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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际，思无涯。
《天涯》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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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天涯》2025年第1期“散文”栏目，“人间·父亲”散文小辑中赵荔红、高凤华、杨姿分别讲述自己父亲的平生，三位父亲的社会身份各异、选择不同，各自经历种种的变迁，他们的个人史也组成了一部小型时代编年史。
今天，我们全文推送赵荔红的散文《江河水》一文，以飨读者。
江河水
赵荔红
一
某年夏天，我和先生在布拉格小住。房子在伏尔塔瓦河西岸。登上山顶公园，顺台阶下到河畔，河水湍湍地流淌，站在桥上远望，城堡耸立在灰白层云之下，一朵一朵的云从天空浮到桥上，浮过去，掉落到桥下，化作了浮沫，随水流逝……过桥即是老城广场，泰恩教堂黑尖顶的沉默、披檐阴影的青幽、栏杆窗台的明丽，全都坠落在亮白广场上。扬·胡斯塑像披着大麾、耸着肩，顶天立地，一大片黑色鸽影掠过，如风扬起灰烬，万国的人影都在他身边簌簌移动，聚合，散开，如星辰或流沙……环绕这个广场的，有卡夫卡的几处故居，他诞生的“塔楼”，写下《饥饿艺术家》的房子……若是沿河畔行，可一直走到查理大桥。圣约翰·内波穆克主教就在这座桥上被国王扔下河去，如今，他的雕塑立在被扔下去的那个位置，雕像的一角已被游人摸得溜光铮亮。唉！无论怎样平庸的时日，无论如何惊心动魄的人生，都如河水流逝，一去不复返了……
有些天，我们一大早登上山顶公园，那里有个露天餐厅，挑个可俯望伏尔塔瓦河的位置坐下，重读《城堡》和《美国》。上午的河水呈湖蓝，中午转成明绿，成片起伏的红色屋瓦中，不时冒出教堂的乌黑顶子、碧绿顶子，阳光满溢，云影转移，面光的河好似跳跃着无数银鱼。不知何故，即使是大晴天，这个城市也似乎笼罩着一层暗哑雾霭，一层诗性、忧郁的烟蓝。午后，半城年轻人都聚集在山顶公园餐厅，陌生语言在周围嗡嗡作响。我们起身，穿过草地和树林，顺公园小路，一直走到城堡去，走到城堡附近的霍特克维花园，那是卡夫卡经常散步的地方，他常带一本书，坐在树下读。
有一天，从城堡转回来，天已昏暗，河面黑蓝，只剩薄薄一抹夕光染出山下屋瓦的红，路灯也亮了，草地绵延着融进暗黑树林，归林的鸟啾啾叫个不停。我们坐在一棵花树下，紫红花瓣不时落下来，身上椅子到处都是。远处，那个露天餐厅灯火辉煌、人影绰绰……突然，低哑的二胡曲哽咽而出，穿破夜幕，如一个人在倾诉，一句一顿，时而幽咽叹息，时而缠绵悱恻，时而悲怆激越，情绪抑抑扬扬，节奏顿顿挫挫，如河水，在清晨、午后、黄昏，或柔情流淌，或如漩涡回旋，或遇礁石激起浪花。是《江河水》！在异国他乡，听见这支二胡曲，泪水瞬间涌出……斯美塔那结束流亡后，回到故土，磨难、病痛、孤独，没有减少他的爱与激情，他写下《伏尔塔瓦河》，这首深挚、宽广、诗性，沉郁而壮阔的交响诗，是献给二战后他那苦难深重的祖国。在这布拉格晚暮中，伏尔塔瓦河在脚下湍湍地流淌，缠绵哽咽的二胡曲，令我泪水盈眶——在这里，我终究是一个过客，一个漂泊者，一个异乡人。遥远的东方，那里，有我的祖国，我的故乡，我的父亲——
伏尔塔瓦河
