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明朝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正统北狩”的历史书写具有重大的意义 。由于缺少史官的直接参与 ，有关 “北狩”历史的最初记载来源于当时参与者与见证者的著述与传说 。这些原始记载来源复 杂 ，内容也存在差异 ，塑造了不同版本的明英宗形象 。明朝史官在编修 《明英宗实录》时 ，没有广泛使用各类资料 ，而是有选择地采信了袁彬 、杨善所记述的有利于明英宗形象建构的故事版本 ，并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修改加工 ，从而精心建构了明朝官方语境中的 “北狩”历史 ，着力渲染了明英宗宽厚仁德 、华夷共尊的形象 。在清朝官修《明史》 的过程中 ，其他的故事版本与著述材料得到了清朝史官的重视 ，在较早编成 的文本中出现了不利于明英宗形象的 “北狩”的历史书写 。但在 《明史》统稿 、成书的过程中 ，这些不利于明英宗帝王形象的内容被不断修改 、删除 。在清高宗的亲自指示下 ，最终成书定稿的 《明史》 文本虽然批评了明英宗的政治能力 ，但仍旧粉饰 “北狩”史事 ，基本沿袭了明朝官方精心建构的历史叙事 。官修史书之所以如此 ，关键在于 “正统北狩”的历史书写关乎帝王形象与皇权尊严 ，触及王朝帝国的重要利益。 明 、清虽有王朝更替 ，但存在着无可割舍且至高无上的权力继承关系 ，粉饰 “北狩”史事 ， 实有利于清王朝的利益。
“正统北狩”是明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但明英宗被俘期间的经历故事却并不完全清晰。 在许多汉文史料中 ， 明英宗朱祁镇虽被俘虏 ，却得到了优待 ，甚至以仁德之态感化了敌人 。可在草原的传说故事中 ，明英宗却沦为奴仆 ，地位非常低下[1] 233－236 ，显然另有其情 。事实上 ，若细究北狩史事 ，还会发现更多问题 。 比如不同史籍对 “北狩”期间发生的事件 、时间 、地点 、参与者的记述就多有不同 ，许多问题至今仍难以辨明 [2] 。之所 以 出 现 这 种 情 况 ， 一 方 面 是 由于 “正统北狩”的原始史料不仅稀少 [3] ，有些还未必可信 [4] 。另一方面则是明清以来 ，官修史书 受到的人为干扰 。明朝官修史书要为本朝皇帝遮掩粉饰 ，清修 《明史》 也出于特定的政治动机而修改史事 [5] 。“正统北狩”牵涉皇帝 ，关乎王朝利益与尊严 ，极具政治意涵 ，书写这段历史，势必要顾忌各方面的利益 ，故而文字背后蕴含了深刻的政治动机 。相关问题 ，学界目前的研究还比较有限 。本文拟围绕明清两朝对于 “正统北狩”的史事撰写 ，通过探寻 “北狩”原始资料，分析 《明实录》 与 《明史》 的史源选择 、故事剪裁 、文字修改 ，观察官修史书对 “北狩”的记述与变化 ，探讨其中的政治动机。
一、“正统北狩”的史源与故事版本
正统十四年 ( 1449) 八月 ， 明军兵败土木堡 ，御驾亲征的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俘虏 ，自此“车驾北行”[6] 3498 ，直至次年八月 ，杨善等人促成 “太上皇帝还京”[6] 4126 。作为罕见的皇帝被俘又平安返回的一段历史， “北狩”不仅改变了明 英宗朱祁镇的人生轨迹 ，也是明王朝的重要事 件 。 由于 “北狩”的特殊性 ，其历史过程没有史官的直接参与 ，只能依赖当事人的记述 。对于明朝方面的 “北狩”史料 ，学界已有较为详细的统计 [7] ，就著者的来源与记述的故事版本而 言 ，又可以有所区分。
