谕：雍正元年，曾奉皇考谕旨太监等见诸王大臣进内，必须起立，行走必须让路，以存恭敬，令总管太监等不时严传与众太监，如有违犯，必不轻恕。
本日朕在乾清宫西暖阁，于窗内望见西廊下，有穿补服者二人，向北行走，又有一不穿补服者南行，相遇并不让路，因思补服者，必系职官其不穿补服者，必系太监，既已相遇，自宜在旁避让，乃竟交臂不顾，全无恭敬之心，皆总管太监等，日久视为具文，不能管教之故，今经朕目睹，不可不防其渐，着严行传谕总管太监务须随时教饬约束，毋许肆慢无礼，此后如再不凛遵，定将该总管首领太监等并治罪。
上引《清高宗实录》。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五月，乾隆帝下了一道谕旨，重申55年前父亲雍正帝在登基当年发布的要求太监见到诸王大臣要主动让路，以示恭敬之意的谕旨，理由是自己在乾清宫西暖阁向窗外看时，竟然发现太监不主动给大臣让路，丝毫没有恭敬之心，要求以后不得这样无礼，否则会先从总管首领太监起严厉处罚。
从大的方面来看，乾隆帝是延续了清朝历代皇帝有鉴于明朝和唐朝太监乱政的弊端，所以持续打压太监群体的既往政策。
意思太监就是身份卑微的奴仆，要心存卑微之心，见到诸位大臣要主动让路，从心理上压制太监，要太监认清楚自身定位，不要觉得自己伺候皇帝就高人一等，就可以对诸王大臣不尊重，然后飞扬跋扈起来。
从小的方面来说，在此之前4年，也就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还发生了宫内奏事处太监高云从借着职务之便，将乾隆帝对道府（道员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副部级，府员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正厅级）官员的评价批语泄露给外廷大臣，涉及到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大员，使得乾隆帝大怒，将高云从处斩，将相关官员一部分是严厉申斥和一部分是进行革职。
有着这样的前车之鉴，加上乾隆帝身为一个政治机器，一向喜欢防微杜渐，所以以此“微不足道”的小事来最大程度上避免太监干政的风险。
整体来说，乾隆一朝对于太监干政的防范措施还是很全面的，因此乾隆朝并没有什么有权力、有名气的太监，因为在乾隆帝的压制下，太监根本染指不了权力，只能老老实实的当毫无存在感的低级奴仆。
虽然清朝整体对于太监干政防范的很是到位，不过也有两次失控。
第一次是清朝入关第一位皇帝顺治帝时期，这位青年天子虽然效仿明太祖朱元璋立下严禁太监干政的铁牌，但是他之后为了集中皇权，所以选择了以太监势力来作为自己集权的工具，是仿明朝二十四衙门建立十三衙门，并且授予太监不小的权力，引来满臣乃至汉臣的极大不满，等到顺治帝英年早逝以后，辅政四大臣撤销十三衙门，杀掉顺治帝的心腹太监吴良辅，才使得太监势力没有再扩张，并且回到被严格限制的局面。
第二次是清朝最后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时期，因为慈禧太后是后宫干政，毕竟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就要借助一些被冷落的势力来助力自己集权，这时候最好的帮手之一自然是朝夕相处的太监，因此慈禧太后以心腹太监安德海来扩张权力。
不过安德海还没有怎么擅权，在同治八年（1869年）就因为被慈禧太后派往江南采办服饰，到了山东便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擒获请示朝廷以后处决。
该事件的背后是宫内的慈安太后和朝廷的恭亲王达成一致，要抑制慈禧太后的权力由此酿成的，慈禧太后经过这次打压，也是清楚太监固然好用，但是反对她的势力并不会任由她借太监之手胡作非为，会以“祖制”大义来压制她，因此变得“老实”。
等到光绪七年（1881年），唯一可以牵制慈禧太后的慈安太后突然病逝，慈禧太后开始一家独大，3年以后更是将小叔子恭亲王逐出中枢机构，是彻底掌握皇权。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开始重用心腹太监李莲英，并且违背祖制，将其前所未有的封为正二品的总管太监，不过慈禧太后一方面是长记性了，毕竟违背祖制太过也说不过去，虽然诸王大臣不敢在明面上反对，但头硬的御史没事上个指桑骂槐的折子也够她头疼的。
一方面她已经彻底大权在握，宫内宫外都是自己人，没必要非要以太监作为扩张权力的触手，所以李莲英虽然比之前的太监权力明显大多了，但是并没有明确的权力可以影响外廷，权力再大也只能局限于宫内，再以慈禧太后的眼前红人，可以在日常相处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些事，远不如明朝太监干政那般，具有明确的参与处理政务的权力。
当然以上两次失控情况的破坏力并不强，像顺治时期的失控是随后被纠正过来，慈禧太后时期则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并没有明显的干政行为。
整体来说，清朝对于太监干政还是预防很成功的，并没有像唐明两朝那般，太监干政严重，甚至太监还可以反过来骑在皇帝脖子上，是反客为主。在清朝，太监不过是皇权的诸多依附品罢了，连成为皇权的影子都做不到，根本翻不了天，只能是随波逐流，偶尔因为皇权需要，才能获取些许影响不了大局的权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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