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斌
坦博拉、气候变迁与中国
20世纪末以来，一些历史学家开始修正并重新评估了东亚（以江南地区代表中国）和欧洲（以英国代表欧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一些发现引人注意，仍在热烈讨论之中。其中最重要的颠覆性论点莫过于：“东亚经济直到18世纪末仍然保持力量与活力，它们在整个近世一直是互相联系的世界经济体的参与者，直到1800年后的某个时刻它们才被欧洲远远抛在后面。”简而言之，直到18世纪末年，从经济上说，中国和英国同样强劲，如果不是更为强劲的话；而19世纪初期突然出现了转折点。
这一世界历史研究的观点无论对错，19世纪初的几十年的确是清朝的关键时期。清朝那时面临的挑战或许有此前的根源，但这个世界强国在此阶段迅速衰落，与其18世纪的强盛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整个18世纪，清朝稳定边境，融合了边疆少数民族，经济迅猛发展，人口激增，城市化和文化的精密相得益彰，与外界的贸易显著增长。这个广被称颂的“康乾盛世”，在18世纪和19世纪交替之际突然中断。随着嘉庆皇帝的登基（1796年），等待他的是叛乱、经济衰退、自然灾害，以及官场腐败与僵化。这一衰落趋势持续至道光年间（1821—1850年）并越发分明，学者称之为“道光萧条”。正是在这一时期，中西交流以暴力为特征，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而随后的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几乎推翻了清朝的统治。总之， 19世纪的前60年（大致为嘉庆、道光和咸丰时期），中国的经济从繁荣走向衰败，国家和社会从强盛平稳走向动乱频发，清朝从世界领先变为蹒跚落后，前后对比异常醒目。
本节试图通过介绍中国学者对这一时期江南、云南、胶东半岛和黄渤海地区的研究，揭示气候变化对清朝的深远影响，尤其是坦博拉喷发和数千里之外的中国社会变迁之间似有似无的关联。可以说，19世纪的中国也听到了坦博拉火山爆发的声音。
道光年间的中国面临许多社会经济难题，如白银外流导致的钱荒、农业的停滞和消退、市场萎缩、洪水、饥荒，以及社会的动荡不安。这一时期成为清代经济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因此学者称之为“道光萧条”。李伯重总结说，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开始由18世纪的长期经济成长转变为19世纪中期以后的经济衰退，而这个衰退又是19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危机的基础” 。
江南地区作为明清的经济、商贸和文化中心，在“道光萧条”所包括的这些问题上，一个也没有幸免，笔者感受可谓最深。但是，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繁华江南的衰败呢？李伯重认为，导致萧条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气候变化一直为人所忽视。有研究指出，1823—1834年的江南气候产生了剧变且不稳定，有如 1809 年的奇寒和1814年的大旱，但是这种剧变的主要标志是 1823 年的洪水。这次水灾波及江南众多地区，松江则因地形而成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因此，李伯重以松江为例，分析了经济衰退、气候变化和社会危机之间的关系，凸显了全球气候变化所引起的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