在黑暗花树下，在远处的灯光人影中，遥遥屹立的黑色城堡的上空，好似一片空洞虚无的幻景。我听不见黑暗的河水湍湍地流，《江河水》曲声却潺湲流淌在我的耳边、我的心中。在这二胡曲中，父亲的银白头发，清瘦多斑的面庞，深情温暖的眼睛，骨节嶙峋的手指，全都浮现在我的面前。我分明看见，在那湛蓝星空之下，在涌动起伏的伏尔塔瓦河之上，父亲搬一把凳子，端正坐着，二胡立在他的腿上，他一手扶着琴杆，一手颤动着弓弦，《江河水》曲声，在他的手指颤动间悲怆激越缠绵悱恻地流淌，他的身子随着曲声有节奏地俯仰，好似那起伏的伏尔塔瓦河水……
这首《江河水》，最早描述的是一个女子在新婚丈夫被抓去当劳役后，无助地在河边恸哭，滔滔河水，好似能带走她的哭声，宣泄她的痛苦。后被黄海怀改编为二胡曲，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一场“苦难岁月”中作为配乐，二胡的喑哑、呜咽很能传达曲子的痛苦、凄婉、悲愤而又沉思的情绪，如泣如诉，催人泪下。父亲很喜欢这支曲子，每到内心忧愤不能自已时，就会拉这支曲子。我是听着他拉这支曲子长大的。
回国后，给父亲打电话。当时他听力尚好，只要我给他打电话，总会聊许久，似要将平日没说的话，在电话里一下子说完。我说：“爸爸，想听听你拉《江河水》。”听我说想听他拉二胡，还是他喜欢的曲子，父亲高兴地说：“你等着——”他将电话一搁，接着，好长一段时间，就听见电话线那端，拉凳子的刺耳声，翻动曲谱的窸窸窣窣，转动琴轸调音的吱吱嘎嘎，弓弦擦动琴筒颤出的几个试音，忙了好半天，中间是长长的空白，我耐心等着，知道父亲在酝酿情绪——好一会，一个幽怨、清凉、喑哑的曲句，透过细细的电话线，从父亲那端，传到我这端——
窗外，盛夏，明晃晃的烈日，猫在睡觉，鸟儿也躲起来。清凉、幽暗的二胡声，从电话线那端传过来，像幽暗、深沉的河水，慢慢地席卷过来，淹没了我。
二
寒露才过，山上早早下了霜。天空高远黑蓝，很小几颗星子，闪着钻石的光亮。一弯薄薄下弦月，如镰刀般，锐利，洁白。远山、近树，全都黑魆魆沉默着，收割后霜冻的稻田、茶园、弯曲的公路，泛着模糊的灰白，试图分割黑暗。在远处的黑暗中，闪现一二点灯光，传来一二声狗吠，表明那里有人家，但狗吠和灯光，也很快隐遁进浓黑混沌中。
农场的几排土墙平房，静静站立在天地间，微弱的月光勾勒出模糊影子。黑瓦上落下薄薄一层霜，在弦月下，清寂地泛着白光。鸡们猪们全都进窝了，只有一二只狗，踩着凝霜的泥地，孤单地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家家户户已闭门，几个小小的木窗户，透漏出昏黄灯光。
母亲和我已上床，捂在被子里，隔着蚊帐看父亲走来走去。卧房只有一盏15瓦带铁罩的电灯，薄薄灯光，在房间圈出一小块昏黄。父亲收拾完，闩好木门，倒了杯热开水，捂着搪瓷杯走进卧房。他取下挂在墙壁的二胡，搬了把方凳，对着小木窗坐下。父亲用松香反复擦拭着白色丝弦，一边调节琴轸，一边试拉了几下，直到音调准了，这才端严地坐直了身子，闭眼静默良久……我和母亲等待着……
一个喑哑的乐音颤抖开来，好似一个人长长叹了口气，接着，如怨如诉的乐音，在小小的灰墙锁住的空间回旋、辗转，浓郁得无以化开，似要突破木窗，飞到外面世界。这是《二泉映月》！长大后，我才知道这支曲子的名字，并了解到作曲者阿炳（华彦钧）的生平，也曾去无锡拜访过阿炳故居。父亲拉出的第一个乐句，是《二泉映月》的引子，这一句低低叹息，凝聚着阿炳几十年生涯的长长辛酸。年过半百后，我再听《二泉映月》，体会到更多复杂思绪：随乐句的潮起潮落，主题被反复变奏，传达出悲苦、沉思、骄傲，有时又是逍遥徜徉的情绪，是阿炳的自言自语、自我追问，他将自己对生命的追寻思考凝聚在这支曲子中；我听懂了它的悲苦，也听到它的诗性、沉思、追问；尤其是尾声，情绪由扬转抑，慢慢回落，越来越弱，细如游丝，意犹未止，满怀对生命的无限流连、无限惆怅。