所谓 “北狩”当事人 ，主要有三类 。一类 是因为出使瓦剌 ，故而见证了 “北狩”部分历史 片 段 的 明 朝 使 臣 。先 有 李 实 出 使 [6] 4069 ， 做 《北使录》，后有杨善出使 [6] 4087 ，做 《奉使录》。 二类是与明英宗朝夕相伴的随员 ，他们的回忆几 乎贯穿了整个 “北狩”期间的历史过程 。锦衣卫校尉袁彬著有 《北征事迹》，蒙古人哈铭著有 《正统临戎录》。第三类是俘虏英宗的蒙古人。 明代成 书 的 蒙 文 史 料 数 量 既 少 ， 内 容 也 不 丰 富 [8] 。不过 ，作为明代蒙古部落最值得书写的 胜利之一 ，土木堡之战与 “正统北狩”的故事长期流传于草原 ，作为民族记忆与传说故事记录 ，成书于清初的 《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 等文献 ，对这段历史有部分片段的呈现 ，但无法构成完整的历史叙述。
这三类群体留下的资料都涉及 “北狩”史事 ，但记录的内容却存在差异 。以较为完整的历史叙述而言 ，至少可以分为两种版本 。第一种是 英宗虽然被俘 ，但帝王气度不失 ，瓦剌对大明皇帝毕恭毕敬 。这种版本主要出自袁彬与杨善二人的著述 。据袁彬回忆 ，英宗被俘之初 “虏众累 谋欲害”，但当夜风雨大作 ，雷电震死马匹 。雨 停后又有 “赤光罩定御帐”，瓦剌首领也先 “叩 头致敬”，从此对英宗尊敬有加 ，不敢再有冒犯 之心 [9] 149。 “北狩”期间 ，英宗虽然滞留敌营， 却一直深受优待 。行军时也先 “每日进诸般熟 野味”，伯颜帖木儿 “宰羊迎上”。常驻塞北后， 饮食起居皆有妥善的安排 ，也先还定期设筵席款待 ，并且 “先奉上酒”，其他首领更是 “跪奉上酒”。瓦剌部众 日 常见到明英宗 “皆于马上叩 头 ，随路进野味并奶子”[9] 152 。与之相似的还有杨善的记述: “太上在虏营踰年 ，未尝屈尊 ，也先间见 ，必致敬曰: ‘我人臣也 ，何与天子抗礼 哉! ’”据杨善所记 ，英宗在瓦剌举止非凡 ，极受尊重，“虏人往来窥觇天容 ，穆然殊无惨沮”，大小首领皆 “深服圣德”，以至回朝之日 “虏人亦不忍别”[10] 80 。
第二种版本来自李实与哈铭 。李实出使瓦剌 ，与英宗有过短暂的见面 ，记述了当时所见场景: “上所居者围帐布帏 ，席地而寝 ， 牛车一辆 ，马一 匹 ， 以为移营之具 …… 也先每五 日进牛 、羊各一只以为上食 ，殊无米菜。”英宗向李实索要衣物 、米粮 ， 临别之际更 “再三叮咛迎复之事 ，惟恐来迟”，特别嘱托李实转告景帝:“也先要者非要土地 ，惟要蟒龙织金彩段等物，可着早赍来。”[11]6－9 明英宗不仅生活窘迫 ，更渴盼回朝 ，全然没有袁彬 、杨善所描述的气派与气度。
哈铭伴随英宗 “北狩”，虽然与袁彬同行，但两人描述的场景却时常大相径庭 。据哈铭回忆 ，英宗一行被瓦剌裹挟 ，转战宣府 、大同 、北京之间 ， 明英宗不会骑马 ，又没有马车 ，一路被兵士驱赶 ，备尝艰辛 。颠沛到达老营 ，被服遭人掠走 ，英宗气恼不已 ，让哈铭前去交涉 ，哈铭却认为 “去虎口夺食去一般”。后来伯颜帖木儿妻子出面， “将家人分散缎子等物一一追出 ，送到圣驾前”，却很快再次被抢 ，致使英宗一行缺少冬衣 。塞北天寒地冻 ， 哈铭 “与伯颜帖木儿讨车一辆 、骆驼一 只”，方才勉强有了遮蔽之处。由于饮食保暖皆有不足 ，也先看望英宗时特意说: “皇帝你没下饭 ，我送四十只大羊来。”[12] 142在困窘处境中 ， 明英宗的心态很不稳定 ，他屡屡让会说蒙语的哈铭去央求: “着方便说送我每回去罢! ”[12]143在哈铭的回忆里 ，英宗虽没有受到直接的侮辱 ，却也没有得到多少优待与尊重 ，面对前来探视的也先 、伯颜帖木儿 ， 明英宗更是唯唯诺诺 ，接近于被软禁的战俘形象。