李伯重指出，导致松江经济在1823年左右开始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天灾，因为1823年以来松江不断遭遇重大水灾。根据地方志的记载，道光三年（1823年）和道光十三年（1833年），松江府遭遇前所未有的大水灾。道光三年的水灾尤其严重，大雨从农历二月开始下，一直下到九月，其间只在六月和八月略有间歇；大雨引起严重的水灾，导致当年水稻绝收；更糟糕的是，农田被水浸泡数月，土壤流失，土地肥力严重受损。以水稻产量为例，松江府华亭、娄县两县的水稻平均亩产量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一般在三石左右，1823年水灾以后下降至两石以下。10年之后的1833年，松江刚刚从1823年的洪水中稍有恢复，便遭遇了另一场水灾。这次水患虽然没有1823年那样严重，但整个夏天霪雨霏霏，水稻和棉花损失惨重。到了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松江又发生了和1823年同样规模的大水。26年间的三次水灾严重冲击了松江的经济和社会，可以说是道光萧条的具象。
李伯重总结说：“大约自19世纪20年代初期始，松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个衰退是全国经济衰退的一部分，而其直接原因是1823年开始的全球气候剧变所导致的严重水灾。”他强调：
这个转折时期也恰巧是“道光萧条”时期，由此开始了19世纪的危机。气候的剧变期和经济的衰退期在时间上的重合，应当不是巧合。事实上，这个气候剧变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引起了严重后果。例如在欧洲，从被称作“无夏之年”的1816年开始，广泛的农作物歉收使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出现了“粮食骚乱”，激发了席卷欧洲大陆的革命浪潮。这启发了我们：在探讨19世纪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时，气候变化绝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因素。
可见，导致松江经济衰退的原因是气候变迁导致的水灾，而非传统观点所认为的西方近代工业的冲击。以松江经济的重要成分棉花为例，19世纪初期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颇为有限。松江几次大水发生的19 世纪初期，是全球气候剧变的时期。大约从 1816 年起，北半球气温剧降，最低时的年平均气温比1880—1975年的平均气温低了0.6℃，是自17世纪以来最冷的时期。紧随1816年气温剧降而来的是一个长达15年的气候波动期，直到1830年以后，气候才稳定一些。松江所在的江南地区，气候也经历了这个波动。
李伯重注意到气候这个因素，把松江的三次大水置于19世纪初的“小冰期”这一全球气候变迁之中，显示了他广阔的视野。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到1815年坦博拉火山的爆发，但明确提到了1816年“没有夏天”这一极端气候现象，并注意到二者的相关性。实际上，从1815年开始，当时的中国就和北半球的其他地区一样，确实经历着降温的趋势。
19世纪初期的降温，不但与松江的水稻和棉花种植以及整个地区的经济直接相关，也直接影响了太湖流域的双季稻栽培。太湖流域以水稻为主要粮食作物。由于地处亚热带地区，太湖流域的人们在唐代就开始了双季稻的栽培，其水稻栽培技术一直领先全国。因此，双季稻的播种面积直接影响太湖流域的粮食生产。与此相联系，长期气候的变化也约束着太湖流域的双季稻种植。唐宋时期是14世纪前相对温暖的时期，故双季稻的栽培技术传播得很快；到了明代，太湖流域双季稻的记录更多，最北可达江淮一线。然而，17世纪到来的小冰期使得太湖流域双季稻种植区域大面积萎缩；随后，雍正年间的气候变暖又推动了双季稻种植的大发展，但18世纪中叶以后气候再次变冷，到了嘉庆年间，也就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太湖流域的双季稻栽培趋于绝迹。到了道光年间，林则徐大力推广双季稻，可是由于气候依然处于寒冷期，其努力未见成效。这样看来，长期气候的变迁是太湖流域双季稻兴衰的关键因素。在19世纪上半叶的寒冷期，即使像林则徐这样的能臣干吏，亦不足以补天。
19世纪初小冰期的到来，在时间上正好与几次大规模的火山爆发重合。尤其是1812—1817年的全球变冷，主要原因就在于几次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包括：1812年4月30日西印度群岛中圣文森特岛苏弗里耶尔火山的喷发、1814年2月1日菲律宾吕宋群岛上马荣火山的喷发，以及1815年4月坦博拉火山的喷发。 其中，坦博拉引起的火山气候效应在20世纪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明确分析了19世纪中国（包括道光时期）的农业生产、社会经济灾难、气候变化与1815年坦博拉火山爆发的关联性。
