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在辽宁省沈阳工人俱乐部，对铃木启久、佐佐木、米佐等七名日军战犯进行审判。
他们在1941年到1942年一年多时间里，先后指挥千人以上规模的日军，对遵化县的鲁家峪村，进行了七次大规模的屠杀。
开始几名战犯还百般抵赖，后来来自于鲁家峪村的几名村民来到现场，他们都是当年劫后余生的幸存者。
村民们声泪俱下的控诉着侵略者的暴行，脱去上衣，露出满身累累伤痕。
铁证如山，几名战犯终于低头认罪。
为了活命，铃木启久供认：鲁家峪是冀东八路军的根据地，日军始终无法攻占。直到一个绰号“王大胡子”的抗日游击队长叛变，日军才得以成功的进入鲁家峪。
绝不能让叛徒逍遥法外，可是这个“王大胡子”到底是谁，却没人知道。
铃木启久又提供线索，“王大胡子”因为年少时得过天花，痊愈后落下一脸麻子。
根据铃木启久提供的线索，几个来自鲁家峪村的村民，几乎异口同声的说：王大胡子名叫王熙武，他叛变前不是游击队长，只是个普通的游击队员。
真正的游击队长李友凡，脸上也有麻子。当年日军为了除掉李友凡，几乎杀光了鲁家峪所有脸上有麻子的成年男子，只有满脸络腮胡子的大麻子王熙武安然无恙。
如此看来，当初就是这个王熙武叛变，给鲁家峪带来的灭顶之灾。
数日后，化名陈希印的丰润县武装部干事王熙武落网，之前他都是抗日英雄自居的。
1915年，王熙武出生在鲁家峪东峪村，鲁家峪位于遵化县城西南方向，与玉田县、丰润县交界。
鲁家峪南北长约十公里，东西宽九公里，群山环伺，素有九沟十八峪之说。
进出鲁家峪的道路只有两条，南边路口的大刁山，悬崖峭壁，难以攀登。
西边路口的堡子山，山势比大刁山还要险峻。
这两座山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是鲁家峪的天然屏障。
更难得的是两座山的山顶上，都有坚石砌成的寨墙，据说是当年占山为王的山大王留下的。
八路军在寨墙上设有观察哨，山下有什么风吹草动，都逃不过哨兵的眼睛。
鲁家峪是个统称，其间散落着大小六个村庄，包括东峪、西峪、北峪、龙宝峪、前山屯，以及鲁家峪大庄。
大庄有七八百户人家，是几个村子里面最大的，其余的几个村子，多则几十户，少则几户，对外统称鲁家峪。其中有微妙之处，也只有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才知晓。
鲁家峪周围的山上，盛产优质燧石，也有人称其为火石。
在火柴没有出现以前，火石是的重要生火工具。
由于鲁家峪内道路崎岖难行，所以前来采购火石的客商，都止步于鲁家峪大庄。鲁家峪也成了优质火石的代名词。
以至于到了后来，鲁家峪内的六个村落，都变成了鲁家峪的卫星村，当地百姓出门，都自称家住鲁家峪。
经过上千年的开采，鲁家峪周围大大小小的山上，遍布着不计其数开采火石留下的矿洞，哪怕是村里最博学的老人，也说不清具体数目。，
而每个山洞的具体情况，就更无人知晓了。
由于火石的开采，生活在鲁家峪的百姓都比较富足，是当地远近闻名的“世外桃源”。
后来随着火柴的出现，火石没了用武之地，开采火石这个行业，也逐渐没落了。
1927年10月，我党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玉田起义，参加起义的人数将近3万人，是同时期起义人数最多的。
起义部队面对的，是战斗力处于巅峰时期的奉军。
在奉军的围追堵截下，起义部队蒙受了重大损失，残部300多人，退守至易守难攻的鲁家峪。
奉军不熟悉地形，贸然进攻损兵折将，只得撤兵。
起义部队打了胜仗，放松了警戒。
不料被东峪村的恶霸刘玉梨看准时机，他暗中与玉田县惯匪吴二秃子秘密联络，纠集民团、土匪共2700多人，将起义部队团团包围。
起义部队经过血战，少数战士成功突围，还有三十多名战士不幸被俘。
刘玉梨请来一个奉军的团长，用被俘的战士邀功。
奉军团长下令，将被俘战士杀害于鲁家峪影壁山下。让人没想到的是，同时被杀的，还有刘玉梨。理由是通匪。
起义部队在鲁家峪时间虽短，但已经成立了农会，还建立了党支部。
王熙武是刘玉梨的外甥，自幼寄养在舅舅家。
刘玉梨被杀的原因，王熙武是一知半解，可刘玉梨的万贯家财，都被奉军劫掠一空，从阔少爷到小乞丐的巨大落差，让心理阴暗的王熙武心中充满了仇恨。
