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大前天发布了《冀东抗联总司令高志远之死：萧克巧设鸿门宴，李运昌力主将之枪决》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1938年，宋时轮、邓华率领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与高志远的冀东抗联合兵一处，真可谓风云际会，形势大好。但在随后应对日伪军无情的扫荡和残酷的镇压中，他们在对敌战略上的看法出现了偏差，致使数万人在撤往平西途中损失惨重，七万多人的武装，仅剩余千余人安全撤至平西。
实际上，在挺进冀东和撤回平西的一年多时间里，宋时轮的身体一直不好，曾多次申请回延安休养学习。
时至1939年3月，冀热察挺进军政治部总算同意了宋时轮的申请。
也是事出有因。
在批准宋时轮回延安前，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克，召集了军政委员会和区党委联席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
六届六中全会是在毛主席主持下召开的，主要是批评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思想。
宋时轮是毛主席的忠实追随者，自然衷心拥护毛主席所提出的主张。
但仍有部分同志转不过弯，认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如果不遵守“一切经过”和“一切服从”，就不可能真正达到“统一战线”的目的。
因此，在会议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当时，我们的党内风气是：“允许争论，允许辩驳，真理只会是越辩越明。”
宋时轮在参与争论的过程中，认为有的同志思想作风不正派，当众毫不留情面地指了出来。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时轮动身离开部队去延安了。
八路军原第四纵队的部分干部和挺进军及冀热察区党委的领导同志纷纷前来送行。
宋时轮与大家一一握手话别，然后指示警卫员“拿枪，备马”。
当时，站在宋时轮面前的，是一位曾在会议上与宋时轮展开过激烈争论的领导人。
而政治部的一位同志也同样是会议上发生过争论的人员之一，有些神经过敏地认为宋时轮吩咐警卫员“拿枪，备马”，是要拿枪来对付那位领导，便不顾不管地扑了过去，一把将枪抢了过去。
宋时轮一看自己的枪被“缴”了，热血上涌，脑袋嗡嗡作响，本能地夺过警卫员的枪，装上“红子”，枪口直指“缴枪”的同志。
那位同志吓得脸色煞白，赶紧丢下手中的枪，跑了。
宋时轮示意警卫员拾回枪，拭干净枪上的泥土，翻身上马，往延安而去。
这时的宋时轮还没有意识到，他闯下大祸了。
回到延安后，他被编到马列学院第一班学习，满心欢喜地聆听了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的演讲和报告，受益匪浅。
就在他学习得最起劲的时候，平西方面将他离开平西时持枪指向政治部同志的事件上报了，连毛主席也被惊动到了。
毫无疑问，这个事件的性质是极其恶劣的，影响是非常败坏的。
1940年8月17日，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将这个事件和冀东抗日起义与游击部队西撤所受到的损失联系起来，指责宋时轮“在冀东的行动中，不但未完成任务，而且不执行上级命令，擅自率队西撤”，“对干部采取了不可允许的错误的打击政策，对党对上级采取不尊重的态度”，给予处分。
并强调：“只有在宋时轮同志彻底纠正其错误之后，才能经过党的组织取消其警告处分。”
为此，宋时轮作了深刻的反省。
1942年春，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自我解剖，亮明自己的观点，指出自己没能完成任务的深层原因是脑子中存在有宗派主义，没能尽心尽力搞好第十一支队和第十二支队的内部团结。至于持枪威胁自己的同志，他更是沉痛地表示：“手中的武器是对待敌人的，绝不是对待自己同志的，更何况说我要打的人又是一位我尊重、敬重的领导”，说来说去，根源就是“有一点成绩就自大，不知道自己吃几碗饭，老子天下第一，个人英雄主义盛行，导致了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我的思想中占上风”。
尽管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在1945年7月做出了“关于恢复宋时轮同志党籍的决定”，但对宋时轮的处分并没有撤销。
宋时轮到了晚年，还懊悔无限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上级一直没有取消这个处分，到现在我还背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