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员时代的姚明是我非常喜欢的球员，甚至不太关乎到他是一名中国运动员；在他出现在中国篮协主席的位置之后，因为更多的参与，我对中国的体育发展也有了一个比一般旁观者稍微深入一点的理解。
与此同时，从2017年至今，全世界的电竞联盟也都在讨论改革，这中间我们同样有一些一手的体验，彼此相互印证，描述也会变得丰满。
在我和编辑部的同事们讨论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时，喜欢强调其身处时空的影响，我认为这是比评判某些成果更有意义的思考方式。
当姚明正式卸任之后，看到他非常高频地出现在公众场合支持各类的青少年体育发展。
我寻思了很久，还是希望记录一些关于姚明相关的奇思。所谓“奇思”就是不正之思，不沿着某个脉络或者某种视角，而是在能力有限的范围内去做一次摊开。
01“姚时代”并非从零到一
2017年春节刚过，还没出正月，姚明走马上任中国篮协主席。这是最直接的关于“姚时代”的一个时间点划分，其实早在2011年全面结束NBA生涯之后，一切的围绕着姚明展开的筹谋就已经有了雏形。
中国篮球想学NBA并不是什么秘密，当然也没什么可丢脸的。姚主席上任更大程度来自于那个时间整体的风潮。
体育发展的路径从国际上看，国际单项体育组织（IF）对应国内的单项协会（NF），这是一个配套的体系，而在中国因为种种原因，上世纪90年代国家体委主任还是伍绍祖的时候，对于如何按照体育的规律去发展体育就有过几次讨论。
协会有协会的目的，项目管理中心有中心的动机，体育总局机关司局也有自己的运行逻辑。大家有共性，但更有特性，目的地不同在发展的路上看到的风景也就大不一样，这很好理解。
视野更大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偏差更大。
这是很多人诟病中国体育发展时候的重要论据，说很多参与管理的人是官本位，并不真的想让某项运动好。
可到底什么是好，很多时候也不能一概而论。
在1997年之后的申奥工作中，项目中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很多事情可能确实是协会做不成的。只不过项目中心发展的好坏更多需要依靠管理本身的智慧，而协会更多时候是短期之内多数意见的体现。
项目中心管理的特点是行政高效，决策链短，资源集中，可以统筹发展，同时暴露出的问题是市场化能力弱，导向过于强烈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些舍本逐末、追求短期政绩的选择。
而所有NGO类组织的特征都类似，更容易与国际接轨，市场主体参与，所以积极性也就更高。
问题同样明显，容易被资本控制，制造泡沫，尤其在中国大政府之下，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目标上的协同非常难实现。
这是我们第一次提到时空观这个概念，在1997年的中国，2015年的中国，以及2025年的中国，不同时间语境下，我们讨论项目中心还是协会谁主管更好肯定是不一样的。
从夏奥到冬奥，中国体育本身肯定是有发展，至于换一条路是好是坏，谁也说不好，很多完全走市场化的东南亚国家，在同期的体育发展中也遭遇了其他不同的问题。
2012年之后，中国体育系统关于“管办分离”的讨论再次开始，从1993年提出到2014年真正试水落地，一晃就是20年，可想而知大家对发展体育这个根本方向的理解相差有多远。
这恰恰是姚明完整体验这中间撕裂感的20年。
1992年，姚明开始进入上海市少体校接受篮球训练，1994年加入上海青年男篮。他是完完整整长在举国体制之下的运动员，之后去NBA打球，在国内外不同知见的碰撞之下思考自然很多，也能相互有所印证。
从他加入少体校到他2012年彻底回国，经历了一个职业运动员完整的运动生涯才等来了“管办分离”的落地。这是非常微妙，又好像充满使命感的二十年时光。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姚明开始了中国篮球协会主席的路。我们不论后面的结果是不是让人满意，单说这份勇气，绝不是一般人所能有。
在这个大背景下，姚明面临的问题是转向，而非重建。
中国篮协已经在管办是否分离之间拉扯了多年，无论是赛事和组织都有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这是当时他能腾挪出的空间所决定的，不是某个人的意志或者态度可以决定的。
这里表面上涉及两个关键的转向，一个是试图把CBA彻底推向市场，以商业的逻辑和力量去拖动这个中国最高水平篮球联赛的发展。
另一个是将篮球培养的重心从体校转向学校，因为大部分学校具备开展篮球运动的条件，并且受到NBA的影响，篮球是青少年追捧的运动之一，具备校园参与人数基础。
这都是NGO组织的特点，依靠协会的调度激活社会力量参与篮球，让中国篮球有自己的造血能力，可以持续开展下去，而非所有工作都指向某个单一的目标，比如奥运会前几。
随之产生的更深层次的转向，来自于对观念的调整，篮球不光是为国争光，也是一项本身对人有益的运动，值得更多的人作为一项业余爱好而开展，而参加奥运只是最终某个结果。