可能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到底该恨谁。
屋漏偏逢连夜雨，那年当地有许多人感染了天花，很多人死于非命，王熙武命大没有死，却落了一脸的大麻子。
为了遮丑，年纪轻轻的他就开始蓄须，一脸的络腮胡子，再加上他面相凶狠，看上去跟李逵似的，普通人对王熙武都敬而远之，也就没人注意他脸上的麻子了。
1938年7月，冀东爆发了规模空前的抗日大起义。参加起义的人数高达20多万。地处偏僻的鲁家峪，130多名青壮年参加了起义。，身体壮硕的王熙武被任命为小队长。
起义部队在遵化县铁厂镇与八路军第四纵队会师后不久，开始向平西抗日根据地转移。
王熙武感觉故土难离，便做了逃兵。
1938年冬天，冀东八路军司令员李运昌，与包森、焦若愚、吴德、徐志等八路军将领，来到鲁家峪。
看中了这里独特的地形，把鲁家峪确定为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并利用周围山上数不胜数的火石洞，相继建成了兵工厂、炸药厂、被服厂、战地卫生所、电台、报社等等重要单位。
鲁家峪的青壮年大量参军，不符合参军条件的就加入游击队、民兵，另外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组织也是应有尽有。
王熙武做过逃兵，知道八路军纪律严明，自己这段黑历史，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反倒是游击队，纪律就宽松得多。
王熙武权衡利弊，就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游击队。
当时李运昌给这些大大小小的抗日游击队，取了一个“报国队”的名字，其实就是冀东八路军的二线部队。
抗日战争时期，冀东八路军的条件是最艰苦的，没有之一。因为缺少粮草，部队养不起马，就算是主力团团长，平时出远门，也只能借老乡的毛驴代步。
冀东八路军面对的，除了日军的华北派遣军，还有东北的关东军。
抗日武装急需的武器、弹药、被服、药品等战略物资，都十分奇缺。冀东八路军也是当时为数不多，敢于主动寻找日军作战的抗日武装。战士们习惯把这种战斗称之为“打给养”。
日军被冀东八路军这种神出鬼没的战术，打得焦头烂额，伤亡惨重，却又无可奈何。
1939年四五月间，八路军捉了两个俘虏，一个是翻译，家住遵化县平安镇。另一个是日军在遵化县城的宪兵队长赤本。其实这是音译，日本人在资料中说这个人原名叫做池本信次郎。
赤本挺不老实，几次想逃脱，还张牙舞爪的殴打看押他的战士。
大家看赤本如此顽固，也对他失去耐心，直接用斧子把赤本给劈了。本来那翻译也难逃此劫，可这厮在“礼”，又称“白衣道教”。
当地人在“礼”的非常多，如果把翻译杀了，可能会引起误会。所以就把翻译斥责一番后，就给放掉了。
当时谁也没在意，这个赤本到底是何许人也，充其量一个宪兵队长而已，像这种级别的日军军官，冀东八路军干掉的，绝对是车载斗量。
可是这一次，赤本被八路军俘虏后，日军表现出来的关注度，大大出乎冀东八路军的意料。
日军提出，只要释放赤本，日军愿意用50挺机枪，以及3万发子弹作为交换战俘的筹码。
可是赤本早就被八路军杀掉了。现在谈合作，八路军只能虚以委蛇，准备将计就计，从日军手中多套取些装备，提出用十门九二步炮来交换战俘的条件。
日军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赤本已经被杀的消息，然后提出，原来的赎金不变，只要求赎回赤本的尸体。
这明摆着就是一个陷阱，八路军绝对不会上这样的当。
关于赤本真实身份的传言众说纷纭，最靠谱的说法他是日本天皇的表弟，这也难怪日军为了一个宪兵队长，如此兴师动众了。
摸清日军底牌后，八路军将领包森，直接提了一个让日军无法接受的条件：盘踞在冀东的日伪军，放下武器后撤出冀东。
日军恼羞成怒，为了寻回赤本的尸体，他们派出了著名的女特务川岛芳子到冀东。
后来有传说赤本是川岛芳子的丈夫，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在遵化，并没有找到赤本的尸体，却意外得知鲁家峪是八路军的根据地。
