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解放军政治学院副政委乐时鸣
塘马战斗的前前后后
乐时鸣
塘马战斗发生在1941年11月28日，罗（忠毅）廖（海涛）两位指挥员与日寇激战中同日上下午先后壮烈殉国。这是江南抗日战争中最大的损失。罗廖二公的英名，永垂不朽！
关于塘马战斗的经过及经验教训，钟国楚、欧阳惠林、王直同志，写过纪念文章，谈过经验教训，特别是欧阳惠林和王直，当时是区党委和旅政治部负责人，亲自经历了这场战斗，他们根据实际情况，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正确评说了经验教育。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补充一点史实。
（一）11月7日，文工队在代巷祠堂演出苏联名剧《文件》，戏演的是苏联内战时期一个因传送秘密文件而发生的英雄事绩。戏在七点开演，正在高潮时，突然接到罗司令的命令：立即停演，就地出发，谁也没有问一问为什么立即停场，不一会就集合出发，这时大约还不到九点。部队向西行动，那天是阴历的9月18日，月光明亮，但不知为什么，却感到很累。大约是事先没有精神准备，和搜索前进，行军速度慢的缘故。拂晓，过了白马桥，大家醒过来了，发现一件好笑的事，《文件》的演员们，脸上的化妆没有擦干净，红一块、青一块，活像小丑。男的还穿着蹩脚的西装，女的还穿着自制的裙子。队伍里引起了轰笑，还受到了前面传来的不准喧哗的警告。
敌人并没有出动，旅都在溧水地区转了几天又拉回溧阳，就驻在塘马。多年来，我觉得这次情报不确，与20天后敌人突袭塘马有关，同是敌人的阴谋，所以写在这里供参考。
（二）11月27日晚上罗司令的谈话。
那天晚上九点多了，我接到情况通报。通报简述了日寇在金坛至瓦屋山一线的异常集结，大量步骑炮部队有向南进行“扫荡”模样，要求机关部队提高警惕，加强岗哨，明晨提早吃饭，随时准备战斗。我觉得情况严重，就直接去找罗司令，想间一问情况究竟如何，罗司令和他的爰人田文同志住祠堂里的一间偏屋，还没有休息。他说：情况就是这样，敌人可能“扫荡”，我们要提高警惕，你们按通报办就行了。显见他很有把握，我本该走了，他却留下我，和我闲聊起来.他说他要用一个别名，叫“乐人”，这就和我同姓了。因为他对人生很乐观，要做一个快乐的人.他又说，他有一个宏伟的志愿，要编一本百科词典，至少要编一本军事词典，把他的军事知识和经验编写出来。他还说，只要环境允许，不等打完仗，他就想动手，叫我做他的助手。这位一向沉默寡言，面容严肃的司令，正当32岁的英年，内心是那样的怀着对人生对战争的乐观，那样炽烈的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使我很受感动，夜深了，我离开了他的卧室，谁知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最后一次听他的谈话。
我以前不愿说起这个晚上的谈话，怕被人误解，有损罗司令的形象。现在，将近五十四年过去了，我要写出来，一是如实的反映这位学生和行伍出身的将军的内心世界，表达我的怀念和敬佩。二是，对敌情判断的失误是遭受损失的我们主观上的一个因素，罗司令己经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与敌拼斗，献身在抗日战场上，我们这些幸存者和后来者，怎能忍心再去评说他的一时的失误，又怎能连把他的美好的遗愿也不敢说出来呢。
（三）清水渎突围。
下午四时许左右，从塘马附近各村撤出来的人，都汇集到了长荡湖边的清水渎。东一堆，西一堆，都在村边集合着，不知有多少单位多少人，大约不下千人。没有人高声说话，很少有人来回走动。这时塘马方向的战斗似已结束，敌人一部向东追击，在戴家桥前，靠着一挺重机枪和一个小鬼班，把敌人阻击在戴家桥西。时而响一阵枪声，牵动着大家的心弦。东边眼前就是长荡湖，没有船，南北隔着几条河，都是国民党的据点，后有强敌，前无去路，怎么办？！
