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悦鑫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作为一种新年仪式的全家福

2025年1月22日,宁波市文明办发出倡议“回家过年,拍张全家福!”,这引发了笔者的思考,一件原来过年必做的事情为何引起了官方的关注与倡议?

曾几何时,拍摄全家福是过年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年夜饭后,一张全家福定格了全家团聚的美好时光,小孩子穿上了新衣服停止了吵闹,大人们也打起了精神抛开一年的疲惫露出了笑脸,老人们则正襟危坐展现着一家之主的威严,每个人都想把最好的一面留在这一张小小的照片之中。多年以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看过去的老全家福,看看孩子是否长高,调侃自己和兄弟姊妹是否不如年轻时那般风华正茂,也不失为过年中最为温馨和愉快的家庭时光。这一过程中正如人类学家们所谓的仪式一般,以全家福为媒介一家人的亲密互动实现了情感能量的再生产。

时光荏苒,自笔者有记忆以来拍摄全家福的设备从胶片机到数码相机再到单反相机,设备愈来愈先进,像素也越来越清晰,但对拍摄全家福却好像只在记忆中存在且越来越模糊,今年在笔者倡议拍一张全家福后家人的反映也并不积极。从大约十年前开始,据笔者观察大多数家庭就开始很少拍摄全家福照片了,如果仅仅一家两家发生这种变化可能只是巧合,诸多家庭都发生了这样的转变则可能预示着这背后蕴含着多种社会动因。

二、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对拍摄全家福凝聚力的消解

从家庭的视角来看,全家福在某种意义上是大家庭的产物。传统全家福一般是以老年人、中青年和幼儿三类人群组成,其所对应的是人口学所谓的主干家庭的大家庭结构。但现代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根据2016年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国家庭平均每户人口降至2.62人。传统大家庭逐渐被核心家庭取代,家族成员分散在不同城市甚至国家,团聚难度增加。加之高离婚率(2020年离婚率高达53.3%)和独居人口增多(目前中国独居人口已经达9200万)。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家庭的凝聚力不断减弱,以拍摄大家族团聚为目的全家福的情感基础被削弱。

三、摄影器材的日常化,对拍摄全家福意义感的冲击

近十年来,智能手机普及使拍照变得日常化,拍摄全家福需要全家上阵、提前准备的“仪式感”被削弱。例如,在胶片时代,拍摄一张全家福就需要十分谨慎,昂贵的胶片和一次成像使得对于每一张照片都必须足够尊重。在数码相机时代,这个问题就已经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可以更换的储存卡和删除重拍的功能都极大的降低了拍照的成本,但在这一时期一个相机对一个家庭而言依旧是昂贵的玩具,有的时候过年期间甚至一个数码相机要在几家之间借来借去。到了智能手机时代,拍摄照片已经是一件几乎没有成本的随时之事。从这一角度来看,拍摄全家福失去了全家齐上阵共同参与的集体仪式性质。

另一方面,智能手机使得通过影像来联系情感变得更为便利。通过微信的视频通话、短视频等方式,人们不再只能通过全家福的影像来回忆和联系感情,对亲人的视觉感受得以更加即时化。同时也更加倾向于一对一的交流情感。通过图像感受情感渠道变得更为多元使得全家福不再作为家庭情感图像的唯一载体,地位也随之下降。

四、 摄影对象的自我化,拍摄照片的自我娱乐转向

智能手机时代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即是拍摄照片从对他者的记录变成了对自我的“迷恋”与欣赏。近几年来,各大手机厂商不断增强手机的自拍功能,有的手机甚至前置摄像头的像素要高于后置摄像头。近年来,每个人手机里的自拍和自己的写真已经占据了手机相册中的大半江山。如哲学家鲍德里亚所言“在一个特定场景的拍摄中,你以为你是整个拍摄过程中的主体,但实际上,是这个场景想被拍摄,拍摄者只是这张图片生产中一个额外的人”自拍功能模糊了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界限,个体既是摄影作品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而这也使得自我迷恋式的影像成为当下时代的主流,全家福式的在他者与自我互动中产生的影像则日渐落寞。

结论

不拍全家福是社会变迁的缩影,反映家庭从集体主义向个体主义过渡、传统仪式被现代技术解构的复杂过程。今天是正月十五,趁着团圆再一起拍一张全家福吧,以行动促进家庭感情的亲密,抵抗技术和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社会个体化倾向。


(图片来源于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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