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年轻人的爱情里,总是会有以下这些场景:在家里被催婚,在约会app上左滑右滑地徘徊,又或者在陌生的环境里等待不期而遇。似乎比真爱更令人失落的,是一种现代人孤岛式的伤感。
在专题“预制爱情”中,《新周刊》记录了三种不同的爱情切片,从一次手机上的滑动到异国他乡的观察体会,当代人的爱情如此迥异又如此相同。
别催了,结婚不是完成任务
“快点找人给我相亲啊,今天能安排吗?”“别人像你这样的年纪都当外婆了,像我这样的年纪孩子都上小学了,你倒是快点帮我安排啊!”
这些话,出自一些二三十岁的单身年轻人之口。他们催促长辈抓紧时间给自己寻觅相亲对象,如果对方表现不那么积极,则会用一句“你没努力”表示不满,完成“反向催婚”。
所谓“反向催婚”,指年轻人以一种半调侃、半认真的态度,督促父母把为子女寻找相亲对象当成KPI,以此达到让父母厌烦从而放弃催婚的终极目的。
逢年过节,年轻人总是逃不过来自长辈的催婚大法。既然逃不过,那不如用魔法来打败魔法,于是,年轻人发明了“反向催婚”这种很新的反催婚方式——以往年轻人被催婚,属于被动方;如今年轻人反客为主,成为推动相亲进度的主动方,长辈反而成了被催的一方。
2019年5月10日,浙江杭州。阿里巴巴为了帮助员工解决婚姻大事,在园区内举办相亲角活动。(图/IC photo)
催促是反向催婚的第一步。有网友分享经验,当被催问的亲戚表示暂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相亲对象时,可以用“你看看别人都是一天好几场相亲”之类的话术来PUA对方。“看看别人”原本是长辈用来训诫小辈的惯用话术,他们这种恨铁不成钢的口吻,让年轻人或多或少感受到自卑和不适,压力也随之而来。如今,年轻人用上了这套话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除了身份上的攻守交替,有些年轻人还会给长辈“上难度”,给未来的另一半设定理想得超乎现实的标准。比如,要求男方有恪守男德、顾家、主动承担家务等优点,以此来“劝退”有做媒瘾的长辈。
在深圳工作的程序员许淇,向父亲描述了她对相亲对象的要求:会做饭、脾气好、身高1.8米以上、本科985院校以上,这是硬件;还有,她希望回到家就能吃上热菜热饭,如果自己加班,对方就把饭送去单位。她父亲如此回复:“那你自己研发一个这样的机器人。”
(图/《春色寄情人》)
许淇的成长经历,和很多人一样:学生时期,父母对任何早恋行为都明令禁止;毕业之后,他们立即一改口吻,催促她赶紧找对象。
许淇表示,自己的父亲看似开明,但父女二人在交流婚恋话题时,仍然存在价值观差异和代沟——一方时不时就找机会暗示结婚的必要性,另一方则对婚姻无感。
在她看来,用反向催婚来应对催婚,重要的是表明自己的态度:“对于一些家长来说,试图和他们进行严肃对话或者心灵交流,纯属浪费时间。反向催婚更像一种嘲讽类玩笑,只要他(父亲)知道我的态度是不认同,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当年轻人变成发起催婚的主导者,原有的家庭权力关系和家庭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以往,掌握家庭大事(包括子女的婚姻)决定权的,往往是家长:他们有一定的工作年限和人生阅历,在家庭的经济支出中占主导地位,也顺势成为家庭中发号施令、说一不二的角色。尤其在儿女与父母同住的情况下,父母在家庭中的支配感会更明显。
随着时代的发展,家庭模式发生变化。年轻一辈通过工作获得可独立支配的收入,有了“不听从”的底气。他们往往会离开原来的“2+1”核心家庭,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原子个人。
这些年来的国产影视剧,反映了家庭、婚恋观念的变迁。《父母爱情》《王贵与安娜》等以上世纪为背景的影视剧,或多或少体现了当时的家长对子女婚姻的干涉和支配;新时代背景的影视剧则体现了传统父辈在这方面逐渐失去主导权,而一部分中年女性愿意理解、支持子女的选择。
电视剧《烟火人家》中,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娜娜被父亲提醒,除了读书,自己的婚姻大事也要提上日程—— “一个女孩子,最重要的事就是结婚生子”,而这一言论立即遭到她母亲的激烈反驳;《爱情而已》中,母亲建议友安不要结婚,更不要生孩子,因为“世界上除了你自己,谁都有可能祸害你”。