根据地方史志、政府档案和私人日记等材料，学者们注意到，中国的“14个省从1815年冬天到1817年夏天经历了异常的寒冷和暴雨”。以云南为例，随着1815年4月坦博拉火山的喷发，20世纪之前规模最大、灾情最严重的饥荒于1815—1817年袭击了这个西南省份，持续三年之久，造成了大量的流民、人口死亡与社会动荡。如同1816年的新英格兰，低温和寒流在农作物生长季节突然降临云南。不过，当时的中国并没有美国马萨诸塞州威廉斯敦所拥有的气温测量设备，没有留下任何现代测量记录。好在云南地方志和地方文献给我们提供了类似的文字描述。1815年，云南中部和西部首先出现夏秋低温现象，这对于生长在高原的稻谷和山区的荞麦伤害特别大，导致大面积减产；而后云南在1816年夏秋又出现低温，一些地区甚至有霜雪天气，“8月的平均气温在昆明可能要比多年平均气温低2.5℃~3℃，某些地方的降温幅度可能还会超过昆明” 。自1815年开始，低温和饥荒在云南持续了三年，以1816年为高峰，直到1817年才结束。杨煜达等认为，云南地区发生的这次大面积饥荒主要就是坦博拉火山爆发导致的极端气候造成的，因为“坦博拉火山喷发造成火山云减弱了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能，太阳活动可能也有一定影响” 。
受权刊发，本文节选自《全球史的九炷香：哪吒、龙涎香与坦博拉》，杨斌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1月。
中国学者不仅注意到坦博拉火山喷发及其带来的火山气候给中国造成的短期影响，而且将其置于相对长的时段来考察。王保宁研究了气候变迁如何影响了胶东半岛19世纪的农作物栽培结构。1816年发生的气候突变持续了约60年：1816—1853年是明初以降四百多年来最寒冷的时期，此时降雨量增多，以涝灾为主；自1854年起，温度开始上升，到1875 年左右上升幅度更大。这个短时期内气候高—低—高的走向，对胶东半岛农作物的栽培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
胶东半岛传统的农作物很多，其中粟（当地称为“谷子”）是主要的粮食作物，最为重要。在杂粮当中，䅟子位列芝麻、麻子、菽谷子这些小杂粮之后，排在最后一位，是一种救荒作物。粟的有效积温范围很宽，在1 600℃~3 000℃，但适合在干燥的环境中生长，多雨潮湿的环境会导致粟减产，因而农民在多雨潮湿的气候下会减少或放弃粟的种植。䅟子为禾本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又名龙爪粟、鸭爪粟、鸡爪粟，分为水旱两种，都比较耐寒耐湿。䅟子一般于5月初播种，生长期为86~96天，所需有效积温为1 800℃~2 000℃。因此，它在胶东半岛长达半个世纪的寒冷期内获得了广泛的种植。咸丰年间，䅟子在莒州和沂水种植最多，成为当地百姓口粮的主要构成部分，其重要性今非昔比。随着寒冷期的结束，到了19世纪最后二三十年，䅟子的种植比重又有所下降，粟的种植比重则恢复大半。王保宁总结说：“康熙至乾隆时期，谷子是胶东半岛的主要农作物之一，在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道光时期，由于受到气候突变的影响，寒湿气候导致谷子种植规模下降，却使适合寒湿气候的䅟子成为主要农作物。1884年，黄渤海气温回升，䅟子的种植规模开始缩小，而谷子的地位上升，再次成为主要农产品。”
不过，虽然19世纪末粟的种植随着气温的上升在胶东半岛开始恢复，但其地位并没有恢复到康乾时期，原因不在于气候，而在于美洲大陆新作物因气候因素得以在当地大量种植，挤占了原来粟的种植面积。
番薯、玉米和花生三种美洲作物均属于喜温耐旱作物，适合在较温暖和干燥的环境中生长。总的说来，乾隆年间，番薯进入胶东半岛后，当地的自然环境适合其生长，从而开始了传播历程。乾隆中期，随着明清小冰期的结束，胶东半岛的气温开始回升，这为番薯的种植提供了条件。不过，番薯刚好是在气温由冷转热的过渡阶段开始推广的，加之属于新进作物，其重要性还没有完全得到人们的认可，所以种植规模很小。到了嘉庆五年（1800年）前后，番薯已经成为穷人的主食。在多山的山东沿海，一年之中，红薯常常成为穷人近半年的食粮。道光年间，番薯地位下降，作为蔬菜作物与番瓜、萝卜和蔓菁等构成农家终年食物的一半。与1800年相比，番薯的地位已由占穷人半年食量的作物下降到与其他蔬菜一样，成为佐食之物。光绪年间及至民国初年，番薯种植扩大，逐渐成为普通居民的日常食品。从乾隆末年至嘉庆年间的大量种植，到道光年间种植规模缩小，再到清末和民国初年与五谷并称，一百年间，番薯在胶东半岛经历了一个充满波折的种植历程。
