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acel rovsion
自从我国六代机起飞和特朗普二度进入白宫之后，两国的竞争仿佛被按下了加速键。中国这边是短时间内一系列军事科技文化突破，美国那边随着特朗普的反攻倒算和马斯克狗狗部操刀的减员增效，也是猛踩油门，连航空事故频率都加速了。
于是乎，中国互联网键政生态圈中的“赢学爱好者”们这段时间反应也格外激烈。在键政生态圈来说，“赢学爱好者”大体是见不得真赢的，就算不讨论这类言论的心态和立场，成天看到什么新闻都是赢赢赢输输输的复读也很难说是正常和有意义的行为。对于普通人来说，看到国家和社会的突破感到欣喜是正常感情，确实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激发一些过度乐观和民族情绪性的言论，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氛围来说，这种趋势整体上仍是处在正常的区间。
对中国，乃至全球的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随着中美两国竞争态势和东西方国际局势的快速变化，未来会不会因为矛盾激化，或者出现黑天鹅事件导致大国战争甚至核战争的风险。
我们在2022年年初的文章中系统梳理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战争研究相关成果。当时疫情进入第三年，俄乌战争还未开始。我们将分析的着眼点放在了围绕台海、南海等问题的边缘博弈是否可能构成战争风险。在成本-收益-预期的视角下，得出了两个比较直接的结论。
一个是当代战争和激进政治手段混生共融，军事冒险主义和政治投机行为交叠下，政治效应和利益识别的复合性、战争形势超出传统限制的模糊性，导致在不触碰核战略本身的确保相互摧毁和最低限度的共同安全底线的情况下，仍然存在有限政治目标、有限时间和有限停止点的战争，这种战争或者说“特别军事行动”不在传统国际法宣战规则之类，是一种基于边缘博弈的模糊性处置。
第二是战争的政治目标从传统确立领土、控制、条约这种现行利益慢慢演变成推动战后约束体系、国际全力关系的重配，成为战争发起方或者冲突双方推动现有体系变革、现有秩序再造的一种极端形势。
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政治目标变成一个长期性的趋合，加上认知战及其引起的政治长尾效应，我们很难在短期内完整、准确趋定义一个政治胜利方，这反而使得这种边缘博弈和战争风险变成一种常态化的不确定性风险。
如今三年已过，俄乌仍未止歇，哈以表面停火，和三年前相比，特朗普maga中兴，欧美加速右转，人们对于和平的信心已经大幅失却。我们今天重新来探讨这个话题，
我们的讨论首先要建立在一个基础判断之上，即2025-2030（激进点就是2025-2027）中国处在一个优势转换期。这种判断无关输赢，是做出有效估计的现实基础。
先来回顾之中引用的戴尔·科普兰（Dale C. Copeland）理论框架，在《大战的起源》一书中，通过梳理历史诸多两级结构（或类两级结构）中出现的战争，提出国家是否选择战争取决于当下的实力对比、未来贸易环境变化的预期、非对称但相对平衡的竞争态势。
在两级结构中，现有的主导国如果认为未来的经济依赖关系将严重恶化（如被赶超者切断关键资源或市场），自身政治军事等优势将不可避免衰退，且自身处于不对称依赖的脆弱位置时，那么就很可能会超出理性决策模型的界限，试图通过“预防性冲突”改变现状。
我们将美国和中国代入主导国与赶超国的位置，在2022年时，主导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判断还是如下状态：
经济方面，虽然经济纽带通过提高冲突成本可以促进和平（经济上所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只有当国家确信未来经济关系能持续稳定时，相互依赖才会抑制冲突；若预期未来关系恶化，经济依赖反而成为战争的催化剂。
