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节庆文化中，烟花爆竹始终是营造节日氛围的重要符号。然而，近年来一个现象引人深思：越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小县城，越热衷于在元宵节斥资举办大型烟花秀。
这一行为看似与“节俭务实”的常理相悖，但其背后交织着文化惯性、治理逻辑与社会心理的多重动因。
烟花秀作为“年味”的救命稻草
元宵节燃放烟花的传统可追溯至汉代道教“三元说”，天官赐福的信仰催生了上元节燃灯放烟火的习俗，烟花逐渐成为驱邪纳吉、团圆喜庆的象征。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更为剧烈，年俗活动日益简化，而烟花秀因其视觉冲击力与仪式感，成为维系“年味”的最后防线。
例如云南易门县，尽管财政并不宽裕，仍坚持举办半小时大型烟花秀。当地民众认为：“冷冷清清的气氛和平常有什么区别？烟花爆竹带来的热闹才是真正的年味。”
这种观念折射出小县城对文化认同的焦虑——当城市通过灯光秀、音乐节等现代形式重构节日时，经济条件有限的小城镇只能依赖烟花这一“低成本高回报”的文化工具，试图以瞬间的绚烂填补日常生活的平淡。
烟花秀的治理逻辑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烟花秀不仅是文化工程，更是一种“政治仪式”。一方面，通过集中燃放展示“社会安定繁荣”的治理成果，例如广西桂林、湖南株洲等地近年均以烟花秀作为元宵节宣传重点。
另一方面，民众对烟花秀的期待被转化为政策合法性的来源。2023年杭州重启烟花秀后，江景房、游轮观景位被抢购一空，超百万人涌入现场，这种“万人空巷”的景象成为政府凝聚民心的直观证明3。
然而，这种选择背后存在明显的资源错配。据统计，一场中型烟花秀需消耗数万棵树木制成的纸张、数千吨矿物资源制成的火药，并产生大量污染物。但对于财政紧张的小县城，短期社会效益往往压倒长期成本考量——烟花秀的筹备周期短、见效快，相较于修路、办学等长效投资，更容易成为“看得见的政绩”。
烟花秀能否激活县域经济？
部分地方政府将烟花秀与文旅经济绑定，期待通过节庆吸引游客。浙江杭州、江西婺女洲等地案例显示，烟花秀确实能短期内拉动酒店、餐饮消费。但这种模式在小县城往往水土不服。以云南易门为例，尽管烟花秀规模宏大，但游客增量有限，本地居民仍是主要观众。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烟花秀的“流量效应”具有不可持续性。社交媒体时代，人们对烟花秀的追捧往往停留在“打卡”层面，难以转化为对地方文旅产业的深度认同。而小县城缺乏配套服务能力，烟花燃放后留下的只有满地纸屑和空气污染，反而加剧资源浪费。
烟花秀的社会心理补偿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烟花秀成为县域社会情绪的宣泄口。对于收入增长有限、就业机会稀缺的居民而言，烟花升空的瞬间既是对现实困境的短暂逃离，也是对“生活仍有希望”的心理暗示。湖南某县文化部门负责人曾坦言：“放烟花能让老百姓觉得政府还在做事，日子还有盼头。”
这种心理补偿机制在基层治理中尤为显著。当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难以快速改善时，政府通过烟花秀制造“共同时刻”，转移公众对结构性矛盾的注意力。例如广西某县在财政紧缩年仍坚持烟花秀，官方解释是“提升群众幸福感”，但其背后隐含的治理逻辑值得深思。
小县城对烟花秀的痴迷，本质是一场传统与现代、短期与长期、表象与实质的博弈。烟花绽放时的喝彩，掩盖了资源消耗与治理短视的隐患；而对“年味”的执着追寻，也可能使文化传承沦为形式主义的展演。
要破解这一困局，需重新定义“节日精神”的内涵——与其依赖转瞬即逝的烟花，不如将资源投入民俗技艺保护、社区文化活动等可持续载体。唯有如此，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才能如星火长明，而非在轰鸣声中化作满地尘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