为了探听虚实，日军连续出动小股密探混入鲁家峪，结果都是有来无回。
其实八路军对鲁家峪的防卫，还是很严格的，各军事机关单位，都设在鲁家峪深处东峪、北峪、龙宝峪附近的火石洞里。
凡是身份不明人员来探亲、办事，只能到大庄，坚决不允许继续深入。就连转送伤员，都是先送到大庄，再由当地的民兵，抬担架送往鲁家峪深处的医疗所。
日军派出的小股密探，就是不知其中的玄机，才成为送上门的猎物。
时任驻唐山日军副司令米佐十分恼火，下令在鲁家峪彻底执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将其变成“无人地带”。
1941年农历是正月十七（2月12日），驻玉田县日军大队，以及沙流河、朱官屯和王各庄等据点的日军共1300多人，在中队长南木磊的指挥下，兵分两路，从南面和西面向鲁家峪展开强攻。
结果在大刁山，堡子山等阵地，遭到冀东八路军第12 、13团的顽强阻击。
双方激战一天，八路军打退了日军十几次进攻，日军伤亡四百多人，再也无力发动新的攻势，最后铩羽而归。
两天后的。农历正月十九（2月14日），米佐亲自出马，从遵化县城、王各庄、玉田县的孟四庄、朱官屯，丰润县的三女河、沙流河等六个据点，召集日伪军3000多人，准备趁八路军大胜后防御松懈，对鲁家峪进行所谓的“扫荡”。
另外正月十七晚上下了一场大雪，米佐认为，八路军兵力薄弱，无力阻止日军的进攻，日军可以根据八路军撤退时在雪地上留下的足迹，跟踪追击。
然而米佐并不知道，鲁家峪的八路军主力，取得胜利后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
八路军首长决定，趁此机会，主力部队越过长城，奔袭关东军在半壁山的据点。
说干就干，部队连夜冒雪出发了。
正月十九拂晓时分，崇山峻岭白雪皑皑，气温更是低到滴水成冰。
日军经过一夜的急行军，终于靠近了大庄。
正在鲁家峪东南大刀山和西南堡子山山顶放哨的民兵，几乎同时发现日军的行踪，传递敌情的“消息树”倒了。
大庄的民兵巩玉然，高万盛立即通知村里的群众马上向山上转移。
可一来是天太黑，二来没有想到日军会出动这么多兵力，所以很多人盘算等天亮了再上山，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行动不便的老幼妇孺。
天刚蒙蒙亮，日军将大庄团团包围后，开始挨家挨户的抓人。
最终800多来不及逃走的百姓，被日军搜出来，驱赶到虫王庙前一条干涸的河沟里。
当时村里的青壮年，绝大多数都参加了八路军，有些不符合参军条件的，也成了民兵。
只有三十多个胆小怕事的青壮年，既没有参军，也没有当民兵，这一回他们无一例外，都成了日军的俘虏。
在鬼子的逼迫下，三十几个青壮年战战兢兢的脱光衣服，赤身裸体的站在凛冽的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
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父老乡亲鄙夷的目光，他们看不起这些懦弱的男人。
日酋米佐提出两个要求：第一，指认出隐藏在鲁家峪内的八路军各部门的具体位置。
第二，所有居民限期搬离鲁家峪，使其变成“无住禁作地带”，俗称“无人区”。
后来日酋冈村宁次在长城沿线制造的千里“无人区”，最早就是米佐这厮提出来的。
其实关于八路军各机关在鲁家峪的具体位置，乡亲们并不知晓。
那些被日军剥光衣服的青壮年，连给八路军抬伤员的资格都没有，他们不是守口如瓶，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山里早晨的气温，都在零下一二十度，没有衣物御寒的青壮年，很快就冻僵了，纷纷倒卧在雪地里。
日军这才慢条斯理的来到这些已经陷入昏迷的青壮年近前，开始用枪托或者石块，敲打他们已经冻得变了颜色的四肢。
剧烈的疼痛让人惨叫连连，一个叫刘长顺的青年，因为剧烈挣扎，头部被石块砸中，血流满面，顿时昏了过去。
还有两个人挣扎的爬起来，跪在雪地里求饶。鬼子们根本不为所动，将他们踹翻在地，然后穿着皮靴，跳到他们身上猛踹。
临近中午的时候，米佐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恼羞成怒的他，下达了纵火的命令。