蒙文史料成书较晚 ， 内容多来自草原流传的故事 ，其记叙虽然不能构成完整的历史面貌 ，但零散的片段与明朝方面的记述却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蒙古黄金史》记载 ， 瓦剌抓住明英宗后“砍也砍不动”，“仍在水里 ，浮着不沉”。与首领们商议后 ，也先决定不杀明英宗 ，将他改名为Mokhor Shigüse ，发配在永谢布的额森 · 撒米尔家中 做 使 役 。据 札 奇 斯 钦 注 释 ， Shigüse 意 为“小厮”，Mokhor Shigüse 即 “秃 小 厮”[1] 233－236 。另一本蒙古史籍 《蒙古源流》 记载: “初 ，额森汗擒获大明正统汗 ，有阿萨特之阿里玛丞相将女摩 罗给 与 正 统 汗 ， 命 名 察 罕 秀 萨 于 家 中 使 役”[13] 235－236 ，察 罕 秀 萨 ( Chaghen-Si ’ üse ) 即 “白小厮”。袁彬 、 哈铭都强调英宗拒纳蒙古女 子 ，但在蒙文史料中 ， 明英宗朱祁镇不仅接受了 蒙古女子 ，还生下了孩子①。
明朝人留下的著述 ， 以及形成文字的两种故事版本是有关 “正统北狩”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却未必都可尽信 。袁彬 、杨善显然故意遮掩粉 饰 ，哈铭则竭力夸大自己的功劳 。蒙文史料中的零碎片段 ，也受到了学者的质疑 ，札奇斯钦在译注时就认为瓦剌方面未必会对明英宗 “致礼甚恭”，但也不会过分苛待 [1] 237 。总之， “正统北 狩”期间的历史 ，特别是明英宗的遭遇 ，不仅史料数量有限 ，而且内容记述存在差异 ，可信度 又都存有疑问 ，给后人认知 、书写这段历史制造了困难。
二、《英宗实录》 的史源选择和渲染作用
景泰元年 ( 1450) 八月 ， 明英宗朱祁镇回 到京师 ，结束了一年的 “北狩”，随即被软禁于南宫 ，直至景泰八年正月夺门之变 ，方得重登大 宝 。在此期间 ， 明朝官方没有组织编纂正统年间的史书 ，也没有特意弥补 “北狩”记录的缺失。 直到成化元年 ( 1465) 编纂 《英宗实录》，如何 书写 “北狩”历史才被提上官方日程。
在当时 ，袁彬 、哈铭 、李实 、杨善等人或在 朝为官 ，或早已刊刻著作 ，理论上都可以为实录 编修提供资料 。有研究者认为 ，在编纂 《英宗实录》 时 ， 以 上 这 些 人 的 著 述 被 “较 多 地 采 摘”，《英宗实录》 以及后来的官私史书 ，与这些原始资料构成了 “源”与 “流”的关系 [7] ， 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英宗复辟后 ，袁彬等人的宦途人生并不相 同 。袁彬骤然富贵 ， 明英宗复辟第三日就超擢袁 彬为 锦 衣 卫 指 挥 佥 事 [6] 5791 ， 不 久 晋 升 指 挥 使 [6] 6102 ，从此执掌锦衣卫 。天顺三年 ( 1459) 袁彬得到英宗赐婚 ，娶隰川王次女为妻 ，成为皇 亲国戚 [6] 6454 。