和番薯不同，另两种新大陆作物玉米和花生在胶东半岛呈现了爆发式种植模式。在道光之前乃至道光年间，玉米在胶东半岛的记载很少，可见当地人对其比较陌生，种植规模应该很小。从土壤构成看，胶州是适合玉米生长的；可是，玉米是喜光、喜温作物，生长期一般需要2 700℃的积温，而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为寒冷期，当时的温度和热量达不到玉米生长所需标准，这可能是制约玉米种植的关键因素之一。到了光绪初年，随着气温回升，胶东半岛一些地方出现了大规模种植玉米的现象，这一趋势在民国时期继续发展，玉米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这些地方遂形成玉米集中产区。
花生也是喜温作物，且适合在干燥的环境中生长，生长期大约需要年积温3 000℃。花生进入胶东半岛的时间比较晚，但是几乎与玉米同时开始爆发式增长，最终成为半岛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胶东半岛最早记录种植花生的时间是19世纪初，可见当地种植花生之晚。道光年间，花生仍然局限在河岸两侧原有荒地（沙地）。到了同治年间，胶东的花生种植量激增，原因有三：一是采用了美国的花生种子；二是温暖期的到来对花生的种植非常有利；三是胶东半岛的青岛、烟台和威海三港口以及对外贸易的兴起，使得花生成为最大宗的出口商品。总之，直到1880年前后，随着气温的上升，花生在胶东半岛才开始规模化种植，1900年后取代大豆成为胶东半岛最主要的经济作物。良种、气候和外贸三者的叠加作用造就了光绪年间和民国初期花生种植在胶东半岛的爆发式扩张，花生成为当地外贸经济中最重要的一环。
关于这三种新大陆作物在胶东半岛的种植历史，王保宁总结说：
1816年的气候突变，导致胶东半岛的农作物结构发生变化。随着寒湿气候的影响加剧，本为救荒作物且耐湿的䅟子成为半岛地区最主要的农作物，而耐干旱的传统作物谷子的种植规模则持续减小。光绪之后，随着气温的逐渐回升，喜高温、耐干旱的传统作物种植面积有所恢复，䅟子的种植面积则逐渐回落到1816年之前的水平。
受到明清小冰期的影响，1752年政府有关番薯的推广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1783年之后，番薯种植规模扩大，逐渐成为胶东半岛的主要粮食作物。1816年之后，气候突变中止了这一进程。在胶东半岛，受此影响，番薯、玉米和花生的规模化种植向后推迟了60年左右的时间。胶东半岛农作物结构的变化很可能与1815年印度尼西亚坦博拉火山爆发所引起的气候突变有关。
以胶东半岛为例，我们发现，16世纪末传入中国的新大陆作物如番薯、玉米、花生等，在中国各个地区的传播模式并不一致。如果没有19世纪初的寒冷期，番薯在道光初年可能就已经成为当地主要粮食作物，而玉米和花生的种植也可以提前四五十年。这些新大陆作物在中国各地，特别是边缘山地的传播，一般都受人口压力这个因素的影响，可是，胶东半岛的例子提醒我们，气候是约束这些作物在某些地区采用某种种植模式的关键因素之一。
以上诸位学者的研究注重的是陆地，那么海洋呢？李玉尚便以黄海的鲱鱼（太平洋鲱）的丰歉来复原1816年以来的气候变迁，颇有新意。
历史上，鲱鱼曾经广泛分布于北太平洋，颇受北美印第安人、欧洲人、日本人、朝鲜人，以及中国人的喜爱。海水盐度和海水表面温度是决定鲱鱼产卵和生长的关键因素。尤其要注意的是，海水表面温度是决定鲱鱼捕捞丰歉程度最重要的因素。一般而言，10℃以下的海水表面温度最适合鲱鱼。以日本海的捕捞为例，科学研究发现，鲱鱼的丰收和海水表面温度低至接近平均温度密切相关；反之，海水表面温度较高则和鲱鱼歉收密切相关。简单地说，当某海域水温较高时，则此海域的鲱鱼向水温较低的北部海域移动，则该海域的鲱鱼歉收。这大致反映了19世纪80年代以后黄渤海鲱鱼捕捞歉收的情况。