组织科长王直站出来，向部队人员作了有力的动员：“现在情况很严重，敌人被我们阻击在戴家桥前，这里已经无路可退，如果敌人再遍近，我们每个人都要以死相拼，有武器的用武器，没有武器的拿起木捧石头，甚至用拳头牙齿，也要和敌人拼到底，我们宁愿牺牲、跳湖，也决不做俘虏。只要坚持到天黑，我们就有办法。各单位都要把人组织好，共产党员要站在前面听候命令。”这一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动员，在薄暮中把大家的心安下来了。
天黑下来了。参谋长王胜依靠地方干部的帮动，选定了唯一可行的突围路线：要在敌人当晚驻停的村边，跨过几条河，插绕出去。当天是阴历的十月初九，等到新月西沉，夜色朦胧，我们就出发了。由教导队派出尖兵，王胜就走在前面，我们几个人紧随其后，千余人的队伍按序跟进。
出村不远，通过第一座桥。这桥离开敌人的哨位不远。稍远的村边，日寇的沟火一堆一堆燃烧着，依稀可见火堆边有人活动。这桥也真怪，桥西头有几块石板，不踩稳，会发出啌隆的响声，平时谁也不会注意到，但这时如果弄出响声，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注意！踩稳石板！”口令传下去了，很快从敌人的眼皮底下绕出了敌人的包围，来到了敌人的侧后陆篁里一带，天也亮了。
（四）塘马周年祭：
1942年11月28日，十六旅旅部在塘马召开了隆重的罗廖二公殉国一周年追悼大会。地点还是在塘马，时间正是一周年，这是继任的旅长钟国楚、政委江渭清特意选定的。这一行动寄托了我们对罗廖二公的深切怀念和哀悼，也是向敌伪顽宣告我们坚持抗战到底和争取胜利的决心。
在这一年中，先是谭震林迅速来十六旅亲自兼任旅长，把因为失去主要领导而引起的不安情绪稳定下来，继续进行斗争和工作。4月，江渭清同志调来十六旅，由钟国楚任旅长，江渭清任政委，逐步恢复了皖南事变前江南抗日斗争的局面，形势很好，但是，流在塘马的鲜血，我们一天也没有忘记，在塘马战半周年的时候，特意回到塘马，召开追悼大会，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这个追悼大会上，由钟国楚、江渭清主祭，区党委、行政公署，各团都献了挽联。我任司仪，我写了一首浪淘沙，把上下两片作为上下联，以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悬挂在罗廖二公的遗像两侧。可惜，除了我记得自己的挽词以外，都没有记录下来，也没有留下照片。
（五）小余庄前匆匆拜别。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朱德总司令发出“命令冈村宁次投降”令。但日寇伪军不向我军投降，还得用枪炮来命令他们，8月18日，我军攻克溧阳城，溧阳宣告解放。
9月下旬，（记不清是那一天了）我军奉命北撤，当时十六旅已改建为苏浙军区第一纵队，我仍任纵队政治部宣教科长，随队从溧阳出发北上。途经别桥附近，我离开部队，专程来到小余庄前，寻访罗廖埋骨处。村民告诉我，村前有二个并列的隆起的小土坟，就是罗廖的坟墓，墓前原来各有一根方木，写了罗廖的名字，不知是谁把这两根方木拔走了。部队在行进，我不能久留，只能在墓前默哀三鞠躬，嘱咐村民好好保护，就匆匆离开去赶上队伍。
原来，塘马战斗中罗廖遗体，还有四十八团二营营长黄兰弟的遗体都已从战场上搬移到一个小祠堂里，用村民现成的棺木盛殓起来。不料被日寇侦知，把罗廖遗体搬移到别桥附近来了。据说日寇还召集部属举行了祭礼，以宣扬他们的战功和武士道精神，于是遗体就被埋葬在小余庄的村头上。（1995年6月29日于北京）（节选自《1941年在溧阳的斗争经历》，载《溧阳市文史资料 第12辑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