天顺末年 ，袁彬一度 “调南京锦 衣卫带俸闲住”[6] 7143－7144 ，但不久英宗去世 ，袁彬又重掌锦衣卫 [14] 53 ，是朝中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 。反观哈铭 ，虽然也在天顺元年 ( 1457) 晋升指挥佥事 [6] 5820 ，并改汉姓为杨 ，但很快因事失宠 ，后长期在外充任通事 ，直到成化二十三年( 1487) 才实授指挥使 [12] 147 。
李实 、杨善两位使臣的命运更有天壤之别。南宫复辟后 ，英宗旋以 “作 《北使录》 多妄谬夸大之言”的罪名将李实免官 ，并且 “子孙永不叙”[6] 5847 ，后又以 “乡民诉其暴横妄诞”为由下锦衣卫狱 [6] 7124 。而杨善不仅官居高位 ，更因参加南宫复辟之故受封兴济伯 [6] 5804 。此后杨善虽然 遭 到 石 亨 等 人 的 排 挤 ， 但 仍 “上 眷 顾 甚隆”[6] 6208 ，富贵终老。
《英宗实录》 对 “北狩”史料的选取 ，受到了当事人官爵 、职位的直接影响 。监修官会昌侯孙继宗上奏: “英宗皇帝车驾北征 、往还事迹，有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袁彬一 向随侍 ，必能详知，合无令其开写”，忽略了一 同北狩 ，此时同样在朝为官的哈铭 。经明宪宗首肯 ，袁彬撰写 《北征事迹》 送缴史馆 ，成为 《明英宗实录》 记录“北狩”的最主要史源 [9] 149 。
李实 、杨善的著述在当时都早已刊刻于世，但史官并未一并使用 。实录中只记载了李实何时派出 、何 日 复 命 ， 以 及 明 朝 向 瓦 剌 传 达 的 文书 [6] 4069－4071 ，这份文书并未收录在李实所著 《北使录》 中 ，应是取自官方档案。《北使录》 中重点叙述的塞外见闻 、与英宗的对话 ， 以及李实的各种活动， 《英宗实录》 皆只字未提 。反观杨善 ，尽管实录编纂者对杨善评价很低 ，认为他“素无学术 ，为人外若柔和 ， 中实阴忮 ，凡事之可 以 利 己 自 便 者 ， 不 顾 义 理 ， 无 不 为之”[6] 6208－6209 ，却详尽记载了杨善出使瓦剌的过程。《英宗实录》 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杨善与也先的对话 ，既彰显了杨善出色的沟通能力 ，又突出了瓦剌对明英宗的尊 敬 [6] 4014－4018 ， 可 见 杨 善《奉使录》 是实录撰写史事的重要来源。
袁彬 、杨善官居高位 ，他们对 “北狩”历史的表述也很符合官方的期许。《北征纪略》 与《奉使录》 都竭力粉饰遮掩 “正统北狩”，这与明朝官方修史的目的是一致的 。而哈铭 、李实等人的叙述 ，虽然有可信的成分 ，却不符合 “为尊者讳”的要求 ，遭到了史官的忽视与排斥。 不过 ，袁彬和杨善的粉饰遮掩还不能完全满足实录编修的要求 ，为了拔高明英宗的帝王形象 ，实录编纂者在袁彬 、杨善故事版本的基础上又有修改 、增补 。 比如袁彬记:
也先并达子每夜见上所御帐房上火起， 隐隐若黄龙交腾其上 。也先欲以妹进 ，上竟却之 [9] 152 。
实录增改为：时虏每夜见上皇御帐火光隐隐 ，若黄龙 交腾其上 ， 大惊异 。也先数以妹进 ，上皇固 却之 ， 益 大 敬 服 ， 而 奉 还 车 驾 之 心 渐 固矣 [6] 3765 。