父亲拉二胡时，微闭双眼，沉浸在阿炳描述的最底层最苦难的人生里，一如他所经历体会的。但年幼的我，尚不能理解《二泉映月》的主题，只觉得拉二胡的父亲很帅。我后来常常回想当时的情景，回想父亲拉胡的姿影——音乐在房间流动，鄙陋的日子，乏味的空间，沉重的生活，贫瘠的物质，因为这二胡曲，黯淡的一切似乎退隐了，小小的泥屋似乎闪闪发亮了。那是神的手啊，他恩惠的灵降到这个小屋，慈悲的手抚摩着沧桑劳累的凡尘的心，在这个瞬间，将美善、温暖的光亮和馨香的希望一起种下。
父亲生于1943年，1961年他十八岁，高中毕业，高考成绩优异，俄语尤其出色，心仪的是清华大学。落榜原因之一是家庭成分及成员关系复杂。父亲从小为自己的才华感到自豪，没能考上大学，怕落人耻笑。高考不成的城市青年，似乎只有两条出路，或当工人，或参军，但这两条出路，也要有门路、要看出身。当时闽北有个农场来招知青，说是户口放在个人口袋中，来去自由。年轻的父亲，不知前路艰险，瞒着家人，偷偷报名。他成了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父亲怀着年轻人一腔热血，大概觉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他随一批南方沿海城市青年，来到高峰农场。这个农场，因建在高山上得名。高峰属于武夷山脉，再远点，属于括苍山山脉，当时只有少数原住山民，尚有虎、狼、野猪、狗熊出没，遍布密林、荆棘、山石。往后时日，这一拨十八九岁的城市娃娃，靠一双手、一腔热情，硬生生在荆棘悬崖间开辟了公路，挖出了农田、茶园、竹林、鱼塘……
到农场一年后，父亲，这个才满十九岁的海边城市青年，无法忍受蚂蟥的叮咬，现实日子与想象的如火如荼革命生活大相径庭，便偷偷从农场跑回家乡。但此时，并非如最初允诺的“户口放在口袋里”“来去自由”，他的户口已落在农场；又逢“三年自然灾害”，城市人的口粮是根据户口供给的，没有户口，就没有口粮，父亲回到城里，没工作无收入，平添了一张嘴，全家原本紧张的口粮更不够吃，勉强支撑了一段时间，父亲只能又回到农场。在农场，稻米、蔬菜、水果、鱼，全是自给自足，至少有饭吃。
几年后，在莆田海边农村无以为生的母亲，也随其父兄，被招工到农场，因为农场有饭吃。我的父母就此相遇、结婚，随后有了姐姐和我。年轻的父亲，理想破灭，不再踌躇满志，从此就在农场“扎根”下来。父亲是“国”字辈，名“森”，他说命中注定他要在祖国的森林中度过一生。他消了志气。恢复高考后，他也想过再去考大学，农场不开具证明，他也没能义无反顾坚持下去。改革开放后，他也想过放弃农场一切，下海做生意，如同那些离开农场的人一般，但看着正在上学、嗷嗷待哺的姐姐和我，前路又不明朗，父亲终于没有下定决心。就这样，犹豫着、蹉跎着，父亲就老下来，到了退休年纪。
在农场贫乏、艰苦的年月中，除了母亲和我们，父亲还有一个寄托，就是二胡。父亲说他并没有专门学过拉二胡。当时农场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出工、下地干活外，没什么娱乐，有人拿一把竹制二胡拉起来，大家就围着听。父亲借来二胡，自己摸索，不懂就问，这样就学会了，还学会了看简谱。父亲的二胡水准，很快超过别人。1966年末姐姐出生时，父亲因为二胡拉得好，作为农场文艺宣传队一员，去邵武市其他单位巡演，节目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逛新城》等，还有些自编的小品、歌舞，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父亲在后台拉二胡伴奏，在各个宣传队中颇有名气，有一回，父亲拉二胡与一把京胡二重奏，拿了演出比赛第一名。晚年，父亲已忘记当年他也曾在插秧、采茶、伐木、修路中成为标兵、夺过第一，唯独对这场二胡比赛津津乐道。
