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教义与儒家的影响
所谓儒教
儒教，与佛教和道教并称“三教”，被称为中国主要的三大宗教，但我们很难像定义大乘佛教或罗马天主教的那样把它确定为一种宗教。
因为它既没有教义，也没有教士。
虽然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也有祭拜仪式，但没有任何形式的礼拜。
春秋两季，在中国很多地区，“孔庙”的红墙大殿内由各地方官员主持的纪念仪式，并不是为了表达对这位圣人的崇敬之情，而是一个纪念孔子的非宗教仪式。
实际上，在孔子去世几个世纪之后，这种纪念逐渐接近于宗教崇拜，女人甚至向孔子祈求赐子，这被看作是一种迷信的、不合常规，进而在被皇帝诏令制止。
实际上，儒教也有自己的“圣经”，其中包括九部经书（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都归于这位圣人的名下。
但这些经书并不代表神，除书中所记述内容，没有任何有关神的启示。
这些书教给人们有修养的生活观念和社会理想。它已经成一种民族的宗教融入到古老民族的自然与祖先崇拜中。
你也许会认为，儒教的本质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它只是对孔子的间接崇拜，这与罗马人当中的斯多葛学派十分相像，把对既定崇拜的忠诚当作一个原则问题。
孔子的教义
只有把孔子放在他存在的历史背景中才能真正认识他。有人指责这位圣人的思想是倒退的、迂腐的；但你不应该说他只想回到“过去的美好日子里”。
当他在周的朝廷上第一次查看祖先神祠、组织每年一次的祭天仪式时，他疾呼：“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
这是树立了治国的理想，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距离这个理想还很遥远。
周王朝虽然出过几位有才干的帝王，掌控着整个黄河流域，却在公元前六世纪日益衰落，甚至只能靠封建帝制来维系。
周天子沦为徒有虚名的帝王，古老的帝国疆土分崩离析，落入强大蛮横的诸侯手里，他们都为自己的利益而战。
儒家学说的一些独有的特征，可以总结为这样几点：
第一，孝是最重要的伦理美德。
一个孝顺的儿子要在五种关系中尽职尽责，这五种关系分别是：父子、君臣、夫妻、兄弟和朋友。
这样的观念，自然会受到中国社会体制的支持，因为当时的社会是家长制的，是以家庭（而非个人）为社会基本单位。
在祖先崇拜中对家庭的忠诚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宗教意义的责任。
在此，孔子是在强调他对中华民族习俗的赞同，这一习俗在早期的颂诗中就有所表达，即向亡灵供奉酒食。
这种家庭祭祀到底能否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崇拜，是值得探讨的。有人把它等同于法国人在万灵节上装饰墓碑的习俗。
但它牢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在不断逝去的一代又一代人当中牢固树立了家庭统一和永存的观念。
第二，人与人之间应该本着“互惠”规则。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仁爱（对儿子和兄弟之爱的延伸）是对待他人应有的态度，但要避免愚蠢。
当被问孔子对老子“以德报怨”的态度时，孔子的回答是：“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
第三，“君子”是道德力量的主体。
人性本是善的，所有的邪恶都因为不当的教育和不好的样本。
而君子的美德则会起引领作用。因此孔子要培育“君子”品格-这样的君子有智慧和道德懂得礼节，以至在任何时候他都懂得什么是对的。
拥有这种品格的人正直而沉稳，也可以说是为了美德而实践美德。“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第四，孔子对于神灵世界的态度是虔敬地持有不可知论。
对于死亡和未来的情况，孔子通常并不多言。
“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他常常提及“天”，他并不是有意回避“上帝”这一人格化的用语，他的言论有许多对人信任的记录，但他将关于存在的本质和世界的命运的思考都仅仅视为白费心思。
当听说两个丧去朋友的人用“生是梦，死是醒”的这句话来自慰时，孔子说道：“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庄子·大宗师》）
总之，孔子并没有创立任何宗教体系，但是他却通过传播其伦理意义，建立了一种教义。
他的重心在做于社会有用的人，他一板一眼地履行宗教仪式，其目的是为了达到“社会和谐”作用，而不是出于对宗教的热情。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就是理性的克制。
儒家的影响力
长期以来，中国的精神生活都受儒教支配，在西方学者的言辞中，儒教与民族精神两者达到了和谐。
实际上，它是在不断遭受非议与诋毁中成熟起来的。
孔子去世之后的200年里伦理学理论一直在互相对抗着。
杨朱提出了一种轻物重生利己主义。
墨子提出了一种与这一学说针锋相对的激进的利他主义，提出兼爱来医治社会的混乱。
老子对孔子的性善提出质疑，认为人性之向善，就像水之东流，或者柳树条做成器具。
面对所有这些争论，孔子最伟大的追随者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为他进行了辩解。
但儒教还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些思想体系，而这些思想体系所表现出来的宗教吸引力比儒教所提倡的更加积极。
于是道教粉墨登场，宣扬顺从“天道”，并得到了中国最有智慧的文人庄子的支持。
庄子的倡导神秘主义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而这一学说最终被孔子学说打败的原因，大概是正如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解释的：“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史记·庄子列传》）
但孔子对亡灵的解释保持沉默，恰好给佛教提供了机会，后者用大量的细节描述了人死后的状况，而这正是人们的想知道的。
其实，佛教的悲观主义哲学跟中国人的本性气质并不相符，但佛教宣传的报应学说和拯救之道赢得了人们的认同。
从公元五世纪起，佛教与儒教的冲突有增无减，最终走向衰退。
但即使在佛教衰败的时候，佛教也为老百姓所信奉的泛灵宗教提供了很多理论和实践。
儒教在佛教的衰落时所取得的胜利并不单纯是对孔子和孟子学说的重复。
道教和佛教提出了人类必须面对的宇宙论问题。
于是，从周敦颐（1017-1073年）开始的新儒教在《易经》的基础上构建出了崭新的宇宙哲学，从两个角度描述了世界：从物质起源到人的智慧，它们一方面构成了五种基本元素和一切感官素材，另一方面引发了一切智慧和道德伦理。
新儒教中最伟大的人物是朱熹（1130-1200年），他对经文的评注在当今看来都是权威性的，他阐释出的家庭礼仪和举止规矩把儒教的行为准则带入了普通百姓家。
1906年，孔子被皇帝“奉为神明”。之后，随着共和主义的兴起，出现了一种思潮，它不仅抵制对孔子的封圣，而且反对整个保守的传统。
这场运动如今仍影响深远。在西方批评者的眼里，孔子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尊崇。在现实中，也确实没有任何人能够像孔子一样有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