对于火光神迹 ，实录增加了瓦剌众人 “大惊异”的心理描写 。对于 “以妹进”一事 ，则将 “欲以” 改为 “数以”，表现出也先 “大敬 服”的心理 ，不仅烘托了明英宗的帝王形象， 还为瓦剌恭送英宗回朝做了铺垫。
为了更好地达成渲染效果 ，实录中还新增了 几位亲历者都未曾提及 ，却极具象征意义的场 景 。如土木之战后，“也先闻车驾来 ，惊愕未信 ，及见 ，致礼甚恭”[6] 3509 ; 又 如 英 宗 到 达 塞 北， “知院妻宰羊出迎 ，捧杯跪进”[6] 3692 。这些 场景不仅弱化了 “北狩”的狼狈之状 ，还塑造 了明英宗备受尊崇的形象。
这样的历史书写 ，既是明朝官修史书的必然选择 ，也是史官早已预设的基本思路。《英宗实录》 副总裁刘定之曾在景泰初年参考李实 、杨 善等人的著作 ，私撰 《否泰录》， 当时就毫不掩 饰地称 “正统北狩”乃是 “天心默佑 ，皇基巩 固 ，振威以遏其侮 ，厚德以化其顺”， 自己记录 这段历史 ， 就是为了树立太上皇 “斡旋乾坤， 并明 日 月 ， 用 夏 变 夷 ， 拨 乱 反 正” 的 伟 岸 形 象 [10] 80 。也正是出于这种目的 ，有损英宗形象的 哈铭 、李实的记载 ，不仅被实录编修者有意忽略 ，其作品也遭到了明朝人的删改。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 《虚庵李公奉使录》， 系成化二十三年 ( 1487) 重新编订而成 ，较之 景泰年间的初刻本 ， 内容文字发生了较大改动。 原本李实所见 “围帐布帏 ，席地而寝”的场景; 责备明英宗 “王振 一 宦官尔 ， 因何宠之太过， 终被倾危国家 ， 以致今日蒙尘之祸” 的话语;以及 “腥羶满腹非天禄 ，野草为居异帝乡” 的诗句都被删去 [15] 109－111 。与之类似 ， 哈铭自述的《正统临戎录》 也被后人修改 ，重新命名为 《正统北狩事迹》。韩慧玲认为两书 “当为同一著作的两个版本”，并推断为史官尹直笔削整理而成 [7] 。就篇幅而言 ， 删改本不足 原 本 的 一 半，显然超出了单纯的 “润色”之意 。就被删改的内容而言，《正统临戎录》 中也先羞辱明朝使臣的话语 、英宗窘迫的生活场景 ， 以及被俘期间英宗绝望的心情等不利于明英宗形象 、有损明王朝尊严的文字都被大段删去 [16] 84－85 。明代对这些史料反复删改 ，造成 “正统北狩”本就有限的原始资料更为混乱 ，乾隆年间四库馆臣发现相关记述 “与他书辄有异同”[17] 1454－1455 。
通过精心操作，《英宗实录》 书写了极有利于明朝的 “北狩”历史 。 明英宗朱祁镇虽然深陷敌营 ，但 “谈笑自若 ，神采毅然”， 自信 “我命在天”[6] 3515 。被俘之初 ，也先就对明英宗 “致礼甚恭”[6] 3509 ; 滞留期间 ，瓦剌大小首领 “皆行君臣之礼”[6] 3692 ; 临别之 日更有 “也先下马叩头 ，跪解所带弓箭 、撒袋 、战裙以进 ，与众酋罗拜伏地恸哭而去”[6] 4112 。明英宗 “北狩”期间经历的事件 、受到的待遇皆不失体面 ，他本人更以九五之尊 “感化”瓦剌人 ，树立了宽厚仁德、华夷共尊的君主形象 。大明王朝一段不堪的历史就这样被掩饰。
三 、清修《明史》对 “正统北狩” 的记述与变化
《明实录》 精心书写的 “北狩”故事对明朝人的历史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 。绝大多数官私著述都沿用了袁彬 、杨善的故事版本 ，而叙述了另一种版本的哈铭 ，不仅著述不受关注 ，连本人的事迹也逐渐模糊 [18] 432 。晚明何乔远 《名山藏》罕见地直接引用了 《正统临戎录》，却因有违英宗 “堂堂共主”形象而受到质疑: “果有之 ，袁彬 、杨善不哆道也?”明朝人更相信英宗 “虽流离中凭幄坐 ，天颜穆如 ，奇征屡见”[19] 41－42 。