02“姚时代”的无尽困境
思想上的转变要远难过行动上的转变，这不是一个篮协主席可以改变的。因为和篮球一样，被视为应试教育大敌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当然也包括电竞。很多关隘可能只能交给时间。
我们这几年经常会提到日本体育，在聊J联赛，聊协会改革之前，日本的体育有两个重要的前提。
日本有始于1914年的全国中等学校优胜野球大会，始于1917年的全国高等学校足球选手权大会和始于1948年的全国高等学校篮球选手权大会。
在日本很多高中的外墙上都挂着庆祝学校的某某或者某某社团拿下了全国大赛的成绩。
这关联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教育资源的初等逐步饱和，进而延伸出的“宽松教育”政策，学校从卷成绩，变成了卷社团，年轻人能遇到的教练的水平也越来越高。
另一个前提是我们可能觉得幼稚，但确实很有效的动漫影视作品。从上世纪八十年末开始，更多的日本年轻人开始对体育有了更强信念感，摆脱了文化里对展示竞争天性的文化束缚。
在2000年发布日本《体育振兴基本计划》之前，日本其实已经有了庞大的校园体育体系，只是那个时候他们的职业化还面临很多挑战。
在今天，中国大部分体育运动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没有足够的校园体育土壤。
同样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校园体育和过往体育系统也始终没能契合，校园体育的式微，以及举国体制在公众面前被放大的一些问题，让本来就时间紧凑的青少年生活更难有体育的土壤。
网球和高尔夫的成功是更多个体不再需要学业改变命运，家庭主动选择“宽松教育”的结果，可以在很小的年纪就去世界各地接受专业训练。
而像篮球、足球这样需要土壤更大的运动，就更依赖本土的青少年训练时间和训练水平提高。
在姚作为篮协主席的日子里，相比于被关注更多的国家队比赛，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校园篮球因为一系列的投入和号召，无论是在学校还是从市场都有了抬头的趋势。
这是一个以十年为单位重塑环境的过程，有了对校园篮球更大的关注度，才会有更多专业教练投身青少年培养，整体的训练水平、参与训练的人才基础才能逐步培育。
从参与人员到训练水平都不够的情况下，我们谈职业化就只能产生更多无论技术还是品德都不配位的运动员，中国足篮球的第一次市场化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个失败的结果。
姚明是抓到了问题的根源，但这样的改革注定在他任上不会开花结果，他只能是播种填土的人。
如果中国的校园篮球从现在展露苗头，能够真正走向蓬勃，那在多年之后，我们对姚明的评价可能会再上一个台阶。
有些时候，任期之内的绩效，和长期的目标就是存在差异。
在电竞里我们同样面临过类似的问题，在厂商赛事最蓬勃的时代，每个项目的市场部门都要面临短期之内产品数据的压力，面临营销一侧老板需要听到的新故事。
所以我们很少能见到真正以长期主义态度去培育的赛事体系，在外部的观感上经常会是摇摆不定的。
对于参与其中的人也是如此。校园篮球的教练如果从培养未来运动员的角度，本应该让同学们更多地练好基本功，掌握篮球理念，让对篮球更有热忱也更愿意为之思考的同学有更多的机会。
但从成绩的角度上，在同样身体发育不足的条件下，更多地选择高大强壮的内线运动员到队伍里，并且继续放大他们的力量、竞争力，是比磨炼技术、提高意识更容易出成绩、拿奖金的办法。
站在当局者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但显然是违背职业准则，同时也不能被认同的选择。
在不同维度上存在同样的短视和偏见，才是姚面临的真正困境。
03“姚时代”的疯狂和疼痛
CBA和国家队无疑是在姚明手中最烫手的两块山芋，他甚至透支了个人在赞助商上的影响力，有了姚明个人的赞助商中国人寿在CBA市场化第一年招商关门时刻的救场，才勉强维持了在市场化环境下CBA的运作。
而国家队的问题和联赛、省市体育局和大时代环境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很多问题也不是从篮球层面可以解决的。
赞助商为什么看不上CBA，这就又绕回了我们聊到的第一个问题，CBA并非平地起高楼，不 像VALORANT或者Overwatch这样的项目 ，最初就有一个自己的规划，不管好坏，大家从一开始的规划和方向是一样的。
2017年之前，很多队伍和赞助商是希望通过参与或者赞助的行为支持中国篮球或者说支持中国的体育系统，最终在其他领域得到行政力量的回馈、实现寻租的。
如果完全市场化，这些旧有的利益都无法得到满足，别说是加码了，不撂挑子就是讲义气，这也才有了后面一系列围绕着某些队伍是不是退出CBA的闹剧。
正式公司化的CBA和2018年联盟化的LPL非常类似，遗留问题如何解决或者能不能解决都是一个未知数。组织形式很容易改变，但利益架构却很难，当利益流动不顺畅的时候就会反馈到对组织形式的质疑上。