(图/《烟火人家》)
回到反向催婚这件事上,可以看到,当家长成了被催促的对象、给子女安排相亲成为硬性摊派式任务,他们终于体会到子女的心情和感受。有家长被反向催婚后,索性这样表示:“你的对象你自己搞定。”
这种态度的转变耐人寻味:家长催婚的出发点往往是“为你好”,但一旦被催促的对象从子女变为家长,压力来到家长这边,家长就不乐意了。
原因可能在于家长对于失去主导权的焦虑。而无论是催婚还是催生,其本质都是家长对子女的掌控感。他们并没有把子女视为独立的个体,而是视为自己的所有物。子女从应该读什么专业,到应该和什么样的人结婚,事无巨细,家长总忍不住要插手。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这种打着关心旗号、实则施以控制的话语并不陌生。
作为个体,每个人都希望不受或尽量少受他人的干涉,拥有人生的主导权。换位思考之后,家长们也许就会明白,孩子大了,人生的选择权应该交到他们手上。
左滑右滑,在线遇到天真与忧伤
分手四个月后,我的手机里多了些应用。它们的UI设计大致相同,几乎都是亲密关系中的重要元素,诸如亲吻、拥抱、拉手。有的应用软件为了不落俗套,icon索性上升至精神层面,让人产生某种错觉:通过它们,仿佛真能寻得真爱。
为在“雄竞”中占得一席之地,注册账号前,我浏览了其他一些男性用户的资料,看完后多少有些消沉。相比之下,我太过普通,又缺乏自信——非典型性中式男人。
根据那些炫目的自我介绍信息,大致有这几个类型:CBD精英——照片多为商务风,紧抱双臂彰显魅力,同时便于露出高级腕表;文艺青年——摇滚没死,文学永生,兜售的“个性”也是大路货;健身达人——袒露腹肌,目光笃定,大多偏爱“短择”(查过才晓得这是快餐爱情的代名词)。
权衡之下,我选择善良与真诚,于我而言,这是爱情中最紧要的品质。毕竟“陀爷”(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说过:“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再次是以后永远不要相互遗忘。”我依次填好“自我描述”“兴趣爱好”“爱情观念”,又费力地选出几张稍微像样的照片,之后带着好奇和忐忑,踏上旅程。
在软件里,爱情不与过去、现在、将来任何时态相连,它的方向只分左右,当事人无需打舵,只消滑动屏幕:一边代表喜欢,一边代表无感,若是刷惯了短视频,三秒钟就可以做出一个与爱相关的决策。
2018年6月23日,上海。年轻人在咖啡馆里约会、聚餐。(图/视觉中国)
出于本心,我不愿草率。看过外貌,我通常会仔细打量其他个体信息,或者说,审视一个又一个自我标签,直到按下“喜欢”,静候佳音。依照软件设定的机制,双方都“喜欢”,才有后续沟通机会。
最初进入聊天框的,是一位年纪相仿的科研助理。“哈尔滨人”的标签是交流的切口,俗套点说,毕竟是“老乡见老乡”。我多少带点“职业病”,可这“病”某种程度上又成了助力,让我不至于陷入没话找话的尴尬。消化完所有资料,我与她谈及生活、工作,整个过程虽无多大亮点可言,却也谈得上舒适。
几天后,我找准契机,要到了她的私人联系方式。这并非出于什么长远打算,只是我在社交软件上的聊天速度称不上快,有时想要好好回复,情绪早已消失殆尽。我的理解中,亲密关系,可拆解来看,一则为亲密,二得有关系。软件之上,难以两全。
(图/《在暴雪时分》)
她看到我的微信头像是法国画家雷诺阿的《小艾琳》,签名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的最后一句话“吃屎!”,说我太过奇怪,“头像用女孩的,签名也不像正常人”。我解释一通,她回复:“就算再有典故,也还是很难接受。”我只剩苦笑。原来此前所谈及的理解、倾听,不过是镜花水月。我想到“容器人”的理论,此时依旧受用:寻找爱情的彼此,好像也只有隔着玻璃壁的碰触,鲜少产生真正的共鸣。
在那之后,我感到些许无聊,也不再太过认真对待:闲时,凭依本能,左滑,右滑,右滑,左滑;高峰时,同时与五六位异性聊天。在软件里,关系尚未确定,似有一切开放的可能性,但等到停下来,关上手机,紧闭双眼,我自觉像个客服,甚是疲惫。
人终归是人,难抵孤独,更何况,对我这样一个“恋爱脑”男生来说,我从心底渴望建立一段趋近永恒的关系。这听上去也许过于天真,可一切爱情,不正是始于天真,毁于无趣么?