直到明朝灭亡 、清朝统一全国 ，认知 “正统北狩”的环境才发生了重大变化 。顺治二年( 1645) 开明史馆 ， 如何书写和定性 “正统北狩”成为清朝官方修史的任务之一。
就当时的修史条件而言 ，清朝史官可资参考的史料是颇为丰富的 。几位明朝当事人的著述都存留于世，《蒙古黄金史》 《蒙古源流》 也在清初陆续成书 。清初史学家们注意到了明朝史官有意忽略的史源，《明史纪事本末》 中就既有来自哈铭回忆的 “踏雪而行 ，上下艰难”的生活场景 ，也有李实所记 “私以所有糗饵、常服献” 的窘迫处境 [20] 483+493 ，显然没有尽信 《明实录》。
对于如何使用 《明实录》，清圣祖曾专门有 所指示 ，一方面他要求重视历朝实录 ， 叮嘱大学士: “尔等纂修 《明史》， 曾参看前明实录否? 史事所 关 甚 重 ， 若 不 参 看 实 录 ， 虚 实 何 由 悉 知。”[21]393另一方面 ，又提醒修史官员 《明实录》 “纪 载 失 实 者 甚 多 ， 纂修 《明史 》 宜 加 详 酌”[21] 700 ，还 以 自 己 的 阅 读 经 历 给 出了 评 定: “朕于明代实录详悉披览 ，宣德以前尚觉可观， 至宣德后颇多讹谬 ，不可不察。”[21]589 总而言之， 无论是史料数量还是对史料的认知，《明实录》 都绝非清朝史臣认知 “正统北狩”的唯一来源。
清代官修《明史》，从康熙初年陆续成稿 ，到乾隆年间最终定稿 ，历经数版 [22] 。其中涉及 “正统北狩”的内容 ，存在于英宗本纪 、人物传记 ， 以及关于蒙古 、瓦剌部分 。今日可见的共有尤侗 、汤斌 、万斯同 、王鸿绪四种书稿 ， 以及武英殿 、 四库两版 《明史》。最早成稿的是尤侗所编明史稿本的关于蒙古部分 ，涉及 “正统北狩” 只记有一句: “景泰元年入大同 、偏头关 、万全 等处 ，大掠蔚州 、朔州 ， 围代州 ，寻请和 ，送上皇还”，并未具体展开 [23] 5 。
康熙二十一年 ( 1682) 汤斌总裁 《明史》， 康熙二十七年刻印 《拟明史稿》 二十卷 ，其中 有李实 、袁 彬 传 记 ， 多 有 涉 及 “北 狩”之 事 。 此稿参考了此前被明代史臣忽视的史料 ，比如 《李实传》 中大量引用了 《北使录》，记述了英宗在漠北缺少衣服 、米粮， “所居毡毳 ，食饮皆 羶酪 ， 牛车一乘 ， 为移营之具”的生活 ，还加入了李 实 责 备 英 宗 宠 信 王 振 ， 以 致 误 国的 对话 [24] 487 。一度被明朝人忽视的哈铭附入袁彬传中 ，不仅生平得到厘清 ，其自述的 《正统临戎录》 也受到了重视 ，诸如英宗 “为泣请不得” 的表现 ， 以及滞留漠北 “郁郁不乐”的心态都 被收入 [24] 499－500 。通过吸纳李实 、 哈铭等人的故 事版本 ，汤斌 《拟明史稿》 中出现了 “正统北狩”不甚光彩的内容 ， 明英宗更似囚徒 ， 与明朝官方构建的 “北狩”历史 、塑造的英宗形象存在较大差异。