李玉尚指出，在中国，鲱鱼是一种只分布在黄海、渤海海域的冷温性中上层鱼类，其生物量之丰歉和分布区域之广狭可作为海洋上层水温变化的灵敏指标。有明一代，黄海鲱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1417—1505年）再转盛（1505—1629年）的过程；受“明清小冰期”的影响，明末清初鲱鱼复现旺发，到乾隆中后期，随着气温的回暖，其资源数量开始下降；到了嘉庆、道光和光绪年间，黄海鲱的资源数量因为气候突变又经历了一次剧烈的变动。根据地方文献的记载，黄海鲱在嘉庆和道光年间出产甚丰，但到了光绪年间从南往北逐渐消失：光绪初年在河北邻海的滦河口及其以北的临榆县，1884年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最后于1900年在朝鲜西海地区逐步消失。李玉尚总结说：“1816—1853年是明初以来四百多年来最为寒冷的一个时期，在明末清初没有鲱鱼鱼群分布的滦河口地区，道光初年之后竟也出现旺发。嘉道时期不仅寒冷，而且多雨。从1854年开始，海水温度开始上升，1875年上升更加剧烈，造成光绪初年的特大旱灾。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海水温度持续上升，鲱鱼分布区域开始缩小。随着海水温度的继续上升，1884年黄海鲱鱼在中国海区消失。这种海水温度的总的变化趋势与南太平洋亚热带海区的海水表面温度大体一致。1816年开始的这次气候突变持续了60年，其原因很可能是1815年坦博拉火山爆发造成的。”
黄渤海鲱鱼产量的波动表明，海水表面温度的升降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和大陆类似的模式。这个先降温而后升温的模式也可以从海蜇的丰歉上得到证实。海蜇是狭温性物种，对海水表面温度下降非常敏感，因此，海水表面温度对鲱鱼和海蜇的影响正好相反，所以某些种类海蜇的出现与鲱鱼呈负相关。在中国北方海域，黄渤海海蜇的渔期以秋汛为主；可是光绪年间黄渤海鲱鱼消失时，海蜇的渔期提前到了春季，这说明海水表面温度变暖了。海水表面温度的变化所导致的这两种海洋生物在中国黄渤海地区的丰歉变化，与19世纪中国气候变迁基本吻合。1816—1853年是14世纪以来最冷的时期；从1854年开始，海水升温；1875年以后气候回暖，以至鲱鱼在1884年后从黄渤海消失，北移至朝鲜西海。中国北方（北太平洋温带海域）海水表面温度在这将近百年内的变化模式与南太平洋亚热带海域的水温变化模式也完全相符。
气候与19世纪的清朝
综合上述，中国的历史学者已经注意到1815年坦博拉火山爆发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而导致的全球气候变迁及其影响，他们同样注意到了19世纪前六七十年的“小冰期”在中国社会留下的历史烙印。以上实证性的研究表明，在中国，气候突变大约发生在1816年，到了1830年左右，这个寒冷潮湿的时期开始稳定下来，并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的光绪年间。一些学者同意，1815年印度尼西亚的坦博拉火山爆发是1816年气候突变的首要原因，那次火山爆发加速了全球降温的趋势，而小冰期则是这个时期变冷的长期因素。正是由于它对全球变冷施加的实际作用和它代表的火山气候，坦博拉火山爆发被上述研究视为气候变迁的标志性事件。
上述学者的研究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便是在气候（和环境）与历史变迁之间建立联系。他们不约而同地观察到19世纪气候变化与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关系，这个阶段不仅仅是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是中华文明的关键时刻。道光萧条见证了自然灾害、经济颓败和社会动乱，以及太平天国运动这场导致两千多万人死亡的、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清朝的内部危机大大加深，而危机的积累恰恰和寒冷气候的到来及持续时间重合。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朝一步步地应付外来和内生的诸多挑战，出现了“同治中兴”的自强求富；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宣告了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的失败。这个时期出现了社会秩序的恢复，西方科技和某些制度的引入，政治改革的起步，清朝的回光返照又与小冰期的结束和温暖期的到来重合。中国社会的变迁和气候的变迁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这实在值得琢磨。历史上的类似案例使人不得不怀疑这并非巧合，最著名的先例莫过于明清交替了。
