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海军舰船修造部和一机部船舶工业管理局联合组建了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同年8月，我国第一个核潜艇总体建造厂正式上马。就在这个月的一天，黄旭华突然接到去北京出差的通知，没说什么任务，也没说去多少天，到了之后才知道，他被抽调参加核潜艇研制工作。
青年时代的黄旭华
从海军和从事苏联“转让制造”的常规动力潜艇人员中各抽调一部分，组成了一个29人的造船技术研究室，总体划分为船体组、动力组、电气组。黄旭华被分到船体组。
黄旭华清晰地记得，29个人都很年轻，平均年龄不到30岁，除了他和另外两三个结了婚外，其他人都是“光棍”。
随后，党中央又从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选拔一批毕业生加入研制团队。在人才严重匮乏的年代里，一些还未毕业的上海交通大学三年级学生也被选中参加核潜艇研制任务。
1959年，毛泽东讲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后，黄旭华振奋不已。对于这句话，他有这样的理解：中国人有志气、有能力、有信心，下定决心，一定把核潜艇搞出来。同时，他深知自己这一生与核潜艇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内心里下定决心，要把余生奉献给中国的核潜艇事业，“这一辈子非要把核潜艇搞出来不可。”
那个年代，核潜艇技术在各国都被列为最高级别的机密。刚参加核潜艇研制工作时，领导给黄旭华提了几点要求，“这是绝对的保密单位，时时刻刻应该严守国家的机密，不能泄露工作单位、工作性质和任务；要一辈子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进入这个领域就准备干一辈子，不能出去，因为国家机密的关系，就算犯错误了，也只能留在单位里打扫卫生”。
黄旭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黄旭华在核潜艇建造现场
“一般的科学家都是公开提出研究课题，有一点成就便抢时间发表，而你们秘密地搞课题，越有成就越是把自己埋得更深，你能承受吗？”以前的老同学这样问过他。
三十多岁意气风发的黄旭华肯定地说：“我能承受，保守核潜艇的机密是我们科研人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在大学时加入中共地下党，经受过地下党组织严格的纪律性、组织性的锻炼和考验，相比之下，隐姓埋名算什么？”
2016年12月20日，江城武汉冬天里微弱的阳光透过四楼的玻璃窗，照进长江边上一栋老建筑的屋子里。当这个出生于1926年的老人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慢慢回忆那段往事时，才觉得“一辈子隐姓埋名当无名英雄，也有难以忍受的痛苦”。
黄旭华（左二）在工作中
1957年，在黄旭华与李世英结婚的第二年，他们的大女儿黄燕妮出生。1958年，他被调去开展核潜艇研制工作。直到4年后，李世英才被组织调入北京从事核潜艇研制资料搜集工作，随后带着大女儿黄燕妮迁至北京，他们的小家庭才得以团聚。
研制核潜艇的国家使命没有给黄旭华太多与家人相聚的时间。后来的十多年里，他们的二女儿李骊和小女儿黄峻相继出生。黄旭华每次回家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偶尔有几次，在家只待了2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不得不告别家人，回到核潜艇研制工作中。
小女儿黄峻从小的愿望，就是父亲能带着她去公园里划船。黄旭华每次在工作间隙回到家里，小女儿都会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带她去划船。这位已把全部生命投身于中国核潜艇研制事业的父亲，不得不一次次向小女儿作出他也不知道何时能够兑现的承诺。在小女儿满含期待的目光里，他每次都答应下来，但还没来得及带小女儿去，就又接到紧急通知赶回去工作了。后来，小女儿一直没实现小时候的这个愿望。
在从事核潜艇研制的几十年里，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研制工作中度过，偶尔回家一趟，三个女儿会给父亲开玩笑说：“爸爸，您又回家‘出差’了。”在女儿们的玩笑里，这位“工作狂”一样的父亲，把工作单位当成了“家”，却把自己的小家庭当成了偶尔出差的地方。
黄旭华在办公室
当记忆回到50多年前，每次讲到自己的母亲时，他的声音便会突然哽咽，眼泪涌满了眼眶。他努力克制着情绪，不让泪水流到满脸的皱纹里。
1957年的阳历新年，已经参加苏联援助中国几艘常规潜艇“转让制造”工作的黄旭华出差回到广东，经组织批准后顺道回了趟汕尾老家。
在送别在家只待了一两天便匆匆离开的三儿子黄旭华时，母亲以前常常唱起的《再相会》，变成了简单几句话的期盼：“你从小就离开家，那时候战争纷乱，交通不便，你回不了家，我天天为你祷告，现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也解放了，社会比较安定，交通恢复了，父母老了，就一句话‘希望你常回家来看看’。”
黄旭华流着眼泪满口答应了母亲，只是当时的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离别，就是30年；再相会时，父亲和二哥都已去世。
（本文摘自《黄旭华画传》，完颜文豪编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黄旭华画传》，完颜文豪 编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