万斯同编订 《明史》 500 卷 ，并未完全吸纳汤斌等人的著述 。其 《英宗前纪》 仅一句涉及“北 狩”: “也 先 拥 帝 至 宣 府 ， 将 害 之 ， 旋止。”[25]144袁彬 、李实 、哈铭等人的传记未被收入 。但 《五行志》 中有三段英宗被俘后出现的神迹 ，其来源既有《英宗实录》 所载的雷电震死也先乘马 [25] 528、“赤光覆帝寝幄”[25] 558 ，还有晚明才开始出现的 “大蛇绕帐外”[25] 537 。万斯同稿中关于蒙古部分基本源自尤侗稿本 ，也没有涉及 “北狩”的内容 [26] 655 。万氏稿本由王鸿绪修改 ，进呈为 《明史稿》。本纪部分删节较多 ，不再记有 “北狩”之事 [27] 54 。但王稿借鉴了汤斌《拟明史稿》，在精心删改后 ，增加了袁斌与哈铭的传记 。 比如太监喜宁唆使也先杀害袁斌，《拟明史稿》 记做:
宁恨计不行 ，嗾也先杀彬 ，帝为泣请不得 ，铭故暱也先 ，竟用谈笑解 。[24] 500
王鸿绪 《明史稿》 则记做:
帝止宁计 ， 宁又欲杀二人 ，皆帝力解而止。[28] 498
再如英宗滞留漠北的心态与处境， 《拟明史稿》 记做:
帝留漠北朞年 ， 时郁郁不乐 ， 多得此三人慰解。[24] 500－501
王鸿绪 《明史稿》 则改做:
二 人 见 帝 岑 寂 时 ， 进 谐 语 ， 帝 亦 惟解颜。[28] 498
王鸿绪 《明史稿》 还直接吸收了《英宗实录》 的记载 ，在 《瓦剌传》 中增加了有关 “北狩”期间诸多 “神迹”的内容 [29] 308－309 。较之前人版本 ，王鸿绪 《明史稿》 中有关 “正统北狩” 的文字更多 ， 内容也更加丰富 。但此前稿本中新增补的许多资料却被删除 、修改 ，王稿通过大量引用 《英宗实录》 来补充叙事 ，使汤稿中形似囚徒的明英宗 ，在王稿中改善了不少。
以王鸿绪所呈 《明史稿》 为基础 ，由张廷玉总裁 ，乾隆四年 ( 1739) 《明史》 定稿刊刻，即武英殿刻本 ，其中 “北狩”内容较之王稿仅有个别的文字调整 。然而 ，清高宗对这样的内容并不完全满意 ，他认为 “英宗为额森所乘 ， 陷身漠北”乃是大事 ，应有深刻的讨论 ， 为此批评 史 臣 “惟 恐 涉 冗 滥 之 嫌 ， 遂 尔 意 存 简 括”[30] 840－841 。在纳入四库时 ，武英殿本 《明史》 又有改动，“正统北狩”的相关章节被列入修正之列。
就历史叙事而言 ， 四库本有关 “正统北狩” 的内容改动很少 ，仅英宗本纪增加了 “王振挟帝亲征” 一句 [31] 141 ，并将原瓦剌 、也先等蒙文重新翻译为卫拉特 、额森 。主要的修改在于卷一百六十七 ， 即袁彬 、哈铭等人所在列传文末的评论 。原武英殿本 “赞曰” 批评明朝臣子未能尽职尽责 ， 同时赞扬了他们忠君死节的行为:
异哉 ，土木之败也 。寇非深入之师 ， 国 非积弱之势 ，徒以宦竖窃柄 ，狎寇弄兵 ，逆 众心 而驱之死地 ， 遂致六师挠败 ， 乘舆播 迁 ， 大臣百官身膏草野 。夫始之不能制其不 出 ， 出不能使之早旋 ，枕藉疆场 ， 无益于 败 。然值仓皇奔溃之时 ，主辱臣死 ，志异偷 生 ， 亦可无讥于伤勇矣。[32] 10－11
而四 库 本 将 “大 臣 百 官 身 膏 草 野”之 后 改为:
固英宗 自 贻伊戚 ， 而诸臣仓皇奔溃之时 ，相率捐躯 ， 虽不能御患 ， 而于主辱臣死之义 ， 亦庶几无愧矣。[33] 666
新 “赞曰” 着力赞扬臣子忠诚王事 ，将土木之变、“正统北狩”的恶果归咎于明英宗 “自贻伊戚”。由此 ，在不改动 “北狩”历史书写的情况下 ，批评了明英宗不合格的政治能力 ，形成 了清朝 官 方 对 “正 统 北 狩”这 一 历 史 事 件 的 定性。