17世纪初期和中期，在中国是明清交替的时期，在世界历史上意义也同样重大，学者们将其概括为“17世纪的危机”。它不但与小冰期和蒙德极小期重合，更有意思的是，还集中经历了大规模火山爆发。这些火山爆发也参与造就了寒冷的17世纪。以过去600年来最冷的30个年份为例，11个发生于17世纪，其中的8个发生在1675年前。于是17世纪出现了一系列寒冷的夏天，包括1601年、1641—1643年、1659年、1666—1669年、1675年和 1698—1699年。大自然的变化与清朝取代明朝这一重大的政治更替有什么关联？更确切地说，气候变化在后金实现政治集权和军事化的过程中，如何既是宏观背景又是直接因素？虽然大家几乎都认可“气候与草原游牧部落或国家的南侵相联”这一假说，可是，并没有实证性或者量性研究能加以证明。以明清交替而言，说气候导致了明朝的衰落和崩溃以至它最终被清朝征服，或许更符合历史事实。明朝的最后时期，连续的干旱和饥荒接踵而至，鼠疫也让1644年的北京毫无抵御能力。在清朝军队征服中原之前，明朝已经崩溃，其中气候的导因不可不察。
与清朝的建立一样，其衰亡也是值得关注的世界性历史事件。清朝的衰败时间和小冰期重合。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认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是近代中国危机的根本原因，进入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开始反思西方坚船利炮到来之前清朝内部的危机。过度扩张、人口膨胀、阶级和族群矛盾乃至理学，都被列为清朝衰败的内因。到了90年代，环境和气候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1872年，清末“中兴名臣”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慨叹：“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李鸿章所说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表面上称颂清朝“立约通商”“牢笼”万国，史所未载，亘古未有，实际上不过是指清朝面临空前严峻的国际局势和挑战。作为重臣，李鸿章是少数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国际形势波谲云诡的人之一，但他对清朝生存危机的担忧，根本没有考虑到气候这个因素。
精英没有看到，但普通老百姓亲历严寒和灾害，印象深刻，难以磨灭。当时有一句俗语：“嘉庆家当，道光冲光。”短短八个字，把19世纪初小冰期带来的低温、暴雨和洪灾给中国社会和普通百姓带来的冲击说得一清二楚。如此，水灾、气候（正如李伯重研究松江的文章所揭示的）必须和其他内外因素一起考虑，才能进一步揭示这个重大的历史变迁。
如果我们关注东亚和西欧在近代的大分流，气候和环境因素也不能不引起注意。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19世纪初的小冰期如何在中国和西欧引发不同的或者类似的效应，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当时正遭受过度压力的、脆弱的环境体系。换句话说，不同的社会如何采用不同的传统、制度、机制和资源来应对同一时段的气候变化，以及随之产生的灾难？这些应对措施又如何影响所谓的大分流的过程，如果它们不是大分流的一个因素的话？我们又该如何在世界历史的宏观比较研究中妥当地处理气候因素？
这些宏大的问题需要在地方层次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解答。以中国而论，必须进一步搜集和坦博拉相关的材料，以勾勒出清朝不同区域对此的气候回应，进一步揭示此次火山爆发和气候变迁如何加速并使得生态和社会经济问题复杂化，从而在此基础上讨论对区域、全中国，乃至全球的意义。首先当然是搜寻浩如烟海的地方志、档案、日记、文集、通信等文献材料，从而尽可能多地取得与坦博拉火山喷发相关灾害的材料。即使在中国，各个地区对坦博拉引发的气候变迁之反应也并不一致。因此，必须认真谨慎地考察地区间的差别。有些地区的反应相对敏感、直接，有些地区则缓慢甚至迟钝。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同一个气候或环境的大背景下，各个地区的相关记载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