我的个人倾向,是在建立一段较深的联结时,主动切断其他联系。这不是出于多高的道德感,而是在通向爱情时,我想稍微纯粹些,也想建立某种清晰的边界感。对方若感知到,就促成了后来的线下见面。至于次数,作为隐私,我暂且不谈,只拣其中的小细节,漫谈几句。
对方化名“兔子”,是图书版权代理,硬要算,也是半个同行。她工作很忙,故与我约在她的公司附近吃饭。她是成都人,但她的吃辣能力显然与出生地的人无法匹配。(当然,这是刻板印象,我后来想,社交软件上总是充满类似的武断。就像我刚开始观察其他男性用户那样,没有深入了解,却妄下断言。)
(图/《烟火人家》)
“兔子”开门见山,以一副相亲的架势与我交谈。情感经历、未来规划,包括对她所提出的关于丁克的看法作何评价,我一一作答。坦诚讲,我有种面试时的紧张感,但在阐释和表明自己的真实想法后,又重获松弛。
在她身上,两点让我颇具好感:其一是,她在听完我讲述时,会适时送上抚慰,道上一句“辛苦了”,让我有些触动;其二是,我本打算借上厕所之由到前台结账,厕所上完,才发现她已买单。在此之前,还没有其他女生主动这样做过。
关于账单,临别前,我说给她提供两个选项:一个是AA制——代表关系终结,“面基”失败;另一个是“下回我请”——继续深入关系。她说想要思考,我回复:完全尊重。出了门,我们朝同一方向行去,她回家,我去地铁站。
路上,她说她走道儿很慢,我说又不赶时间,慢有慢的好。过红绿灯时,我们挥手作别。我视力不好,只看得到她面庞前有一团哈气。距离太远,她是否又说了些什么,我没能听见。半小时后,我走出地铁,收到微信,她说:“下次换点别的吃,我吃辣的时候,你总在笑。”
远在荷兰,爱情同此凉热
千禧年前后,地摊杂志满挂报刊亭内外。封面标题耸动、艳丽、不知所云。有名或无名的红男绿女,于风中轮番亮相,又互相遮蔽,似一面面欲说还休的旗帜,引人顾盼。多少个夏日晌午,老式工人单元宿舍楼晒得滚烫。我趁大人熟睡,隐入阳台杂物堆,偷偷翻看此类情感杂志过刊。劣质纸张的油墨上,横陈人间桩桩荒唐情状,无法定义,无法自拔。空调外机嘈杂,纱窗缝隙处,不时钻入远处长江上宽广湿润的船号声,掩盖少年心脏的阵阵轰鸣。
(图/《小巷人家》)
二十多年后,“situationship”一词入围年度词汇,勉强直译过来,是“情境式关系”。中文世界,往往用该词形容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模糊地带。我更偏好“情境”的晦涩命名,有一种宽泛又精确的残忍。天长地久的神话被当代生活的快刀细细切碎,架在镁光灯下慢烤,逐帧审视,只许讲几年几月几日几晚,只许讲醒时同交欢,只许讲小费可以多给一点吗。
于是漏洞百出,浪漫主义穿帮成现实主义,人人有苦衷、有缺陷、有顾虑、有难言之隐。儿时的记忆也一并有了说法,种种光怪陆离、恶形恶状,原来不过是几出掐头去尾的折子戏。市民阶层,如潜在江底的浮游生物,语言诞生之前,就早早知晓了世情的冷暖变化。
情境式关系,在欧美国家的青年人群中已是寻常;在我所在的荷兰,则近乎官方鼓励行径。上个月,一位当地同事终于想好要迈入人生的下一阶段:正式结婚。他心不在焉,忙着筹备夏天的婚礼,同我抱怨——宾客名单、婚礼地点、餐食酒水,处处琐碎磨人。我讲:“你越来越像中国人了。”不过我依稀记得,他与现任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十年前。