《江河水》《赛马》作曲者 黄海怀
劳作之余，父亲会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拉二胡，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在质朴的母亲眼中，父亲拉二胡的样子很好看，有别于其他青年，但她不明白这二胡声传递出来的苦痛、悲切、对人生的迷惘，姐姐和我还小，自然也不明白。夜深人静，父亲一个人坐在木窗前，拉着二胡，如同一个人在呻吟、叹息、倾诉悲愤。他最喜欢拉的曲目，就是黄海怀改编的《江河水》，还有
阿炳的《二泉映月》、刘天华的《病中吟》，这些描述底层生命的苦难、困境的曲子，其中苦痛、悲切、缠绵又不甘，暗合父亲内心，所幸当时没人理解这些曲子，不会注意到这种与如火如荼革命格格不入的调调。 后来，能在收音机中听到闵惠芬拉这些曲子，父亲总是仔细倾听，一边听，一边做笔记，一边默默地流泪。
1987年，我考上复旦大学。父亲颤抖着手捧着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反反复复读了好几遍，沉默不语，泪水盈眶。那些天，父亲走在农场泥路上，遇见的人都祝贺他，一路上都是阳光、星辰，如同他自己考上大学一般。父亲打算亲自送我去上海，却在出发前一周闪了腰，只能低头躬身走路，一直身，就疼得厉害。但他还是和我坐上颠簸的公交车从高山下来，到邵武市去转火车，因为是中间站，没有座位，他让我坐在行李包上，自己一直站到上海。接新生的校车开往复旦路上，他一路东张西望，兴奋地大声与我说话；下车时，因不能直身，又要提很重的行李，站立不住，就跌倒在水泥地上。我去拉他起身，他只是笑容满面仰头看着校门说：“这就是复旦大学呀！”父亲在复旦招待所住了三天，为了省钱，住的是十五个人一间的大通铺。他扶着直不起的腰，帮我去买住宿用具，将我安顿停当。我当时并不体贴父亲的心情，一心只想离开家人，开始新鲜的、自在的、小鸟一般无人管束的生活，就说：“爸爸腰闪了，赶紧回家吧。”父亲离开上海前一晚，和我在复旦校园里散步，绕着一块块草坪走了一圈又一圈，父亲说：“像切豆腐，我们切了一块，又切一块。”
父亲退休后，回到家乡莆田。我问他是否留恋他工作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农场？他说：“一点不留恋！做梦都不想梦到。”而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建立的国营农场，也日渐荒芜、濒临倒闭——年轻人或读书或打工或做生意，基本离开了，如我父亲一般的老工人，或退休后返回家乡，或到城市买房定居，留在农场的，寥寥无几；农田、茶园、茶厂也多由外来人承包，勉力维持农场开支。当年，如我父亲一般满怀理想的那批年轻人创建的那个农场，随着创建者的衰老、过世，他们开辟的那个“世界”，也自生自灭，终究被扔进历史垃圾堆。所有的现代人，都忙着拥抱“新”事物、建立“新世界”，奔向新的一天去。千千万万如我父亲这样的普通人，在时代大浪中，他们如海边的沙子，轻易就被席卷、被遗忘，他们的生命，不留一点痕迹。
