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瑞娟
“越剧”起源于“落地唱书”，后又有称为“女子科班”、“绍兴女子文戏”、“绍剧”、“嵊剧”、“剡剧”等，因发源地嵊县（即嵊州）所属浙江绍兴是越王勾践击败吴国的复国之地，且该剧时有名伶姚水娟声称“我就是要越唱越响，越唱越高，越唱越远”之语而得名。
1960年1月18日晚上，杭州饭店小礼堂举行了一个小型晚会，是专门为来杭视察的毛主席准备的。休息时，演出小分队的两个姑娘跑到毛主席的沙发旁，问这问那，请毛主席对演唱提意见。
两个姑娘一个是小丁、一个是小蒋。当时她俩提出请主席唱一句越剧，毛主席听说要他唱戏，便哈哈大笑，连连摇头摆手说：“不会唱！”但在两个小姑娘的再三坚持下，最后主席答应了，并说：“好！我就唱一句梁山伯与祝英台。”
在热烈的掌声中，主席坐在沙发上，唱了一句“梁山伯与祝英台……”，博得满堂彩。据悉，这句“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主席一生中在公开场合唱过的唯一一句越剧。
说起毛主席和越剧，就不得不提起一个名字，那就是范瑞娟；主席看得第一次越剧，就是她表演的。范瑞娟，别名范竹山，1924年1月6日出生于浙江省嵊县黄泽镇，她是我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越剧代表性传承人，越剧范派创始人。
毛泽东与范瑞娟等亲切交谈
1950年7月，范瑞娟所在的东山越艺社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主演是范瑞娟、傅全香，那是毛主席第一次观看越剧。那次，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演出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同志特地到后台鼓励大家，他叮嘱说：“就是马克思来看戏，你们也不必紧张。”
据范瑞娟回忆：
“我演《梁祝》上场时，后台有人告诉我，说她看见毛主席坐在第五排。
我仍然沉着出场。那时演梁山伯与祝英台，计算约定日期是用‘一七’、‘二八’、‘三九’一天一天推算的。我拿起一把算盘，先唱‘思念贤弟’一段唱词，接着拉琴，然后计算日期。
毛主席在台下看了哈哈大笑，说：‘看你傻乎乎的。等你把日子算出来，祝英台已经嫁出去了！’这是事后坐在毛主席后一排看戏的一位老同志告诉我的。
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在台下向我们挥手。负责接待的钟灵同志说，毛主席看了戏很高兴，欢迎你们下次再来；他代表毛主席招待我们到瀛台吃夜宵。”
1951年的国庆节，毛主席再次看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和《宝莲灯》；1952年又观看了越剧《白蛇传》。
上世纪50年代，范瑞娟与袁雪芬主演的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海外上映大受欢迎；为回应海外关切，1957年初范瑞娟结婚时、中新社发出一篇内容详尽的专稿，主题是谈谈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借此向港澳和海外读者介绍新中国戏曲演员的幸福生活和精神面貌。
范瑞娟很快就写了出来，并起了个政治性很强的题目《新中国帮助我建立了一个幸福家庭》；《大公报》在发表时把标题改为《我的丈夫，我的蜜月》，其后被多家报纸转载。
上海的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后，引起了一场风波。一些人对这篇又是“丈夫”又是“蜜月”的文章看不入眼，很不满意，就写信到报社，认为党报不适宜登这样生活化的文章，应多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情况；有批评者甚至给该文扣上“黄色”帽子。
《白蛇传•断桥》袁雪芬、傅全香、范瑞娟演出
争议甚至惊动了毛主席，毛主席当时表态：“这篇文章是黄色的？天天《上甘岭》，没有我的丈夫怎么办？党委要给报纸一个方向，让他们按方向自己去办。搞方向就是领导，但不要干涉过多，毛病总是有的。报上登《我的丈夫》，究竟有什么错，难道不是丈夫？你六百万人的上海，二百封信有什么不得了？还有五百多万人没有来信嘛，可见是正确的。”
当时正值电影《上甘岭》热映，上海、杭州的报纸上每天都有大幅的报道；毛主席的这番表态，不仅解脱了范瑞娟和其丈夫陈伯鸿心头的压力，也使刊发文章的报纸从种种责难中得到了解脱。
范瑞娟，2017年2月17日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值其忌日，如去以此小文缅怀，愿范先生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