纵观清修 《明史》 的过程 ，虽然最初汤斌 《拟明史稿》 广取史料 ，显著扩充了 “北狩”的 历史书写 ，但自万斯同统稿全书开始，《明史》 对 “正统北狩”的书写又重新回到了 《英宗实 录》 精心构建的历史框架中 。清高宗虽然有修改旨意 ，但最终收入四库全书的 《明史》 并没 有改变既往历史叙事框架 ，而是通过史官评论的方式 ，在延续以往历史故事的基础上 ， 以批评明 朝皇帝的政治能力作为定性之语。
四 、结语
对于如何评价前朝 ，清代帝王的心态是颇为复杂的 。清圣祖曾指示编修 《明史》 的大臣们: “元人讥宋 ， 明复讥元 ，朕并不似前人辄讥亡国也。”[34]922事实上 ，清修 《明史》 并非没有批判前朝 ，要证明清朝取代明朝的合法性与必然性，就需要贬低明朝皇帝的个人能力 。明神宗 、明熹宗都被 《明史》 猛烈批评 ，兵败土木堡、 “北狩”塞北的明英宗更是前车之鉴 。特别是准噶尔战火 兴 起 ， 相 似 的 历 史 情 境 使 清 朝 皇 帝 对“正统北狩”更加关注 。清高宗曾由平定准噶尔谈起: “朕尝观 《明史》， 当其国势衰微 ，蒙古宰桑额森率众侵扰 ， 明国受其挟制”，要求诸王大臣以 “正统北狩”为戒 [35] 1130 。在清圣祖 、清高宗看来 ， 明英宗朱祁镇作为皇帝 ，其政治能力是不合格的 ，大清取代大明 ， 自在情理之中。
清代编修 《明史》 时 ，客观上有条件修正《明实录》 构建的 “北狩”历史 ，汤斌的 《拟明史稿》 中已经呈现了这种倾向 。如果从清朝统治者的身份而言 ，修订 “正统北狩”历史 ，似乎更为有利于自身合法性的建构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康熙四十八年 ( 1709) ，清圣祖传谕大学士 ，称 “正统间事史书所载不能明确 ，其在沙漠尝生一子 ，今有裔孙现在旗下。”[36]391此前康熙帝也曾就魏忠贤 、杨涟 、左光斗 、王承恩等人传谕大学士 ，史臣立刻修改了 《明史》[36] 149－150 。然而 ，这一次 《明史》 未做任何变更 ，仍然照搬 《明英宗实录》 的记载: “也先又欲以妹进上皇 ，上皇却之 ，益敬服。”[37]773 清圣祖也未再追究 。明英宗作为皇帝的形象得到了清代君臣的维护。
明清易代 ，虽然统治民族发生了变化 ，但清朝从明朝继承了帝国的威严与皇权的神圣 ， 明朝皇帝的形象也关乎清朝皇帝的形象 。因此 ，如何书写关乎明朝皇帝颜面的 “正统北狩”，清朝君臣势必要再三权衡 。清修 《明史》 维护明英宗的形象 ，与明朝史臣的动机是截然不同的 。明朝史臣要 “为尊者讳”，而清朝君臣考虑的是 “正统北狩”与本朝的利益关联 。清高宗要求修改《明史》 “北狩”部分 ，特别给出了方向性指示: “正 统 之 北 狩 ， 应 其 亡 也 ， 而 天 亦 弗 亡之。”[38]453既是前车之鉴 ，负有责任的明朝皇帝应被批评 ，但又 “天弗亡之”，那么 ， 明英宗身负的 皇 权 与 帝 国 尊 严 又 是 不 容 非 议 的 。 因此 ，尽管 《明史》 编修者们注意到了前代史臣故意忽略的史料 ，并在人物传记等方面有所增补 ，但从王朝利益的层面考量 ， 清朝继承了明朝的江山基业与皇权威严 ，那么 ， 维护明英宗的帝王形象 ，也有利于清王朝的国家利益 。正是由于这种利益的一致 ，在清修 《明史》 的过程中 ，有关 “北狩”的历史书写出现了转折，历史叙述最终回归到了明朝以来官方精心建构的框架之中 。从明代官修的 《英宗实录》， 到清代官修 《明史》， 两朝对 “正统北狩”的历史书写都夹杂了各自的政治利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