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生产建设时期，有这么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其中前者是指大庆油田，而后者则是指山西大寨公社，该公社通过集体的力量，突破了重重艰难险阻，将农作物的产量提高了数倍，真正实现了衣食无忧的伟大愿景，为全国人民树立了一个正向的榜样。而随着大寨公社的“走红”，大寨公社党委书记陈永贵也逐渐声名鹊起，成为备受推崇的“劳动模范”。
陈永贵生于旧社会，自幼过着贫苦的生活，经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全国推行土改之后，他的处境方才有所改变，至少有了赖以生存的田产和房产。50年中期党中央决定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号召广大农民们团结起来、共同劳作，陈永贵闻讯后积极予以响应，马上联合几十位村民成立了一个小规模的“合作社”，开始集体干农活，共同面对生产难题。
次年秋收之时，“合作社”的粮食产量一举突破往年的记录，大家在交了公粮之后，还能分到不少粮食，足够一整年的用度。其他没有参加合作社的村民得知此事后都非常羡慕，于是他们主动来找陈永贵，希望能加入合作社，陈永贵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当即答应了他们，同时在征得上级领导的同意后，正式将“合作社”升级为“人民公社”。
陈永贵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却深谙管理学的精髓，他将大寨的每一位村民都安排到合理的岗位上，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和能力，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奋斗，将集体主义发挥到了极致。1959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致使粮食严重减产，很多地区的老百姓食不果腹，甚至要吃草根、树皮充饥。
而反观大寨，在陈永贵的带领下粮食产量不减反增，公社社员们完全不用担心吃饭问题。中共中央在得知此事后，马上派人到大寨视察，总结先进经验并向全国推广，陈永贵也由此声名鹊起，逐渐闻名全国，到了60年代初，陈永贵更是在山西省委的推荐下，前往国务院做报告，一时成为“风云人物”。
1969年，陈永贵作为山西省党员代表，参加了著名的中共“九大”，并高票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在毛主席的授意下，陈永贵进入国务院担任副总理，专管农业建设工作。陈永贵是个很纯粹的人，他在身居高位之后，非但没有骄傲、自满，反而愈发谦虚谨慎，事事都三思而后行，力求少犯错误。除此之外，他还主动要求定期去全国各地视察，与农民们面对面交流，倾听大家意见的同时，指导大家更好的开展农业建设。
1976年下旬，毛主席去世，以江青为首的阴谋集团当即“躁动”起来，跃跃欲试妄图抢夺最高权力。时任国家临时领导人的华国锋同志和叶剑英元帅为了反制阴谋集团，当即指挥中央警卫团和卫戍区的部队逮捕了江青及其党羽，这预示着延续了十个年头的动荡正式走向终结，中国即将历久弥新，迈步走向新时代、新时期。
可谁都没想到，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陈永贵却因为过于“保守”和教条，接连踩了好几个“雷点”，比如在1977年，党内很多同志都在极力推动邓公复出，可陈永贵却对此持反对意见，一再阻挠邓公官复原职；而在1978年，党中央决定改革的时候，陈永贵更是一百个不愿意，他还是希望能维持公有制以及计划经济的现状，尤其是人民公社，这是共和国的根基所在，千万不能变动！
但改革是国家的必由之路，任凭陈永贵怎么反对也无济于事，历史的进程非他一人所能改变。后来陈永贵也意识到自己已经脱离时代，远远落在了潮流之后，于是他便在1980年主动提出离职退休。原本陈永贵打算直接回山西大寨生活，但胡耀邦同志考虑到他曾经为革命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理应受到礼遇，于是便安排他住进北京西山养老院生活，并特许他的妻子和子女将户口迁入北京，这在当时算是一项了不起的福利！
陈永贵晚年患上了严重的胃病，由此引发了诸多并发症，1986年，胃病转化为胃癌，并迅速侵蚀其他内脏器官，这导致陈永贵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他最终于当年3月去世，时年七十二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