尤其是出现主导国认为赶超国在未来可能利用经济优势（如制裁、断供）威胁自身生存，且经济依赖趋于反向依赖的时候（比如主导国主要是消费品进口和部分中间品进口，高度依赖赶超国的低成本高效供应链），主导国将试图通过现有优势手段重塑经济秩序、国际供应链体系和合作关系。
一个是继续执行技术领域“脱钩螺旋”，从“小院高墙”（限制尖端军事技术）扩展至“泛安全化”（如TikTok数据安全争议、新能源产业补贴调查），试图压制、妖魔化赶超国“自主可控”“国产替代”的战略，释放出长期对抗信号；
一个是供应链重塑并与盟友体系绑定。推动关键产业回流或转向“可信伙伴”（如《芯片法案》限制对华投资、美墨加协定中的原产地规则）。尤其是对跨国资本产生一种挟持，使其不得不把双方政治冲突带来的供应不确定性和销售市场风险纳入到自己的首要考量，被迫在双方的盟友体系和供应链体系内寻求“双备份”。简单而言，让跨国资本怕怕两边因为政治事件神仙打架，自己从供应链到市场端因为处置不当，导致自己经营陷入“黑天鹅”。
政治方面，赶超国在技术、军事或经济领域逼近甚至部分超越主导国，而主导国判定自身衰退趋势不可逆转时，双方对“时间站在哪一边”的认知错位将激化冲突。
边缘博弈的加剧和常态化可能引发猜疑链的固有风险，主导国先发制人的边缘博弈和赶超国巩固周边安全环境、阶段性优势的主动升级预期，这些对于传统主导国盟友体系、冲突边缘的地区形势都带了一种负面推动。当然这种两级结构过度聚焦的态势，使得一些地区由于治理空白出现了很多新兴区域大国和伴生冲突。
但是，进入到2025-2030优势转换期后，目前在几方面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政治方面，集体安全困境和冲突管控问题加剧。双方均试图加强联盟扩展，主导国强化传统盟友网络，赶超国推动“非对称伙伴关系”，巩固势力范围。但就算赶超国宣称和平外交，这些动作都会被主导国视作事实上的可置信威胁。主导国现任总统虽然执行“退缩战略”，但其政策不确定性依然可能在优势彻底丧失前采取军事行动，试图冻结现状。
竞争力方面，技术扩散与产业替代加速推进，赶超国已经从技术模仿（如逆向工程）者，全面转向自主创新，在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特别是新能源、智能汽车、无人机、智能化）等方面寻得先机，在传统主导国优势领域（如互联网、AI、半导体、机器人）方面持续发力。
deepseek对openai等巨头产生连锁威慑，宇树已经不是波士顿动力的模仿者,大疆和一票专业领域无人机制造商把skydio锤到只能去军事领域吃通用原子剩饭。智能汽车打到美国只有特斯拉一个独苗,新能源卷到拜登一个任期都没起色，自己在国内反而快卷爆了。
未来产业和基础可续方面，双方几乎是统一起跑线布局，赶超一方的大科学设施和产学研改革也在加速推动。这些都严重动摇了主导国垄断高附加值产业的根基，这使得两届主导国政府都转向保护主义和类凯恩斯策略来试图将基础供应链引回国内来保证优势领域不至于成为空中楼阁，但是收效甚微。
军事方面，主导国的军事威慑置信度已经大打折扣。
2025-2027之间，主导国海军面临舰队退役潮，而伯克3产能低效，星座级无法列装，DDGX项目迟缓，延迟提康德罗加、改造朱姆沃尔特、再造濒海战斗舰无非都是修修补补的举措。海基导弹防御系统对高超音速的防御能力引人质疑，陆战队各类靠无人设备撑起来的分布式部署现在还没有实战检验。
空军领域，NGAD明显落后于赶超国的六代机进程，F35机队有所成效，但是F22接替者一直没有出现。现有空空导弹靠aim120d3和空射标六应急，aim260迟迟未现身，传统穿透式空中打击优势也慢慢被削弱，太空军过顶红外和太空信息支撑有待检验。
陆军重回师级部署，部分注入视觉增强夜视仪有亮点，但ERCA项目失败，基础装备换装缓慢，主要精力倒是放在暗鹰、提丰上，在两级结构中的战略定位显得略微古怪。