尽管父亲说，做梦都不想梦见农场。若有农场人来，还是很高兴。有一次我回家，碰到杨澄来拜访父亲。杨澄也是莆田城里人，当年一起去农场的那批城里知青，只有四个在农场干到退休，其中一个就是杨澄，他比父亲混得好点，转干后任副场长，退休后在邵武市区买了房子。杨澄还是父亲的演奏搭子，父亲拉二胡，杨澄拉京胡。那天饭毕，父亲搬出两把二胡，两个七十多岁的老头，一起合奏了一曲《赛马》，马蹄快乐奔踏着，嘶鸣声声，父亲和杨澄，两颗银白脑袋，随着曲声晃动，好似两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你追我赶，一起割稻穗，一道拖大锯砍伐树木，一起搬石头修公路，一起追野猪，一起捞塘鱼……那天，父亲话特别多，精神矍铄，母亲手脚麻利地做菜、端茶、切水果，与父亲、杨澄说话时，竟有一种少女的俏丽神情，好似她依旧是那个留长辫的姑娘。那是杨澄最后一次到我家。
三
父亲退休回家乡后，有两件消遣的事：一是写钢笔字，自学自练，特别秀气；再就是拉二胡。我与父亲去散步，见区政府前大榕树下围聚一群老人，有二胡、笛子重奏的，有京胡、二胡合奏的，也有二胡为人歌唱伴奏的。表演者坐在小方凳，将二胡支在腿上，随曲子俯仰自得，一曲终了，围观者鼓掌、喝彩，好生热闹。父亲个子高，背着双手远远站着，倾身、抿嘴、专注倾听，似不为所动。我鼓动父亲也拿二胡出来，与他们一起表演，大家好有个交流。父亲一口回绝，说：“那几个人拉得不如我好，都是最简单的曲目，技艺单一，揉弦都不会，我和他们交流不来。”我又鼓动父亲参加老年大学器乐班，禁不住我聒噪，他报了名，几天后又不去了，说：“那里都是初级班，教二胡的老师，只有二三级水平，我的水平，都超过二胡课程十级了，学不到新东西。”父亲就是这样，生性孤僻，清高自许。他宁可一个人，在家里自拉自听。
我每次回家，都会央父亲拉二胡来听。其实父亲器乐上的天赋，丝毫没遗传给我，我五音不全，读不来曲谱，记忆与模仿能力极差，总之是毫无音乐细胞，儿时，父亲就想教我拉二胡，见我双手僵硬，哈欠连天，只得放弃。但父亲似乎忘了我极差的乐感，觉得既然我文化高，鉴赏力自然就好，所以，我说想听他拉二胡，就很高兴，觉得是知音。
夜饭罢，天色昏暝，母亲出门散步。父亲收拾完碗筷、摘下围裙，换了一件干净衬衫，这才去取挂在墙上的二胡。他将方凳摆在客厅正中，对面再摆一张靠背椅，靠背椅上搭着一整本二胡曲谱。我一定要强调一下，我用“一整本”二胡曲谱，会让人误解，以为是十六开或八开大小的二胡曲谱书。不是的，这是父亲自己手抄的二胡曲谱，且是抄在挂历背面。在新年互赠挂历的年月，每年我都会寄新挂历给父母。元旦那天，挂上新挂历，是个重要仪式，意味着新一年的开始。旧挂历，父亲收起来，统统没扔掉，用来抄写二胡曲谱。一是“敬惜字纸”的习惯；二是这种挂历足够大，可以搭在靠背椅上，在上面抄写的二胡曲谱，字也足够大，便于眼睛老花的父亲边拉二胡边看谱。有一点令人惊叹。请你试试用钢笔在一张空白A4纸上抄写一段话，你会发现，渐渐地，字就歪斜了，何况要在一张长60公分、宽40公分没有打横竖线的空白铜版纸上抄写。父亲就是在这样的纸上抄写二胡曲谱，且每张曲谱极其工整，行行整齐，简谱的每个数字大小一样，节拍、技法、情感全都标识得一清二楚。一行不斜，一字不乱，一个错误也没有，像是刻印出来的！父亲抄写了好多本二胡曲谱。
