆后，所交代的最重要的事情；事实上，也是陈布雷这一天唯一感到需要对亲属当面交代的遗言。陈布雷的自杀，给蒋介石也造成了极大的震撼。1948年《中央日报》刊登了陈布雷离世的消息。
在陈布雷的房间里，人们后来发现了他写的多封遗书。他自己的遗书，是这样写的：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遭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之可惜。而今我是为了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天下最大之罪恶，孰有过于“自暴自弃而自了”者，我此举万万不可为训，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责备我！对国家对家庭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