顷刻间整个大庄浓烟滚滚，在鬼子刺刀的威逼下，乡亲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世代而居的房屋，在烈焰中化为灰烬。
年逾古稀的刘思浩老人，刚才鬼子搜村时，机警的老人躲在柴堆里，没有被发现。此刻他身上的棉衣被烧着，被迫从烈火中跑出来，试图熄灭身上的火焰。
可是几个鬼子扑上来，将老人压在门板下，然后用铁丝将老人和门板绑在一起，重新丢回烈焰中。
李贵祥的母亲80多岁了，卧病在床，行动不便，也被活活烧死。
李自如老人的儿子参加了八路军，他的孙女刚满一周岁，事发前李自如用棉被将孙女儿裹了，藏进马槽里。
起火后孩子惊醒，吓得哇哇大哭。
几个鬼子凑过来，把成堆燃烧的柴草，堆在孩子身上。在孩子凄厉的哭嚎声中，鬼子们发出狰狞的狂笑。
大火整整烧了一个下午，到了傍晚时分，鬼子们这才收兵。
又冷又累又饿的乡亲们，哭嚎着奔向那一片片还冒着浓烟的废墟，用手疯狂的挖掘，试图寻找被烧伤的亲人，还有没有被烧尽的粮食。
经过整整一夜的搜索，全村1931间房屋被烧毁，九人在火灾中遇难。
刘志顺等30多名青壮年严重冻伤后又被打得骨断筋折。被掳走和烧毁的财物不计其数。
可是对米佐来说，这次兴师动众，并没有达到他期许的目的。既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八路军的消息，也没有把鲁家峪变成“无人区”。
其实米佐更担心的，是他对鲁家峪内部的情况一无所知，如果带着数千日军贸然闯进去，可能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可是新到任的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已经对米佐失去耐心，他亲临唐山，在“开滦煤矿特别警备队”召开会议，商议如何“解决”鲁家峪的八路军。
冈村宁次认为，鲁家峪固若金汤，没有内应，很难直接攻破，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寻找可靠的内应。
很快，与赤本一起被俘虏，然后被释放的那个翻译，向冈村宁次提供线索。鲁家峪抗日游击队队长脸上有麻子。
几天后，醉酒的王熙武在王各庄被日军俘获。
酒壮怂人胆，王熙武先是大义凛然，自称他就是游击队长。这厮本来就是纨绔子弟，酒醒之后马上就叛变了。
日军确信王熙武是个游击队长，于是就赏了他一个遵化县警备大队大队长的头衔。
为了感谢日军的提携之恩，1941年7月16日，王熙武和日军中队长南木奎，带领日伪军100多人，沿着一条鲜为人知的山间小路，偷偷的进入鲁家峪的东峪和北峪村，并纵火将这两个村子的房屋全部烧毁。
这两个村子的村民被杀了个措手不及，纷纷向大庄逃去。
王熙武带人穷追不舍，并将大庄村其间新建的房屋再次纵火烧毁。
另外还有30多名村民因为行动不便，被日军驱赶到虫王庙前，然后对村民们集中使用毒气进行屠杀。
抗日游击队对王熙武叛变的消息一无所知，依旧按时与他进行联系。
三天后，王熙武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游击队员李友凡回家给遇难的母亲奔丧，游击队长高万盛也一同前往。
于是王熙武伙同日军中队长佐佐木，带着100多人沿另一条山间小路，窜入鲁家峪。
这一次日军的目的很明确，凡是鞋上蒙着白布（戴孝），以及脸上有麻子的人，一律格杀勿论，
鞋子上有白布的，扯下来就可以了。可脸上有麻子的，却无论如何也难以掩饰。
于是包括游击队长高万盛在内，八个脸上有麻子的人。都被日军枪杀了。
这些人做梦也没想到，脸上的麻子，会为他们招来杀身之祸。
虽然日军在鲁家峪连续采取军事行动，可对八路军的影响并不大。
冀东八路军越战越勇，甚至敢于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直接攻击了关东军的一个联队。
日军伤亡惨重，而八路军毫发无损。
这次战斗让日军颜面无存，冈村宁次亲自下令，命令日军第117师团师团长铃木启久，集结日伪军4000多人，从1942年4月16日开始，对鲁家峪进行了长达半个多月的大“扫荡”。
