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吩咐小林浅三郎将两份投降书递给对面的何应钦，还抬头向何应钦点点头。何应钦起身弓身双手接过投降书，场内一阵骚动，美国麦克鲁将军和柏德诺将军气愤而又无奈的相视摇摇头，对何的举动深感不满。
1945年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将在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签下投降书。
全面抗战八年来，南京市民第一次喜笑颜开。8点多，日军签降代表冈村宁次等七人，分乘三辆小车，向黄埔路驶来。一路上，万头攒动，人声鼎沸，有人放鞭炮送瘟神，有人扔石子、掷西瓜皮，气愤的人群挥舞着拳头。
受降席由三张方桌拼起，对面的投降席由三张美式长条茶几拼起，上面均用白布铺着，受降官坐的是皮包弹簧椅，投降官坐的是布包弹簧椅。据布置会场人员回忆说，最初为避免威胁感，何应钦布置的是西方圆桌方式，美国顾问团检查会场时，训斥了布置会场的人员，指定改为对立的长方桌。
美国顾问团在检查仪式程序表时，还发现有允许“日方佩戴刀剑入场”的字样，甚为恼火，命令立即划掉，并严令日方代表个个剃光头入场，以显示日方战败输光。
投降席四周是威武的武装士兵，他们由新六军副军长舒适存少将率领，于9月2日抵达南京。为什么选新六军警卫会场呢？因为新六军曾在缅甸战败了日军王牌军第十六师团，由他们警卫，对日军有强大的威慑作用。士兵们头戴钢盔，脚穿皮鞋，戴着白色手套的双手紧握着冲锋枪。
主持受降仪式的何应钦与冈村宁次关系很不一般，他早年留学日本，在陆军士官学校就读时，与冈村宁次同班，俩人成为莫逆之交。辛亥革命爆发，何应钦回国参战，俩人有书信来往。日军入侵东三省，1933年又进攻长城沿线，时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长的何应钦奉蒋介石旨意，派熊斌与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协定》。1935年5月,日本借口中国政府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统治华北的无理要求，何应钦秘密约见冈村宁次密谈，私下达成协议后，由梅津美治郎公开向何提出取消在河北的中国党政机关和撤退中国军队的要求。7月6日，何复函梅津，全部承诺日方要求。何梅之间协议史称《何梅协定》。
1935年秋天，何应钦调南京升任陆军总参谋长。第三天，当他得知冈村宁次到南京出差，住在日本大使馆的消息时，不顾当时南京学生和市民正在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在新街口一家大饭店设宴招待冈村宁次。这一举动连冈村宁次都感到十分意外。冈村宁次在日记中多次提到：“何应钦这个亲日派十分可爱。”
受降仪式上，日方代表的光头在强光下油光发亮，冈村宁次表情沉稳，但脸色如同白纸毫无血色，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内心的沮丧。8月15日以后，他的心情一直很差，晚上难以入眠。他从1915年率部攻打我国青岛起，先后在中国30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每一次重大事件都离不开他。他十分担心中国人会和他算总账，以他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他认为自己将被处以死刑是毋庸置疑的。
日本投降如此迅速，这是冈村宁次意想不到的，连何应钦也没有思想准备。7月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发表《波茨坦宣言》，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首相铃木代表天皇召开记者招待会说：“我们以必胜信心继续作战，帝国不理睬这类劝降鬼话。”同时，何应钦在重庆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看不出日本即刻败亡迹象，估计还要八年，除非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和我们一起打。”
冈村宁次从广播中听到天皇宣布投降诏书时，目瞪口呆，手足冰凉。第二天，冈村宁次打电报给东京大本营，称述百战百胜的皇军向重庆无能政府投降，实不甘心。
9时零4分，何应钦命令冈村宁次交验签降证明书，坐在左侧的小林浅三郎应声从公文袋中取出证明书（事先规定双方参谋长担负签降事务工作），离席走到何应钦面前，一鞠躬递送上去。何验明后将证明文件留下，示意参谋长萧毅肃将日本投降书中文本分两份送给冈村宁次签字。
冈村宁次起立鞠躬接过投降书，一目数行翻阅，小林在旁磨墨。早在9月8日晚，何应钦已派人将投降书秘密送给冈村宁次过目，并给他留下了一句话：冈村宁次战后表现良好，蒋主席十分满意，日后会表示谢意的。
冈村宁次颤抖着用毛笔在投降书的文本上签上中文“冈村宁次”四个字，他吩咐小林浅三郎将两份投降书递给对面的何应钦，还抬头向何应钦点点头。
何应钦起身弓身双手接过日军参谋长的投降书，其过分谦卑的举止令场内一阵骚动，美国麦克鲁将军和柏德诺将军气愤而又无奈的相视摇摇头，对何的举动深感不满，他们感觉作为胜利者的何应钦，其举动丧失了威严。
这天中午，何应钦以陆军总司令部名义设宴招待盟军代表及中外记者。此活动事先并未安排，分析原因可能是何应钦为自己在受降时的不妥举动挽回影响而临时安排的。1949年4月，冈村宁次被国民政府“无罪”释放。历史定格了何应钦的失格举动和内心世界，他是枉顾民族最高利益的亲日派无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