父亲的这个本事，一来，有赖于他长年练习钢笔字，对汉字书写的控制力；二来，是他在农场任会计二十多年的训练，父亲做出纳也好，做会计也好，本本账册都是手抄，在没有电脑的年代，再没有比他的账册更清晰更工整的了；三来，则是父亲天性的专注、认真。父亲连切西瓜都要严格等分、连劈柴都要大小均匀，仿佛长短粗细一样的柴，烧出来的火，也是均匀的。父亲的性情与专注力，是一个科学家的天赋秉性，假如当年他考上了清华大学了呢？假如他从事科学研究了呢？我相信，父亲一定会是一个极其投入且极其出色的科学家。
父亲再移动一下凳子和靠背椅，确认已摆端正了，这才坐下来，将二胡支在左腿上。他开始擦拭琴筒，父亲的这把二胡，琴杆、琴筒是乌木的，他最早学琴用的是一把竹制二胡，声音效果自然打折扣，这把乌木二胡，伴随他三十多年了，琴筒一端是六角形的，蒙着蛇皮，已开裂、翘皮，用透明胶粘着，另一端是圆形雕花音窗，漆皮也略脱落。父亲开始用松香来来回回擦拭丝弦，一边说，他喜欢丝弦，虽然容易断，且要反复调音，但声音柔和，表达细腻，钢丝弦虽牢固，但音色太亮、缺乏阴影，拉二胡如人在一句句说话，有明亮，有阴暗，要有层次。接着，父亲开始调音，左手转动琴轸，转几下，右手拉弓弦在琴筒擦出几个音，仔细听听，又转动琴轸，如此反复再三——
我就叫起来：“爸爸，你都忙了大半小时了，我肠子都等直了！”父亲朝我咧嘴笑笑，门牙缺了一个：“起鼓了——第一曲，《赛马》——”他将曲谱翻到《赛马》那页，其实谱子他早已背得滚瓜烂熟，但照例是要摆在跟前。他俯首凝神拉了一段，弓弦擦出一段欢快、跳荡的旋律，父亲说：“这里，要活泼地，要像马儿欢快地踏着蹄子、奔驰在草原上，要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感觉……”父亲说，《赛马》是黄海怀在1964年创作的二胡曲，拉的时候，跳弓得富有弹性，颤音得强弱分明，才能表现出赛马盛况，他用拨弦来表现马蹄声，用颤指音模拟出一串马儿嘶叫声。
父亲接着又拉了一支《良宵》。1928年除夕夜，刘天华邀请朋友来家中小聚，室内其乐融融，室外鞭炮声声，作曲家为欢乐氛围所感，边拉琴边记谱，即兴创作了这支曲子，故而又名《除夕小唱》。父亲微眯着眼睛拉这支曲子，身体随之俯仰，周身洋溢着祥和的喜悦。我也很喜欢这支短曲，因为它特别温雅，是属于东方的温柔敦厚的喜悦，快乐而不放纵，欢喜而文质彬彬，有一种“华枝春满”的感觉。
父亲最后拉的是保留曲目《江河水》。随着曲句展开，父亲脸上时而悲切痛苦，时而缠绵多情。父亲说，拉这支曲，关键在直音和揉弦的灵活交替，以呈现时隐时现的哭腔效果；运弓虚虚实实的把握最难，既要呈现人物哭诉时若有所思、精神恍惚之状，又要准确地表达情绪转化。我一直觉得，我身上的浪漫多情，是来自父亲，他不善于言说，也无法用文字表述，但在拉二胡时，他尽可以坦荡无遗地表达情感。每在深夜无法入睡时，父亲就会拉《江河水》，又怕吵醒母亲、惊动街坊，拉琴时，他会在琴筒上夹一块木板，压制住声音，让音色不那么高亢，因而，深夜里，他拉的《江河水》，就是哽哽咽咽，如多情的河水，在礁石间磕磕碰碰，无法畅快流淌。但是那天，父亲也没能畅快地抒发情绪，他努力地拉弓、推弓，试图提高音量，表达强烈悲切、激越之情，声音却越拉越细，挣扎着向高处伸长，最后好似一把尖刀切割在坚硬石头，发出难听的尖利的声音。父亲试了几次，高音就是无法正常上去，最后只好放弃，无奈地咧咧嘴，说：“阴雨天，二胡回潮了，松香都不管用，丝弦太涩了——”
我暗想，这把二胡到了年限了。应该给他买一把新的二胡。
