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明末无职无权的读书人为何能掀起破坏社会秩序的滔天巨浪？（上）》说到公元1611年，东林党核心人物之一的孙丕扬主持的京察，成为明末党争开端的重要标志。东林党与对立的宣、齐、楚、浙等派系公开较量，拉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序幕。
南直隶辖14府、4个直隶州、17个州和97个县，人口3000万，这里是全国生员最多的地方，万历后期，仅一场乡试，参加的就有6000余人。熊廷弼赴任后，南直隶士子们都忌惮于他在边疆的声望以及严明刚正的盛名，收敛了不少。熊廷弼打算在岁试中杀一杀江南士子的傲气。他对士子的评价标准是，没有品行就没有真才实学。
据说，熊廷弼在常州巡考时，就把当地一个簪缨世家的16岁的公子用棍棒揍了一顿，原因是这位公子考试时行为不当。这公子的父亲也不是吃素的，竟然闯入学府，把儿子抢回去。紧接着，在接下来的岁考中，熊廷弼又把东林党第三个大佬顾宪成的儿子顾与渟的生员资格给剥夺了。顾与渟在顾家子弟中素有文名，学问文章俱是上乘。
很显然，熊廷弼就是冲东林党宣战了。在东林党看来，熊廷弼的好友昆山顾天埈代表的昆党、汤宾尹代表的宣党、熊廷弼代表的楚党联合起来向他们发动进攻了。东林党认为，必须狠狠地回击他们，就从打击熊廷弼开始，顺带把汤宾尹等人一起干掉。两方势力终于以宣城宣淫案为切入点，爆发了正面冲突和较量。
公元1611年底，熊廷弼来到宣城巡视岁考，宣城宣淫案牵涉诸多生员，其中苏海望、李茂先、冯应祥、芮永缙等人的劣行被人告到了熊廷弼这里。熊廷弼调阅了地方审理卷宗后，对涉案生员的恶行甚为不齿，他恨不能把这些伤风败俗的家伙全给一刀砍了，但遗憾的是，律法不能判他们死罪，仅判了流徙，算是便宜了这些家伙。
苏海望、李茂先、冯应祥、芮永缙等生员这样恶意闹事，根据大明朝律例，只要生员聚众多达十人以上，挑头的，就得被判罪。更严重的是，生员还收受佣金，四处寻衅滋事，恶意破坏社会秩序，对当地的士子风气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必须全部抓捕归案。可结果，狡猾的冯应祥闻风而逃，只抓住了苏海望、李茂先、芮永缙三人。
熊廷弼将这三人狠狠揍了一顿，不料，芮永缙不经揍，一顿棍棒伺候之后，竟然死了。熊廷弼如此雷霆手段，的确是将宣城宣淫案引发的生员聚众闹事给镇压下来了。但熊廷弼的麻烦接踵而至，尤其是打死芮永缙，给了东林党人打击他的口实和把柄。御史荆养乔把前后两桩徐氏案子勾连起来，向皇上参了熊廷弼一本。
荆养乔说熊廷弼杀人媚人，用尽心思杀人，为汤宾尹效首功。熊廷弼没有承认自己与汤宾尹相识相交，尽管事实上他们极有可能是好朋友。但就算是如此，熊廷弼也没有必要通过杖毙芮永缙来讨好汤宾尹。况且，宣城宣淫案中，梅家才是主角，即便是要讨好，也应该讨好梅家。但实际上，也没有证据表明熊廷弼讨好了梅家。
唯一的解释和答案就是，熊廷弼光明正大地带着朝廷的旨意，来南直隶的目的，就是为了整肃此地日益败坏的士子风气：南直隶的生员们屡屡闹事，轻则四处提告，重则恶意聚众闹事，甚至围攻官府，胆大妄为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熊廷弼认为，此风不杀，衙门不成衙门，政府不像政府，任由生员们胡作非为，那不是要天下大乱？
客观而言，两个案子毫无疑问是有点儿关联的，关联的最显著特点就是，通过这两个案子，很明显地把当时明代的社会现实给暴露无遗：一方面是地方家族相互倾轧，颇有些“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味道；另一方面是朝廷派系斗争开始日益明显，东林党人和非东林党人势不两立、你争我斗，搅得政局一片混乱。
这一时期，正是梅氏风头鼎盛之际，而徐家背后的大佬退休尚书徐元太却已经日落西山、时日无多了。徐家失去了大佬庇佑，难免底气不足，无奈之下，只好再次借助生员这根搅屎棍，花钱雇请生员四处奔走告状。这一招果然狠辣有效，不仅黑化了梅家，还把包括史学迁、熊廷弼、汤宾尹等诸多官员给牵扯进来。
因此，宣城宣淫案的那些生员可以算是刚好撞到了熊廷弼的手上，让熊廷弼生了借此案杀一儆百，整肃南直隶士子风气的杀心，也就是说，很有可能，熊廷弼在对这些生员棍棒伺候的时候，是下了死手的。这件案子到这里，其实还没有结束，还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后遗症：朝中两位御史、两位都察院大佬全被撂倒。
熊廷弼刚来南直隶上任不久，在常州巡考时，就命人把考试时行为不当的一位当地簪缨世家的公子用棍棒揍了一顿，紧接着又把东林党第三个大佬顾宪成的儿子顾与渟的生员资格给剥夺了。吓得他的好友昆山顾天埈连忙提醒他，这样与地方结仇，要小心他们反噬。而荆养乔向朝廷参熊廷弼的这一本，就明显是东林党人反扑的信号了。
荆养乔参了熊廷弼一本，就撂挑子不干了。像荆养乔这种不请假、不辞职，捅了个篓子撒腿就跑的行为，朝廷肯定要追究其责任的。于是，时任都察院大佬左副都御史许弘纲对荆养乔的处理意见是，给他降薪两级。大明朝的官员薪资本就少得可怜，他们并不靠这些微薄的薪资活着，所以，降薪两级的效果无异于隔靴搔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