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子，你到底咋想的？都快27了，这么好的姑娘你不要，是不是脑子糊涂了？”二婶站在院子里，手里一边掸着围裙上的灰，一边对着我喊。
我坐在屋檐下的板凳上，闷头喝水，没吭声。
那年是1978年，我提干的第二年，也是我第二次回家探亲。
说实话，这次回家，心情比头一次探亲轻松多了。
毕竟身份不一样了。
上次回来，我还是个普通的兵，家里人见了我，嘴上夸着“咱家成子能吃苦”，可眼里却透着一丝担忧。
那时候我已经23岁，还是个光棍，村里人议论我，说啥“这兵当得好是好，就是回来连个媳妇都没带”。
父母听着这些话，嘴上不说，心里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可我那时候没办法，部队训练苦，任务重，谁还顾得上这些？
不过这次不一样了。
我提干了。
拖拉机刚开到村口，迎接我的阵仗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村里的大队书记、民兵连长，还有乡亲们都在那等着。
父母站在人群前头，眼睛亮得跟星星一样。
我跳下拖拉机，赶紧给大家发烟，嘴里一边寒暄着“哎呀，哪敢劳大家等着，真是不好意思”。
一圈烟发完，父亲拍着我的肩膀，满脸笑容地说：“咱村出去的干部，也就你一个！这可是咱老王家的光荣！”
母亲在旁边接话：“这回回来，咱家可得好好庆祝庆祝。”
我嘴上应着，心里却有些发虚。
说实话，这次回来，我隐约知道家里人可能要给我张罗亲事。
父母那点心思，我从小就摸得一清二楚。
果然，晚饭桌上，父亲端着酒杯，话里话外都在旁敲侧击。
“成子啊，你今年也不小了，村里跟你一块长大的小伙子，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母亲也在旁边帮腔：“你看咱隔壁李家，那媳妇多能干，家里家外一把好手。”
我低头扒拉着碗里的饭，装作没听见。
父亲见我不吭声，干脆直白地说：“这次回来，咱得把你的亲事定下！”
我心里咯噔一下，嘴上却随口敷衍了一句：“行啊，你们看着办。”
现在想想，真是要命。
第二天一早，母亲把我叫醒，说外公身体不好，让我去看看。
她还装了些肉和鸡蛋，让我提过去。
我刚吃完一碗玉米糊，还没来得及擦嘴，二婶就挑着担子来了。
“正好，你陪我一起走，帮我把这担粮食送到公社去。”
我一听，赶紧接过担子，说：“二婶，你歇着，我来。”
路上，二婶一直跟我闲聊。
她问我在部队能不能吃得惯，睡得好不好，又问我提干后是不是有单独的宿舍。
聊着聊着，她话锋一转，问：“成子啊，你觉得咱村的姑娘咋样？”
我愣了一下，随口答道：“咱村姑娘都挺好的啊。”
二婶笑了一声，接着说：“那你要不要看看别的村的姑娘？公社那边有个小梅，长得水灵，性子也好，去年刚考上了公社的供销社，你觉得怎么样？”
我赶紧摆手：“二婶，我在部队忙，真没时间考虑这些事。”
二婶一听，脸沉了下来：“忙？再忙还能忙过一辈子？你今年都快27了，再不成家，村里人都该说闲话了！”
我低头走路，不敢吭声。
说实话，我一向怕二婶。
她是我父亲的亲妹妹，从小对我疼爱有加，但脾气火爆，动起手来毫不含糊。
走着走着，二婶突然停了。
我抬头一看，前面是个陌生的院子。
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墙角有几只鸡在啄食。
二婶推开门，招呼我进去喝口水。
我心里纳闷：她什么时候跟这家人这么熟了？
一个中年妇女迎了出来，二婶热络地叫她“春花嫂”，还催促她倒水，说我帮她挑了一路担子，累得够呛。
正在我喝水的时候，一个姑娘从屋里出来了。
那姑娘二十出头的年纪，穿着一件淡绿色的棉布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她看到我，先是一愣，然后喊了一声：“妈，这是谁啊？”
我站起来，礼貌地笑了笑，心里却有点尴尬。
这时候，二婶插话了：“小梅啊，这是我侄子，叫王成，今年刚提干，当干部了。这次回来，我非得带他来看看你。”
我差点被水呛到。
原来，二婶是带我来相亲的！
这下好了，我连个心理准备都没有，站在那儿只觉得浑身不自在。
姑娘倒是落落大方，端了一盘瓜子过来，坐在旁边跟二婶聊了几句。
这家人条件不错，姑娘也确实长得周正，但我心里只想着赶紧走。
回去的路上，二婶问我：“小梅怎么样？你可别挑三拣四的，这姑娘可难得。”
我赶紧摆手：“二婶，我真没打算这么早结婚。”
二婶一听就不乐意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提了干，就了不起了？还想找个天仙不成？我告诉你，这事你不能反悔！”
我被她说得脑袋嗡嗡的，索性赌气说：“行行行，你们看着办吧。”
可谁知道，事情比我想的还复杂。
晚上，父母告诉我，二婶带我去见的姑娘其实不是春花嫂家的小梅，而是她家的一位亲戚，名叫李秀兰，是个初中老师。
她是那天刚好来串门，听说有个当兵的来相亲，就被春花嫂拉出来晃了一圈。
说白了，二婶根本没跟人家商量就把这事定了。
听到这儿，我气得直拍桌子：“这不是开玩笑吗？人家根本不知道我是谁，这亲事怎么算数？”
父亲叹了一口气：“成子啊，咱家条件不好，没有人家这么好的亲戚帮衬，哪会有这么好的机会？”
母亲也红着眼圈说：“成子，当年家里穷，春花嫂借了几百块钱给咱家，不然你哪还有机会读书、参军？这次她主动提了这门亲事，我们也是想还这个人情。”
这一刻，我心里像被堵住了一样，所有的反感和不满都说不出口了。
后来，我试着给李秀兰写了一封信，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也问她对这门亲事的看法。
没想到，她回信说：“其实我也觉得有点突然，但既然长辈们都看好，我们可以试着了解一下。”
她还在信里提到，她家里早年也很困难，但父母一直教她做人要知恩图报。
1979年，我和李秀兰结了婚。
婚后，我们的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却也和和美美。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没有那次提干，也许我的命运会完全不同。
后来，父母提起这事，总会笑着说：“当年你二婶这一手，可真绝了。”
我也总是笑笑，但心里清楚，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