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府，江西古代最重要的州府之一，江右民系第二大经济文化中心，吉安府宋明时期科举之盛闻名全国，号称“文章节义之邦”，直到明后期科举实力才开始衰弱。
吉安在文教上的强盛首根源在于其的经济基础，江西自北部鄱阳湖盆地沿赣江逆流而上，往南多为山地丘陵，只有零星散步的河谷平原存在。但从吉安到泰和一线却有一大片宝贵的河谷盆地，即吉泰盆地，这一带气候温和湿润，光照充足，雨量丰沛，极其适合农业生产，至今仍然是江西省第二大粮食生产基地，这也是吉安（庐陵文化）根基。
吉安地区有建制县和成州郡的历史都很早，西汉建立的豫章郡18县中就有庐陵县，这也是“庐陵”名称首次出现，不过此时庐陵城并非在今吉安市区而是在泰和县塘洲镇，1980年文物普查时此城遗址被发现，为江西省已发现保存最好、面积最大的汉晋时期城址。东汉建安四年（199年），庐陵郡设立，这也是江西内部最先从豫章郡分离出来的建制。
除优良的农业条件外，重要的交通地位也是吉安后续崛起的重要原因——在古代赣南山区过于荒僻，经济文化发展较落后的背景下，吉安事实上是赣江上中游的最重要节点，唐宋时期大庾岭开发之后，中原经过江西联通岭南的交通动脉接通，位于赣江中游必经之路的吉安得到大规模开发，有了迅速发展的基础。
吉安自庐陵郡建制以来的发展速度是非常惊人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位置偏南的吉州经济文化发展在江西地区尚不突出，但到北宋初期，一直到明代中期，吉安府（庐陵郡、吉州）在籍人口和粮食产量一直是江西全省第一。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的人口统计，吉州人口达33.5万户，95.7万人，竟位列全国第二，可谓吉安最高光时刻，当然这一方面也反映出国家经济中心的南迁。这段时期吉安可谓是人才辈出，欧阳修、杨万里、文天祥......在乡土气极重的古代，这些人对于乡土地域的文化影响力很重，于是刚毅与才华成为吉安的重要名片。
吉安如今迅猛的发展速度，显然不是完全自然发展能造成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移民，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变三次大规模动荡均使得大量北方居民南迁，江西也是北人南迁的重要流入地。吉安虽然位置偏南，但农业条件更好，加之位于南部也更安全，使得吸纳大量移民，这其中不乏家世大族，如欧阳修的家族便源于渤海，解缙祖籍便在山西，北人南迁使得吉安的文化程度得到很大提升。
在古代相当长一段时间，吉安是整个江西整个南部的经济文化中心，很长时间影响力甚至超过南昌，从地缘上，吉安也是江西的重要战略备份，一旦赣北湖区遇到破坏，吉安便撑起大梁，如在南宋时期赣北受到巨大破坏后，吉州一地供应的稻米数量便占全国的10%；明代前期发展到巅峰，在前期南昌未在战争中恢复的情况下，吉安府人口竟然接近全省四分之一，为第一大府，在明朝后期，吉安府 44 万石的粮额数也仅次于 50 万石的南昌府，占江西的 17%，为全省第二，在全国也居于前列，经济之发达也使得吉安赚来“金庐陵”的美誉。抗战时期，泰和县当了江西6年的临时省会，为江西全省抗战做出巨大贡献。
吉安强大的经济实力孕育出风华绝代的庐陵文化，农业方面，北宋时期泰和的曾安止在理论上对稻作生产的总结，写就《禾谱》一书，为中国第一部水稻品种专著；手工业上，吉安有极有灵气的吉州窑，木叶天目盏巧夺天工；人文上，明代吉水人罗洪先绘制的《广舆图》，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册分省地图集......相对于南昌，科举更发达的吉安文化更偏于正统，但两汉六朝时期流传来的宗教文化在庐陵也同样丰富，典型的便是佛教圣地青原山。但过于发达的科举对于地方本地百姓并不一定完全是好事，由于大量人士有功名享有各种特权，大量苛捐杂税等压在百姓身上，于是明代中后期开始吉安百姓负担很重导致大量逃亡，这些流民部分逃亡赣南，但大部分为了逃脱本省控制逃亡邻省闽粤山区，促进了客家民系的形成。吉安其实也是早期北方文化向岭南地区扩张的重要基地，香港新界五大族，有三家源于吉安（锦田邓氏、新田文氏、粉岭彭氏）
至于吉安科举在明朝中期之后的衰落也是正常现象，吉安的发展尽管有自身优良条件，但很大因素还是占据一些先发优势，但明代中期开始，吉安的发展就趋于饱和甚至陷入内卷，而随着其他地方从战乱中恢复，发展迎头赶上后，吉安的相对衰落就在所难免，鸦片战争后交通动脉的转移，吉安更是随着江西全省一起衰落。
在吉安府内部，各地发展也不平衡，吉安府在明清时期下辖九县一厅，位于盆地的庐陵，吉水，泰和、等县经济发达，进士也多出于此；其他县多位于山区，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安福县例外，虽不处奥区但人文鼎盛），但也是历来统治势力统治的薄弱区域，井冈山区在近代成为中国革命第一个根据地，改变了全民族的命运。现在吉安主要旅游区也位于这些山区，除井冈山主打红色旅游外，最著名的便是安福县武功山脉的景点，如安福武功山和羊狮幕，遂川县的梯田也是著名景观。由于后世繁华未能延续，吉安丰富的人文资源如今难以转化为现实的影响力，强行开发反而容易脑笑话（中国进士文化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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