由于王熙武的叛变，进入鲁家峪的秘密小路，全部被日军知晓，所以鲁家峪的军民，从一开始就陷入极端的被动中。
更要命的是，王熙武还收编了一群熟悉根据地内部情况的叛徒。
东峪村东北有一座鸡冠山，山上有几十个火石洞，另外还有一个天然的山洞，当地人称其为狐仙洞。
狐仙洞内有大小七个山洞，大洞能容纳三四百人，小洞也可以容纳七八十人，七个山洞相互连通，狭窄的通道，只能容一个成年人侧身通过。
很少有人知道，狐仙洞是八路军的医院，曾经有1600多名伤员，在这里伤愈归队。
此时狐仙洞里还有医务人员和伤员39人。
1942年4月16日，100多名日军，在叛徒马成金的带领下，径直扑向狐仙洞。
马成金曾经在这里疗伤，所以对洞内的情况比较熟悉。
日军先是对狐仙洞实施强攻，遭到伤员们激烈反抗后，就采用长期围困，并连续向洞里施放毒气，或者炸药爆破。
五天后日军撤离狐仙洞，洞里的39人全部遇难。
狐仙洞周围的火石洞里，还隐藏着许多当地百姓，日军对这些火石洞，一律施放毒气进行攻击，95名无辜村民不幸罹难。
狐仙洞下侧有个面积较大的火石洞，里边有水源，八名八路军战士在此负责警戒。
马成金认为自己能说服他们出来投降，结果被洞里的八路军战士，开枪打断了胳膊。
日军恼羞成怒，向洞里施放毒气后，将洞口封闭。
战士们用湿毛巾掩住口鼻，七天后的深夜，他们扒开洞口，成功突围。
4月17日，日军包围了北峪村，村里15个行动不便的无辜百姓惨遭毒手。最后日军又在村东面的影壁山上，搜出避难的百姓70多人。
4月21日，八路军战士李友章不幸被捕，他借口为鬼子带路，用砍刀砍伤了两个鬼子，在翻越山梁时，不幸被鬼子开枪击中，壮烈牺牲。
日酋佐佐木火冒三丈，用战刀亲手杀死了九名无辜百姓。
兽性大发的鬼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轮奸了4个十二三岁的女孩。
有两个孕妇被鬼子轮奸后，又用刺刀挑出婴儿取乐。
村民李庆宽的母亲性如烈火，对鬼子的暴行破口大骂。日军将她绑在树上，身上浇满煤油活活烧死。
就在同一天，鬼子把五天前抓来的七十多个村民分两批杀害，大人用刺刀捅，孩子用铡刀铡，尸体都被抛入红薯窖。
村民张俊金在被杀前，咬掉了端刺刀鬼子的手指，然后自己跳进红薯窖。
鬼子向张俊金后背连开两枪，数日后竟奇迹般地生还了，成为这次屠杀事件中唯一的幸存者。
鲁家峪南出口处有个馒头山，4月24日，日军大队长渡边，带人在馒头山搜索时，被八路军埋设的地雷炸飞。
随后日军在馒头山进行血腥屠杀，被残杀的抗日军民多达225人。
关于日军在鲁家峪大屠杀事件，一般认为当1942年五月初就结束了。
可是根据铃木启久回忆说，在六月和七月，日军还曾经出动千人以上的兵力，对鲁家峪进行扫荡，最终迫使冀东八路军放弃了鲁家峪根据地。
在一年多时间里，日军先后对鲁家峪进行了七次大规模的“扫荡”，1237人遇难，其中包括八路军官兵91人。
鲁家峪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日军为何能顺利地攻占，冀东八路军将领们都百思不解。
直到1955年对战犯铃木启久审判时，他供诉出正是由于王大胡子的叛变，才使得日军顺利攻占鲁家峪。
王大胡子就是王熙武。
鲁家峪被日军攻占后，王熙武也没了利用价值，日军对他非打即骂，在对丰润县王官营进行“扫荡”时，王熙武更是被安排为先头部队，冒险穿越八路军设置的雷区。
在穿越雷区时，王熙武被地雷炸伤，日本人对他置之不理，这厮还要自己掏腰包，在丰润县城的一个私人医馆治疗，侥幸捡回一条性命。
王熙武自知罪恶多端，当地的抗日军民肯定饶不了他。于是到开滦煤矿做了矿工。
期间也有鲁家峪的人，在煤矿见过王熙武。
当时日本人把持的煤矿，矿工以战俘为主，所以认为王熙武是在战斗中被日军俘虏了，还庆幸他因祸得福，成为鲁家峪唯一活着的麻子。
日本投降后，王熙武化名陈希印，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去了东北。
后来部队南下，王熙武因为腿上有残疾，被留在地方部队，在丰润县武装部做了一名干事。
1956年8月，叛徒王熙武，在鲁家峪狐仙洞被执行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