荷兰人精明、务实、工于算计,爱情在此地也无权豁免。政府将亲密关系分为结婚、注册伴侣、协议同居、无协议同居,且在申请时会被市政人员反复讲解、盘问,确保申请人知道自己走入的是哪一方坟墓。初次听说时,我像吃了十几年软烂如泥的土豆炖牛肉,突然一脚迈进正宗西餐厅,始知道世上牛肉还有三分熟、五分熟、七分熟。服务员在一旁冷眼冷语:“先生,选好了吗?”譬如交税、领补贴、争遗产、养小孩这类涉及钞票的情境,关系不同,权责迥异。等于各式爱情预制套餐,明码实价,一览无遗,无须担心隐藏消费,也毫无节外生枝的惊喜。
2024年4月27日,荷兰阿姆斯特丹。两个年轻人在国王节上假装结婚。人们享受着一年中最大的街头派对,在运河沿岸的船上尽情玩乐。(图 / 视觉中国)
荷兰人的精打细算,或许是地理的问题。所谓低地国家,处于欧洲北部诸河入海的硕大滩涂之上,此处的陆海分界线总是挪移变迁,领主、君王统统袖手旁观,无可奈何。在荷兰尚无名字之时,便有庶民自发成立治水委员会,群策群力,多劳多得。荷兰谚语“上帝创造大地,而荷兰人创造了荷兰”,不算托大。
中国留学生,在处理爱情问题上,也颇沾染荷兰人的习性。与其讲思想开放、入乡随俗,不如讲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孤身跨洋求学,也无非于茫茫四海里争抢一片息壤。租房要写简历,骑自行车需打手势,吃饭点单只能递眼色,冬令时数月淫雨、不见天日,异域他乡,初来乍到,过去数十年的生活经验,在这里被全部连根拔起,几乎令人退回婴儿状态。把自己重新养一遍,不似互联网兜售的那般快马轻裘,抱团取暖是人之常情。
朋友聚会是留学生爱情故事的常见开头。荷式狭促的砖木建筑里,塞下数十个年轻面孔,人人举酒杯,各据一角,作大人模样,三三两两,七搭八搭,互相试探,如俄罗斯方块游戏。籍贯、专业、年龄、爱好、MBTI、欧洲旅行计划,运气好,聊得来,就会从这局游戏里消失,再过数月,便能看到两人搬到一处,过柴米油盐生活,可以拎入东方行、华南行(一些亚洲超市)高价故乡味道,也可以拎出空塑料瓶、易拉罐去超市换抵扣券。
(图/《在暴雪时分》)
两人一般不大讨论“我们是什么关系”,周围人也大都识趣。从飞机落地的那一刻起,这段经历就有明确期限。两人搭伙,除了分摊房租、生活杂费,在毕业时,也多几分延长签证的可能。荷兰移民局规定,一人如获得工签资格,另一人可申请伴侣签,除了必须将地址注册在一处,同样具有居留及工作权利。伴侣签申请,材料冗杂,近乎窥私癖——需向移民局陈情两人如何结识、如何相爱,附上亲昵合照、肉麻聊天记录,乃至出行时的酒店开房票据。
即使彼此心知肚明,知道这段感情不过是微波炉里速成的预制菜,内里凉透,仍需演出表面升腾的锅气。曾听闻,有情侣分手后因为工签,继续在同一屋檐下生活,直到换成永久居留。比起日后PDF相见,这算得上好聚好散。
也有偏爱社交软件者,左滑、右滑,白人、黑人,中东人、亚洲人、南美人,像给芸芸众生勾爱情生死簿。传统的浪漫爱取决于荷尔蒙,出自生物本能的感性考量。约会软件则想象性地颠倒了游戏规则,通过标签和数据,给人以通过理智选择爱情的错觉。
毕业后当无业游民的一段时间里,我热衷于阅读社交媒体上的留学生dating日记,它们已然超出情爱的范畴,是绝佳的人类学田野素材。种族、国家、阶层、性别,在意识形态藩篱日渐坚硬的情境之中实践爱情,通过自我矫饰重现爱情神话,是一种不可救药又不忍苛责的浪漫主义当代症候。
编辑 桃子酱、苏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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