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传统认知，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内涵
作者：怀疑探索者
安徒生的笔下，卖火柴的小女孩在贫困与严寒中消逝，那是一个黑暗残酷的时代缩影。可如今，丹麦已蜕变成为一个富裕民主的国度——乃至于被认为其实质上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
曾经有记者实地走访丹麦，映入眼帘的是整洁干净的街道。丹麦政府专门设立的废品银行，别具一格。一个废弃酒瓶投入指定机器，就能自动换算成积分进而换钱。据统计，若是专注拾废品，一天通过废品银行能换取约合人民币1000元的收入。这一小小的现象，只是丹麦富裕的冰山一角。
丹麦的富裕程度体现在多个方面。在经济领域，丹麦拥有高度发达的混合经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常年位居世界前列。其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农业科技化水平高，农产品大量出口；工业以高端制造、清洁能源等为主，在全球市场占据重要地位；服务业也十分繁荣，金融、旅游、教育等行业发展成熟。
丹麦的福利体系更是令人赞叹。在教育方面，实行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学生不仅无需缴纳学费，还能获得生活补贴，确保每个孩子都有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医疗福利上，全民享受免费医疗，从日常看病到重大疾病治疗，医疗费用几乎全由政府承担。养老保障也十分完善，老年人能够领取丰厚的养老金，安享晚年生活。失业保障同样健全，失业者能领取较高比例的失业救济金，帮助他们维持生活，同时政府还会提供就业培训和指导，助力他们重新就业。 丹麦在社会发展上取得的成就，使其成为许多国家学习和借鉴的典范 。
在对社会主义的认知探索历程中，曾经长期存在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比例占比高。然而，这种看法已逐渐显露出局限性，成为一种相对落后的观念。
深圳
回溯1979年，中宣部理论局局长李洪林发表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犀利地批判了“四人帮”将普遍贫穷视作社会主义，却把富裕生活当成资本主义的根本性错误认知。同时，也对把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化，实行高度集中管理以及高积累、低消费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李洪林着重强调了社会主义的两大关键要点：其一，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的富裕与幸福；其二，发展民主。这一观点打破了传统认知仅聚焦于公有制比例的局限，将社会主义的内涵与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民主权利紧密相连。
曾经对社会主义的定义，过度强调公有制的比例，仿佛公有制占比程度越高，就越能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即使是普遍贫困。但在时代的发展与实践检验中，这种理论逐渐被证明存在片面性。当下，“功能性社会主义”的理念更具时代意义。所谓功能性社会主义，关注的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与实际功能。社会主义的核心在于达成目标，即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倘若一个社会公有制占比很高，却深陷普遍贫困，生产力发展滞后，那么即便公有化程度看似符合传统认知，也难以称之为真正坚持了社会主义。
正如李洪林在《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所阐述的，不能简单抽象地认定公有制程度越高就越是坚持社会主义，衡量的唯一标准在于能否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只要能有力推动生产力发展，即便公有化程度相对较低，也同样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反之，若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即便公有化程度极高，也不能算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任何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理念与模式，无论出自何种经典著作，无论曾被谁肯定，都必须进行改革。
到了1989年6月，李洪林在《四种主义在中国》一书中进一步阐释，新的社会主义虽无既定蓝图，但有一条最为关键的标准，即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具体而言，在经济方面，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推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落实按劳分配原则，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实现人民富裕幸福、国家兴旺发达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
在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进程中，还有更多的学者从不同视角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与内涵进行了深入剖析。2006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提出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观点，主张从旧有的以公有制比例为判断标准的结构型社会主义，即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向功能性社会主义转变。
功能性社会主义将人民普遍幸福作为核心目标，只要达成这一目标，便符合社会主义的要义。这一理念与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高度契合。
“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从生产力发展、国家实力提升以及人民生活改善等多个维度，为判断社会主义实践的成效提供了清晰且务实的标准，其指向的正是功能型社会主义。它不再单纯纠结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与比例，而是将关注点切实放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成果与人民的切身利益上。
王占阳在其著作中还指出，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丰富多元，涵盖了效率、公平、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福利、正义等诸多重要价值。这些价值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基石。效率的提升能够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为实现其他价值提供物质基础；公平则确保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合理分配，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益；自由、民主、人权是对人的尊严和权利的尊重与保障，体现了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博爱、福利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人文关怀，致力于提升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正义则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竞争的准则，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
与此同时，学者徐景安也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有着深刻的见解，他高度赞同“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的观念。在他看来，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不仅意味着物质生活的富裕，还包括民主权利的充分享有以及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幸福的内涵。并且，他提出只要实现了人民的普遍幸福，也就意味着实现了共产主义。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目标上的一致性，即都是为了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与幸福生活。
从这些理论发展中可以看出，功能型社会主义的理念为我们理解社会主义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它摆脱了传统模式对公有制比例的过度执着，更加注重社会主义的实践功能与最终目标。在新时代，我们应积极践行功能型社会主义的理念，以人民普遍幸福为导向，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人民的幸福生活中得以充分彰显。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跳出传统社会主义认知的框架，以更全面、更具前瞻性的视角理解社会主义的内涵与本质，紧紧围绕发展生产力、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国家发展这一核心要义，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