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回老家过年的时候，看到一则本地的公众号消息“人民政府关于元旦、春节、元宵节期间县城建成区内减少燃放烟花爆竹的倡议书”。这让我想起了，那些年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政策和该政策对于春节习俗弱化的种种讨论。
中国最早的烟花爆竹禁令始于北京。1993年，北京市首次颁布《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春节期间全面禁止燃放，成为全国首个实施禁放的城市。随后上海、广州等各大一线城市也随之跟进。
2000年至2010年时，由于民众对传统文化的强烈需求，多地政策从“全面禁止”转为“限制燃放”。例如：北京（2005年）：允许除夕至正月十五期间在指定区域燃放。上海（2016年）：外环线以内区域禁止燃放，外环以外部分区域允许。
而昆明市则是在2000年代初期开始实施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的“限放”政策，即在特定时间段和区域内允许燃放烟花爆竹，其他时间和区域则禁止。 2014年，昆明市进一步收紧了烟花爆竹的燃放政策，明确规定了禁放区域和限放区域，并加强了执法力度。2017年，随着全国范围内环保政策的加强，昆明市开始逐步扩大禁放区域，特别是在主城区（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实施更严格的禁放措施。
说回我老家，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城，儿时每逢过年，鞭炮声此起彼伏，烟花在夜空中绽放，那是记忆中最熟悉的年味。如今，连这样的传统都要被限制，心里不禁泛起一阵酸楚，仿佛那些承载着童年回忆的热闹与温暖，正在一点点消散。
这让我想起了，金星老师在2018年牛津中国论坛的一段发言。
中国过年，就几个红灯笼、刷几个龙、舞几个狮子，这是没问题了。但现在呢？我今年的春节我不在国内过了，因为国内不让放鞭炮了，我今年过年全家老少，我请了所有的朋友到我们家，意大利的，我有个小家在那过的节，而且我在意大利请了那不勒斯人，他们说这些人专门到中国去学做烟火的，他说我们到中国去河北学这种烟火，他们现在生意好极了，现在中国不让鞭炮了，我在意大利放了中国的烟花，他说你要什么颜色的，我说要红色的、金色的，要过年了。
在禁止的同时，就应该有新的方式来替代，而我们总是一刀切，让文化断子绝孙。金星老师的这段发言，本意是在谈“中国文化输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如烟花制作技艺）被外国人学习并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象征；而国内却因现代化治理的需要，逐渐限制甚至禁止这些传统习俗。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不禁让人感到无奈。
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毕竟现在只是“限制”，相较于以前的一刀切全面禁止，已经是一种进步和妥协。并且不加管制的燃放烟花爆竹，其背后的安全隐患也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说到安全隐患，今年春节期间最“响”的爆竹一定是四川内江市资中县“男孩扔鞭炮引发化粪池沼气爆炸致8车受损”事件。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该条例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烟花爆竹的禁放或限放政策。如果地方政府未依法履行职责，未出台相关公告或未采取必要措施，可能构成行政不作为。
如图所示，资中县已经发布了烟花爆竹禁放和限放区域。回看此事件，不仅造成了财产损失，更暴露了燃放烟花爆竹潜在的安全隐患。再次提醒我们，燃放烟花爆竹其背后隐藏的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讲了这么多关于烟花爆竹的问题，说到底昆明现在的年味越来越淡了，难道只是禁止放烟花的问题吗？我认为这只是其一。
其二是传统年俗活动的减少。过去昆明春节期间的年货街、翠湖灯展、大观楼游园等活动曾是市民集体记忆的核心部分。然而，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这些活动逐渐消失或被商业化改造。例如，翠湖边的年货街曾是全省年货集中展销的热闹场所，如今已难觅踪影。尽管近年来政府尝试通过无人机表演、灯光秀等现代形式替代，但其文化认同感与传统习俗仍有差距。
其三是城市化与乡土文化的断裂。昆明的快速城市化使“乡土气息”逐渐消失，传统农村社会的亲情观念和集体仪式被城市原子化生活取代。年轻一代对传统习俗的认知不足，例如“年兽传说”“初一禁忌”等文化符号逐渐被遗忘。调查显示，许多年轻人仅将春节视为“七天假期”，缺乏主动参与传统活动的动力。
其四是经济压力与生活方式转变。过去春节的“新衣美食”是全年稀缺资源的集中释放，而如今日常消费的丰富化使春节的“专属感”消失。年货采购更多依赖超市而非家庭自制，传统腌腊、包饺子的仪式感被便利性取代，进一步淡化节日氛围。2025年春节期间，昆明市民普遍反映“钱包瘪了”，房贷、医疗、教育等刚性支出压缩了年货和礼品的消费空间。许多家庭选择简化年夜饭或减少走亲访友，导致街道和商场的节日装饰与促销活动遇冷。
年味的消散，未必是文化的终结。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如何在发展中守护记忆的难题。或许，真正的年味不在鞭炮声里，而在代际传递的故事中；不在商业化的灯展里，而在家人围炉的温情里；不在政策与禁令的博弈中，而在每个人对“何为春节”的重新定义里。
毕竟春节从未被时间打败，它只是需要一场与时代的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