其次，在材料搜集相对完备的情况下，需要加强量性的分析，包括对整个中国以及各个区域，比如江南地区的分析。应该充分运用现代科学仪器和科学方法去检测树轮、冰核或者花粉沉积，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数据库、设立模型；它们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农业、工业、经济等的长期影响也需要一一考察，尤其是流行疾病。以血吸虫病为例，虽然血吸虫病汉代就已存在，但其危害之烈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才广为人知。为什么这样惨烈的流行病在光绪以前没有被记录呢？这是因为血吸虫病的载体钉螺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光绪中叶之后的气候转暖造成钉螺滋生环境的改变，从而导致血吸虫病在各流行区的传播。因此，20世纪50年代中国血吸虫病的大流行只不过是一百年以来的事情。当然，除了气候变暖，还有其他因素。出现洪水或干旱等自然灾害之后，社会的恐慌和反应，包括信息的传递、社会的动员、救灾机制、医疗，以及宗教的慰藉等，都值得进一步关注。关于坦博拉火山爆发，一个有趣的插曲就是，在婆罗洲，有人把飘落到地上的火山灰作为治病的药物。无论读者的“脑洞”有多大，都不会想到火山喷发会引起这样的社会反应。可如此荒诞的事件确实发生了，不能不加以注意。
此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气候变化并不受限于任何政权或区域（无论是帝国、民族国家，还是我们现在广泛使用的东亚、东南亚等地缘政治概念）的地理范围。暴风雪不会停在中俄的边境线上，季风或台风也不会在中越边界停顿，洋流更不会在中韩边境转向。中国春夏两季的降雨不仅受到太平洋东南季风的影响，也受到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影响。
以云南为例，这个西南边疆省份受到印度洋季风的影响尤其巨大。因此，云南短期内气候的变化和印度洋的关系是直接而密切的，特别是考虑到云南农作物在整个生长季节中都主要依赖于印度洋季风带来的降雨。笔者认为，虽然嘉庆年间云南的大饥荒与火山爆发导致的火山气候基本吻合：第一年初见火山喷发的影响；第二年达到高潮；第三年影响逐渐消失，气候恢复正常。可是，云南对坦博拉喷发的反应也过于迅速了。坦博拉于1815年4月喷发，当年夏天云南就出现了低温，随后很快就发生了饥荒。科学研究表明，气候对大规模火山爆发的反应确实比过去估计的快得多。北半球的火山爆发在当月就会导致降温，气温在其后的第三个月内达到最低点，而后在两年内逐渐恢复。可是，坦博拉火山位于南半球，气候反应要晚几个月，降温理论上在爆发后的约八个月才逐渐明显，第二年达到最低温，第三年才消退。根据这个科学原理，1815年夏天云南的低温不大可能是坦博拉火山喷发的结果，而是19世纪初小冰期到来的影响，应当也和印度洋季风有关联。
最后，我们也应当区分人类历史上的两种灾难。第一种是人为的，即人类活动造成的或人类参与导致的。现代社会的泥石流、洪水和干旱，往往是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导致的，如人口膨胀、垦荒、砍伐森林等。第二种是纯粹的自然现象，和人类活动无关，很多时候是不可预测的，如地震、火山喷发，以及陨石撞击等。这些灾难同样塑造着人类社会。以印尼的多巴火山爆发为例，这次发生在7万多年前、爆发指数为8的火山爆发，喷出了2400立方千米的火山物质，释放的能量达到10亿吨烈性炸药的当量，使得全球温度在数年内下降了3℃~3.5℃，北半球甚至下降了10℃~15℃，引发了一次冰期，对地球上的早期人类造成了一次致命打击。有科学家认为，在人类濒临灭绝的危急时刻，有些人的基因反而因低温刺激发生突变，使得人类得以延续和发展。 目前人类虽然可以防范、减轻甚至避免第一种灾难，但对于第二种灾难的发生，还是无能为力的。
本文节选自《全球史的九炷香：哪吒、龙涎香与坦博拉》一书的第九章“1815年的坦博拉：火山爆发、全球气候变迁与道光萧条”。注释略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