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淤泥而不染”,这是北宋大文豪周敦颐对莲花的赞美,而后世则习惯用它来赞美那些身处恶劣、污浊的环境中却还能保持清高不染品质的人。
然而,尽管人人对此境界心向往之,但在俗世洪流之中,却往往难以招架住各种糖衣炮弹的攻击,最终不得不败下阵来,成为一个所谓的“俗世中人”。
原总参谋长秘书李必达,当年就曾身处于这样的困境之中。
说起李必达,可能很多人会比较陌生,但说起林总“四大金刚”之一的黄永胜,大家就非常熟悉了,而这个李必达,早年就曾担任过黄永胜的贴身秘书。
李必达是湖南汉阳人,1940年12月出生,早年就读于中南政法学院。1964年,李必达从学校毕业后,恰逢广州军区从全国选召应届生入伍,李必达幸运入选。要知道,当时广州军区在全国范围内所选招的名额仅有140个,所以足以看出他当时是有多么地幸运。
但李必达的“运气”远不止于此。1967年11月,他被调到广州军区司令部当秘书,而后不久,他又被派到了黄永胜的身边,成了黄永胜的贴身秘书。
作为“四大金刚”之一的黄永胜,当时官居广州军区司令员,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后,在林的提议下,黄永胜又当上了解放军总参谋长,可谓位高权重。
随后,李必达跟随黄永胜一起进京赴任,继续担任黄永胜的秘书。那年,李必达27岁,可谓少年得志,风光无限。
然而,人有时候“升”得太快也不是什么好事!进京没多久,李必达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政治旋涡之中。
来到北京后,他亲眼目睹了江、林两个小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这让一向坚持原则的李必达非常反感。但即便身处的环境非常复杂、恶劣,李必达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初心和原则,始终没有动摇。
当然了,李必达也深知不能长期待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但又不好直接给黄永胜坦白,最后思来想去,只好选择侧面出击,他向黄永胜的妻子项辉方坦言:他在基层工作的时间太短,更没有带过兵、打过仗,实在难以担任总长秘书一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请首长将他下放到基层去工作一段时间。
对于李必达的请求,项辉方不仅表示赞同,而且还专门给他挑了一个地方——北京卫戍区作战值班室。此外,项辉方还要求说:有什么情况要及时向首长(黄永胜)汇报。
众所周知,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正是打响抗美援朝第一枪的开国中将——温玉成将军。
在奉调进京以前,温玉成在广州军区担任参谋长、副司令员长达10年之久。
特殊时期开始后,温玉成也曾一度受到过冲击,但好在有老首长林总出面,他才得以保全。在“杨、余、傅事件”后,他跟黄永胜一起被调到北京,担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可谓扶摇直上。
颇为有趣的是,当时江青也看中了这位战功赫赫的将军,于是便让他代管样板戏团。原本两个小集团就不对付,而温玉成又是林提拔起来的,于是便开始对他怀疑起来。所以,项辉方让李必达到北京卫戍区作战值班室去锻炼,其目的也就不言自明了。
不过,李必达也不傻,他深知到这里去并非锻炼,而是充当他们监控温玉成的工具而已,所以他当即就给拒绝了。
但项并未因此而善罢甘休,在这之后,她又几次三番地动员李必成去,但无论她如何劝说,李必成始终没有答应。李必达的不配合,让项辉方很是气恼。
项辉方认为,这个李必达已经不再忠诚了,于是便想方设法地给他找麻烦。不久后,李必达就被派去烧锅炉,接着又被安排到北京针织总厂劳动。
尽管接连受到“特别对待”,但李必达并没有感到失落,相反还有点高兴,毕竟自己终于从旋涡中跳了出来。但很快,李必达就了解到了这个小集团在“九大”期间的种种不轨行为,他担心在后面的大会上还会有所行动,于是便决定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信,揭发他们。
不过,鉴于他当前的处境,就算把信写好了也很难呈递上去。而这时,李必达突然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温玉成。他以为温玉成与黄永胜之间有矛盾,所以应该会帮他把信呈递上去,于是就直接把信交给了他。
但李必达还是太年轻了,他不知道这封信的份量有多重,牵涉到的干系有多大,即便温玉成与黄永胜之间有矛盾,即便他与这个小集团不合,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还是做不到像李必达一样率真、果敢,他还是要权衡好以后才能作出决定。
对于温玉成来说,这封信无疑是一个烫手的山芋,而他的顾虑重重也让李必达深感事关重大,于是,在回到住处后,他又立即提笔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并通过总参谋部机要局寄出。
不得不承认,李必达的做法十分冒险,毕竟那时黄永胜还是总参谋长,倘若信件没有顺利寄出并落到了他的手上的话,其后果不言而喻。
但幸运女神又一次眷顾了他,李必达的这封揭发信顺利寄出,并且对方已经收到了。
在得知信已收到的消息后,李必达既高兴又担心,因为这就意味着那个小集团是不会放过他的,而就算这封信没有让他“暴露”,那么他之前交给温玉成的那封信呢,又会不会让他“暴露”呢?
果然,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没过多久,李必达交给温玉成的那封信真就落到了林的手里,而毫无疑问,李必达随后便遭到了逮捕,被关进了广州军区监狱。期间,黄永胜派专人来对他进行审讯,要求他“认罪”。
但李必达何罪之有?在审讯过程中,他始终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既没有乱说一句话,也没有乱指认一个人,反而还常常把负责审讯的工作人员怼的哑口无言。
李必达的不配合,让黄永胜等人大为恼怒,于是便开始下令降低他的待遇,试图以此来迫使他低头认罪。在此期间,李必达的身心遭受了巨大地折磨,但即便如此,他始终不为所动、拒不配合。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李必达终于恢复了自由,后被安排在总参谋部军训部当参谋。
然而,对于李必达的考验还没有结束,1973年后,李必达又差点受到另一个小集团的迫害,最后还是在张才千将军等人的保护下,他才得以幸免。
1979年,李必达参加完对越自卫反击战回京后,先后担任过司法部办公厅秘书、副主任、主任等职,此后又历任律师司司长、商标局常务副局长、公平交易局局长等职。
尽管在此期间,他的仕途也曾因为所谓的“历史问题”遇到过阻碍,但他总能一次次化险为夷,而究其原因,还是他自身本就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
总之,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李必达始终都能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始终坚守着初心和底线。
2001年,年过花甲的李必达正式退居二线。退休后,李必达终于可以把心思全部投入到他酷爱的书法上去了。就在退休当年年底,他就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书法艺术展。
在这之后,他又先后在武汉、成都、上海等地举办过书法艺术展,而随着名气地不断升高,他的作品价值也在不断升值,不仅是喜好书法者争相竞拍的对象,还经常作为礼品赠送给外国使节。
事实上,李必达自幼练习书法,从小就写得一手好字,他后来被调到黄永胜身边工作,跟他的这一特长也不无关系。所以,李必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人还是应该要有一技之长,说不定它会让你的人生实现逆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