相反赶超国六代机、大驱加速上马，各军种各领域装备配置处于新列装、成熟期，2025-2027年这种此消彼长状态中整体可以维持半代左右（以实际入役为口径）的领先优势，这事实性削弱了主导国在西太平洋包括全球的军事优势和军事威慑能力，这引发盟友体系的不信任。
此外，作为延缓两级结构板结、缓冲直接冲突风险的第三方角色的影响力相比2022年也在衰退。欧盟、东盟等经济体在中美间“选边站”的犹豫态度带来传统盟友结构和全力格局的模糊期。尤其是欧盟在所有新兴领域全面落后于中美的现实情况，以及传统欧洲优势领域被慢慢蚕食，欧盟内部集体右转、欧洲怀疑主义抬头，还有欧盟自主外交、自主军事进展迟缓甚至倒退，以及全球南方国家的观望情绪，都在影响中美金融权力、外交权力等方面竞争的结果。
以上就是2025-2030作为“优势转化期”的几方面事实依据。在这个过渡时期，边缘博弈和战争风险呈现这样几个特征：
风险的“政治化”叙事。美国两党共识将中国定位为“系统性竞争对手”，经济政策与国家安全深度绑定（如CFIUS强化审查中资并购）。赶超国则强调“发展安全并重”，将粮食、能源、数据等领域定义为“新型安全领域”，加速内循环与区域合作（如RCEP深化东南亚产业链整合），降低对西方市场依赖。这些都会导致全球分工体系和供应链持续重配和动态冲突的系统性风险，并且随着两级结构对抗而持续升级。
相互依赖“调节作用”消失。双方传统贸易结构和经济合作形式（赶超国通过供应链优势提供产品，主导国提供技术外溢和美元），由于优势领域竞争而无法持续，也无法消除根本性战略敌意。加上经济脱钩（如供应链区域化、技术标准分裂）会加速两极阵营固化，使对抗逻辑超越经济利益，开始慢慢趋近于“零和博弈”假设。
区域冲突的事实性对抗常态化。台海地区加速军事现代化与区域拒止能力建设，使得美国必须逐步从第一岛链开始撤退，这使得其印太战略事实上变成西太平洋盟友体系的多重对抗。其他地区，中立国（如资源富集地区）因实力变化调整站队，地区大国不断掌握主导，主导国联盟成员出现离心倾向，赶超国阵营则吸纳新兴经济体，这将加速体系权力再分配，在全球各个灰色地带都可能出现持续性的边缘对抗。
这些都会导致一个机会主义逻辑阴霾弥漫在全球上空。若主导国确证自身相对实力处于不可逆的下降通道，特别是GDP占比跌破临界值、盟友体系松动等黑天鹅事件出现，就很可能选择在“窗口期”内发动预防性战争。
反过来说，为了预防性保证安全和巩固优势转化，主导国也可能主动选择激进策略，尤其是通过区域性策略塑造新的秩序。再叠加国内政治情绪等因素，美国甚至可能会在中短期内超出理性预期走向加速阶段。
最终，我们要做怎么样的心理准备呢？一方面还是要乐观看到，双方仍处于“竞争管控”阶段，通过局部摩擦（如科技制裁、区域军事威慑）试探底线，尽力避免全面冲突。但另一方面，若战略敌意持续加深，边缘博弈和战争风险也将趋于增势。
说到底，不管是通过上面关于优势转换期的分析，还是大家这两年的新闻信息摄取都能感觉到，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手段，除了核讹诈之外的武力讹诈基本破产。但不论其他方面如何此涨彼消，核讹诈仍然真真实实高悬于人类头顶。
最终，在优势转换期的某一时刻，维持了脆弱恐怖平衡和半个世纪和平的全球化利益捆绑和核战略捆绑，反而可能会变成作为主导国美国最后的疯狂依仗，美国可能会过度倚仗核威摄的能量去孤注一掷，让核威摄从风险管控的平衡杆，变成潜在冲突启发器，最后反而成为战争风险的帮凶。
在科普兰的梳理中，这种优势转换期几乎是没有平滑交接的。为什么我们在文章前面说激进点就是2025-2027？因为偏不巧的是，2027也是美军军事战略规划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川普的任职中期。虽然非常不乐见，但在2025-2027这个政治、经济、军事充分优势转换的时间，美国更可能铤而走险，世界更可能走向冲突，我们有非常不小的可能要见证历史车轮的高光时刻，亦者灰暗时刻。
近期文章导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