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杀死9至25名婴儿，包括自己的孩子。
人皮魔鬼？
但她却在审判台上信誓旦旦：
没有人比我更像天使了。
我的杀生，纯粹为了帮助——
拿针的女孩
The Girl with the Needle
入围戛纳金棕榈、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丹麦第一影后崔娜·蒂虹主演。
改编自丹麦真实杀人案。
在1913年至1920年的七年间，道格玛·奥弗比借保育员的名义，谋杀了包括自己一个孩子在内的9至25名儿童，于1921年被判处终身监禁。
但，比起只将枪口对准道格玛，正义凛然地对其枪决。
导演马格努斯·冯·霍恩更冷酷，他要无差别扫射所有人，“通过这部电影，我想探索在地狱里做好事的可能性。”
为此，导演采用黑白色调与4：3画幅，在阴沉、压抑的气氛中，重现二十世纪初人间地狱的可怖。
那么，是谁，在制造地狱？
又是谁，是地狱里的天使？
不妨带着这两个问题，进入今天的故事。
先从受害者婴儿的母亲、拿针的女孩，讲起。
卡罗琳（维多利亚·卡门·索内 饰），一名纺织厂女工。
一开始，她拿的是缝纫机的针。
看这针，尖锐、锋利，可在粗硬的军装面前，还是败下阵来，时不时折断开裂，害得卡罗琳被主管责骂。
她也只能嘀咕两句，埋下头来忍气打工。
裸辞？她想都不敢想……
前方打仗流血，后方民不聊生。
工作难找，温饱难保，卡罗琳因交不起房租被房东赶出门，而参军的老公生死不明，反倒成了申请寡妇补助的障碍石。
动荡的时局，下行的经济，不安稳的大环境，卡罗琳的生活，早已如地狱。
眼前西装革履的老板，一度被卡罗琳视为救命稻草。
帅气、多金、还喜欢自己，她将后半辈子的幸福，全押在老板身上。
恰好，前方传来捷报，战争结束了，一切似乎都在稳中向好地前进着。
可参军的丈夫，也回来了。
贫穷、落魄、变得像个怪物。
他脸上的伤疤，固然指向战争对人体肉身的伤害，但也指向一层更无形、更刺人的精神凌辱——
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情、高高挂起。
电影中有一幕。
在一个小剧场里，丈夫作为“战争的残酷遗物”，摘下面具，出卖自己的伤痛。
台下的人，神色各异，惊诧、害怕、嫌弃、觉得恶心……
出生入死的战士，沦为遭人侧目的小丑。
这一幕，便是当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写照与缩影。
没有真情，没有关心，没有善意，只有利益、算计与嘲弄。
就如卡罗琳，看到带着满脸伤痛的老公，她虽面露不忍，可权衡利弊之后，仍凶狠驱逐。
乱世当道，善良成为了累赘，自私成了保命之道。
可利己主义者，又何止女主一个？
前房东，明知卡罗琳孤立无援，还是将她赶了出门。
现房东，时时担心卡罗琳失业，为的是自己能顺利收租。
而老板呢，也不过是万花丛中过的“妈宝男”，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他闷声躲在母亲身后。
任由昔日爱人被奚落、被解雇，即使他知道——
卡罗琳怀孕了。
真正的怪物，并不是相貌丑陋的丈夫，而是仪表堂堂却内心冷血的人们。
这让卡罗琳在地狱里陷得更深、更无力。
拿针的女孩，只能再一次拿起缝纫针。
可这一次，针头对准的，却是脆弱的肉身。
正当这个时候，道格玛（崔娜·蒂虹 饰）出现了。
她不仅从血水中救出痛到昏厥的卡罗琳，还给她留了一条后路：道格玛能给孩子找到寄养家庭。
面对突如其来的善意，卡罗琳不解，道格玛笑得仿佛圣母降临：
-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不帮你 谁帮你呢？
在人人以冷漠自私筑成社交壁垒的时候。
道格玛宛如一道冬日的暖阳照进卡罗琳的生活。
她收下了卡罗琳想要遗弃的孩子。
她收留了身无分文无处可去的卡罗琳。
甚至，她还为了卡罗琳赶走陪伴多年的情夫。
道格玛、她的女儿以及卡罗琳，就像《好东西》里的铁梅小叶一家，三个女性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这的确，也是一个girl help girl的女性互助故事。
可不同于《好东西》去打造一个轻盈的中产女性理想世界，《拿针的女孩》是揭露沉重的残酷现实——
底层女性的互帮互助，是有代价的，需要有人当刽子手，或者说，替罪羊。
终于有一天。
卡罗琳发现了道格玛收养孩子的真相——
她并不是将孩子们送去上流阶层家庭寄养，而是将婴儿或掐死、或烧死。
社会大众一片哗然，道格玛也因此被送上审判庭，但她并不认罪：
那些孩子让他们母亲受了很多苦
我是在帮她们减轻负担
台下的母亲们群情激愤。
杀人者在给自己洗白？
故事进行到这里，你才能惊诧导演的大胆与狠辣。
他敢于把枪口对准我们习以为常、甚至视为天经地义的“母爱”：
养育一个孩子，是需要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的，可当孩子成为了生命无法承受之重，母亲们还可以怎么办？
她们只能寄托于一种虚妄的温柔幻想，会有慈爱的医生父亲或贤淑的母亲，给孩子们一个美好的未来。
就像卡罗琳一开始选择将孩子交给道格玛，也是因为道格玛承诺，会给孩子找到一个好家庭。
她们心不甘情不愿，但又不得不，成为一个个怯懦的“怪物”。
没人真的相信令她们羞愧的孩子
会有慈爱的医生父亲或贤淑的母亲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是那些你们不敢做的事
甚至到现在 你们依然害怕承认这一点
当战火连连、经济萧条、社会制度缺失、人人自危，母亲们除了成为“怪物”，似乎别无他法。
正如电影的开篇。
一对母女租下卡罗琳当时的房间。
看到周遭的破败，还听说会有老鼠跑到人的身上。
小女孩不依，闹着要搬到别的地方去。
母亲面露难色，恼怒地给了小女孩一巴掌，但下一秒，她又懊恼地抽出手巾，给小女孩擦鼻血。
她之所以恼怒，其实是因为小女孩戳破了她的拮据与无能，那一瞬间，她成为了使用暴力的怪物。
但你又能从她抽出手巾的行为，感受到她出于母性的愧疚与关爱。
这个场景，其实也多么像当下无数穷人家的孩子——
不少原生家庭的创伤，一定程度上来源于经济的贫困。
当生存成了困难，母与子之间本该最紧密的关系，变得摇摇欲坠、不堪一击。
可这也不知不觉开启了新一轮的恶性循环——
当大环境不变，孩子们会成为新一代的“怪物”，再一次进入底层互害的无底洞。
看小女孩的眼神，她看着母亲，充满惊诧与怨恨。
这也是为什么，比起单一审判道格玛，电影更多篇幅是在展现当时的社会环境——
战争、失业、上层人取乐、底层人求助无门、人与人之间无情冷漠……
对于百年来后的今天来说。
我们要提防的，不止是一个个“道格玛”。
而是不要再让世界再一次演变成电影里的模样。
不要让孩子要再次面对，这样的人间地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