同理，当联赛还在游戏厂商公司架构内的时候，俱乐部在某个环节割让利益，厂商的管理者可以调动其他的资源来补齐俱乐部的利益，通盘考虑的市场预算构成了一个更灵活的调节手段。
当CBA公司回到市场，以版权、赞助、门票、周边来实现盈利的时候，过去这些参与者既不愿意如此，也没有能力做好。
问题随之而来，甚至有围绕着过去旧账的清算和相互举报投诉。
从CBA于1995年成立到2017年，很多问题是在用CBA之外的手段去解决的。
这和厂商从2012年到2017年的很多赛事在逻辑上是高度重合的。这些历史遗留问题让CBA的公司化在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从零开始，而是负重前行的故事。
即便如此，那时候的姚明还是选择了用自己的人脉在CBA改革后招商不顺利的最后时刻让“中国人寿”帮他顶在了CBA主赞助商的位置上。
时至今日，CBA已经要30岁了，但整体上对于商业化体系的探索仍然乏善可陈，更多的队伍组织者甚至不希望单纯依靠商业化的力量去让队伍健康发展。
这不是体育本身可以改变的，更不是篮协主席可以改变的，因为利益本来就在体育之外。
国家队的问题就更是如此，成绩差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问题，是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结果。
我们即便放下中国复杂的体制不谈，一个篮球运动员正常的培养周期是从6岁开始，小学阶段是打基础，让身体良好发育和建立篮球意识的阶段；12岁之后是篮球技能训练的关键时期，一直持续到16岁，是否能成为职业篮球运动员的分水岭也就发生在这个阶段。之后还有竞技对抗训练和职业化准备的阶段。
2023年是中国男篮以孙铭徽、胡金秋为代表的这一代运动员的时代。
孙铭徽一直是河北队的运动员，2013年，17岁的他就代表河北队参加全运会了。那时候他的技术已经基本形成，完全长在举国体制之下，和姚明、王治郅的黄金一代在经历的制度上并没有本质区别。
2012年，15岁的胡金秋就从兵团的中学进了浙江广厦青训，三年后的2015年，他已经代表广厦参加CBA。这些人的好坏，实在找不出和姚有什么关系，反倒是2010年前后，CBA盲目的外援潮，打破了本来举国体制框架下省俱乐部和体校共同选材培养的基础，外援预算透支了俱乐部青训的投入，加之没有其他的人才渠道，中国男篮才从2012年伦敦奥运和2013年亚锦赛开始展露颓势，一蹶不振至今。
而想要扭转这一局面，显然也非一朝一夕的功夫。
我们经常提到的“NBA Player Conduct Policy （球员行为准则）”，推动这件事最终落地产生效果，大卫·斯特恩在一个商业边界已经划分清楚、目标一致的联盟里都花了整个八十年时代的时间。
这还只是球员的社会形象问题。NBA的科学训练体系是从1990年前后的录像分析专员开始，到训练负荷概念的引入，进阶数据PER效率值的引入，再到与数据公司SportVU、Synergy Sports合作，用了跨度超过20年时间，才有了今天的“魔球”逻辑和训练选拔体系。
显然公众也好，姚明自己也好，都高看了篮协主席这个位置能够发挥的作用。当我们能够建立正确的时间观念时，才能理解解构旧的、创造新的到底需要经历什么样的疼痛。
04“姚时代”的期许和渴望
姚明在任七年，在试图填上过去的坑、找到适合中国未来的路上都做了一些努力和尝试，从今天的结果上看可能并不见效。这是残酷的事实，但并不是可怕的结果。
体育里的时间刻度是随着一个又一个喜欢篮球的中国青少年每天身体的成长而成长的，每天24小时，也只能有24小时，不会多，也不会少，更经不起揠苗助长的跃进式发展。
这不像架桥修路，随着技术进步和政策倾斜可以创造奇迹。在体育发展里从来都没有奇迹，只有日复一日的积累和沉淀。
无论社会如何评价，从基本工作的角度出发，一方面，“姚时代”明确了职业体育中国目前单从体育部门出发不具备按照美国体育大联盟模式经营的基础。电竞可能也不行，中国体育有自己的特殊性，要尊重客观条件和社会发展的阶段。
另一方面，“姚时代”证明了青少年体育在中国可以做好，甚至随着教育资源的积累，我们未来会有更多的学生进入“宽松教育”的阶段。
篮球也好，其他体育运动也罢，都需要尊重发展规律，在体校抓苗子的同时，给更多学校和社会教练参与的可能性。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真切地看到了在社交媒体上校园篮球讨论的增加，看到了社会的关注和认可。
在学校，过去打游戏和打篮球不太会被差别对待的，现在这两者的改善程度也差不太多。当我们在上海Major结束讨论donk的时候，更多的是尊重时间，尊重整体俄语区此类运动的积累，尊重14000+小时的投入。还是那句话，比赛有奇迹，但体育没有奇迹。
对姚明个人来说，2017年的以身入局，虽然某个时间段里的失败是几乎必然的结果，但在“姚时代”通过姚明的努力，公众在一点点修正对像姚明一样奇迹人物的期待。
在卸任篮协主席之后，姚明仍然不遗余力地投入到对青少年篮球的支持当中，这可能才是中国篮球最大的期待和希望。
对电竞来说，我们还没有能通过某个个体努力就改变公众认知，拨动历史发展琴弦的“姚明”，我们要走的路可能更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