父亲七十大寿时，我想给他一个惊喜。在上海福州路一家中国民乐琴行，挑了一把二胡。我无法鉴别二胡品质，就只挑价格，挑做工，琴筒、琴杆都是花梨木的，蒙琴筒的是蟒皮，据说蟒皮厚，比蛇皮效果好。父亲生日在农历十月。我将琴盒打开，父亲看了，微微笑了，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高兴，也不着急拿出来试拉，依旧将琴盒盖上，说：“一定很贵吧。”我说不贵的，父亲一再说：“我看看木头、蟒皮，就知道很贵。”然后，他就抱着琴盒，藏到自己卧房去。第二天，父亲说要拉琴给我们听。但他并没拿新二胡出来拉，依旧支着他那把旧二胡，反复地用松香擦拭润滑丝弦，咿咿呀呀转动琴轸调音。我心中嘀咕，他是否不喜欢新二胡呢？偷偷去问母亲，母亲说：“老头子肯定喜欢的。他要等你们走了，自己安安定定去摸索新二胡。你们在，他不好意思。”
真的，他大约要等我们走了，自己一个人去摸索那把新二胡，就像一个新郎，第一次见到新娘，会不好意思，会回避，即便那个新娘很美丽，很合他的心意。他要慢慢去亲近她，慢慢去品读她的气味、体态、声音、笑容。另外有一点，是专业上的，我后来才知道，一把新二胡，并非一开始就能拉出好曲子，要拉二胡人慢慢去“煲”新二胡，等到拉二胡人与二胡“合二为一”了，才能“出”好的声音效果。
父亲生病时，我没在他身边。等我到家，他已出院了。推开门，见父亲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没开灯，整个人陷在阴影里，似乎缩小了一截；他沉默地看着我，有点委屈地瘪瘪嘴，白发短短地贴着头皮，脑袋也小了一圈，原本端正的国字脸瘦削、散布着老人斑，牙齿掉了，嘴唇瘪下去，眼窝深陷，只有那双大眼睛，依旧深情、明亮。早年在农场的艰辛劳作留下了后遗症，父亲才过八十，就佝偻着，腰疾发作时，疼得难以入睡。次日若是晴天，腰没那么疼，父亲会勉力直起腰，他年轻时很英俊，向来爱美，向来自尊，不愿意我看见他佝偻的样子。父亲牙齿掉了，咀嚼艰难，就让我们和母亲先吃饭，他自己一个人在厨房，用杵臼将菜饭一道捣烂，慢慢吞咽，一顿饭要吃一个多小时。
父亲的耳朵也不大好了，似乎只听得见母亲说话，我大声叫，他也常常听错。耳朵不好，父亲就更加沉默寡言。他也不拉二胡了。两把二胡静静地并排挂在他卧室墙上，没什么灰尘，大约他常常擦拭。他手抄的二胡曲谱，整整齐齐叠在一起，挂历那么大的有二三本，八开大小有几本，以及各种各样纸张散页，有些是抄在菜单、黄历、售楼广告的反面。全是工整秀气的钢笔字。我想用文件夹将散页曲谱放起来，父亲不让，说怎么放他都是有规矩的，我一整理，就找不到了。大约父亲还想着什么时候拉二胡。
有一日我午夜醒来，客厅灯还亮着。我起身，见父亲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小灯昏暗，电视机荧光闪闪。我问父亲为什么还不睡，他指指电视说：“我在听二胡曲，闵惠芬拉的《江河水》。”电视上的确在播放闵惠芬拉的《江河水》，父亲将音量开到最小，怕吵醒我们，其实就算开到最大声，他也听不见。但我知道，父亲是“听”得见的，他用心在倾听，他的心在吟唱，这支他所爱的《江河水》，不知在他脑海、心中，演奏过多少遍。父亲握着我的手，看着我，孩子气地笑着说：“闵惠芬拉得太好了，我最喜欢她拉的《江河水》了，一声一声都撞在我心口。”他捶了捶自己的胸脯，他的眼睛依旧多情、秀气，泪水盈盈的……那条生命之河哟，在父亲心中流淌，或呜咽回旋，或悲切激愤，或愁苦郁闷，或孤独沉思，也有舒缓徜徉的时刻……
赵荔红，作家，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意思》《回声与倒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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