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觉得自己孩子有情绪问题是中了邪，或者被什么东西跟上了，不去医院也不去找心理咨询师，反而求助于算命师。”
文丨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
编辑丨胡杰
校对丨刘军
►本文7392字阅读13分钟
在重庆一所乡镇中学做心理老师的三年里，李淼经常对这个职业产生自我怀疑。
一边是拿着药说想要自杀、挽起袖子一胳膊划痕的孩子，一边是觉得心理老师太闲、没有心理老师就没有心理问题的学校和家长。她总会感觉无力和沉默。
在相关学者的调研中，和她一样迷茫的心理老师在国内的中小学里比比皆是。大多数时候，他们在学校里宛若透明人，被安排了各种杂活，课表上的心理课也总是有名无实，在学期初就被分配给了主科老师。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乡镇以及县一级的心理老师们面对的问题似乎更加严峻。师生数量配比失衡，动辄一个心理老师要负责三四千个孩子；有的心理老师被多次要求转去教其他科，留个虚名应付检查；有的老师评心理老师职称时，只能用兼职的语文与英语课时；还有的老师连续接到班主任打电话说孩子要自杀，崩溃得嚎啕大哭。
事实上，国家各部门都高度重视心理健康教育。2023年4月，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将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到2025年，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学校比例达到95%。各省市也提出了一系列细则。
但对于乡镇的心理老师们来说，由于种种现实的困境，他们只能在“困惑”中前行，努力完成“救火”的使命。
重庆某乡镇小学孩子们体验校园霸凌的活动，揉皱后无法恢复的纸团仿佛被人被霸凌后的心理状态。受访者供图
“农村孩子抑郁风险可能高于国家平均水平”
2024年的最后一天，李淼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有一个初三的孩子告诉她，自己又出现了轻生的念头，还悄悄地买了两瓶安眠药。孩子恳求她不要告诉班主任，否则父亲和后母知道后的责骂会让她心里更难受。
这样的孩子，在李淼从事心理老师的三年里，时常会遇到。有的孩子对轻生或自残的念头只是停留在脑海里，有的已经付诸实践。最直接的就是用小刀划自己。就像传染病一样，最多的一个班，20多个孩子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李淼注意到，孩子们每次划得很浅，他们并不想死。甚至有两个孩子同时来到了李淼的咨询室，把衣服拉开，手臂上布满密密麻麻的痂。两个孩子知道这样做不对，她们想让老师劝劝对方不要自残。
“孩子们没有正确宣泄情绪的方式，通过自残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是存在的，或者引起别人的注意。”为了逐个解决孩子的问题，李淼每周开放两次心理咨询时间，两个小时里，多的时候会有八九个孩子涌进咨询室。
西南某省一所县城中学的心理老师周雨薇，曾遇到这样的高中生：在教室里，他会忍不住抽搐、呕吐、紧张得发抖。最后发现，这个孩子小时候曾遭到过校园霸凌，到了高中依旧无法融入环境，总觉得别人会伤害他。“这个孩子求助过，但是没有得到及时的帮助，从而把自己封闭起来。”
还有一个高中女生在心理筛查时已经被发现异常。班主任和周雨薇都找她面谈过，发现她的原生家庭重男轻女的情况很严重，导致孩子长期缺乏关爱。孩子被医生确诊为重度抑郁症，结果在办好休学手续的几周后，孩子还是轻生了。
芝加哥大学青年学者付琳赟从2016年开始关注乡镇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态。9年间，她在我国西南、南部、中部等地区走访了100多所学校，了解到了众多的案例：有的孩子因为一点小事吃完老鼠药后跑去和班主任说，然后被拉去洗胃；有的孩子经常跑到楼顶，威胁老师自己要跳楼，如此循环往复十几次。
付琳赟说，在这些极端案例的背后，是儿童与青少年长期压抑的心理需求与得不到关注的情绪。乡村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并非单一因素的作用，而是多重风险因素的叠加。农村的环境具有更多的复杂性因素：大量的人口流动促使孩子被迫成为“留守儿童”，家庭结构变化多，离异、单亲、重组家庭情况普遍。另外，乡村地区很多父母或祖父母无法理解孩子心理健康方面的需求，部分孩子在缺乏家庭关爱或支持的弱势环境下成长，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2022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我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万多名10至16岁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约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
2023年开始，付琳赟与团队对55所乡镇中小学的5017个学生开展了调研，她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测算农村地区五年级孩子抑郁风险为21.3%，七年级孩子达到了31.05%。孩子们的焦虑风险与压力风险的数值更高。“我们作为研究人员，不能从医学角度诊断学生是否患有抑郁症，但是从抑郁风险来看，农村地区孩子的风险可能高于国家平均水平。”
据理力争才保留下专职心理老师岗位
周雨薇是所在县城中学招收的第一位心理老师。在她入职的第一天，学校明确提出要把她调去教政治。“他们说招收心理老师就是为了迎检时整理资料，平时当个‘吉祥物’就行。”
在这之前，周雨薇已经在其他学校做过三年心理老师，她列举了不少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案例，据理力争才保住了这个职位。
后续的一年里，她把心理课在学校开了起来，保证每个班隔一周上一次心理课。她带着孩子们描绘人生挫折的“小黑点”，拿着破损的落叶寻找生活的意义。
平时状态比较抑郁的学生，开始很抵触，但慢慢静下心来，最后完成了自己的作品。有一个很开朗的初中生在观察同学后写下这样一句话：“其实嘴上一直嚷着要自杀的人不是真的想去死，他只是渴望被爱。”这让周雨薇很惊讶，她感觉孩子们其实很敏锐，也并不排斥讨论心理问题。
四川某县城中学孩子们用落叶合作完成作品。受访者供图
周雨薇还把心理咨询提上了日程，孩子可以和她预约时间做咨询。其间，她成功解救了一个在学校里吃药自杀的孩子。“那个学生的同桌找我做过咨询，比较信任我，在同桌吃药后马上找到我。我听说后赶紧找班主任，一起联系家长把孩子送去医院。”
但是入职一年后，校方再次提出了给她转学科的想法。周雨薇很无奈，即使已经发生了危机事件，心理健康还是得不到重视。
“如果心理老师这条通道被关闭了，那个吃药的孩子被发现时是不是可能晚了？”在她的坚持下，校方留下了她的专职心理老师岗位，但是要求她平时要做德育处的杂活。
除了校领导，周雨薇不止一次听到同事说，“在你们心理老师没来之前，孩子什么问题都没有，你们来之后，孩子才出现心理问题。”
“我国中小学的心理健康教育也就是在近10年才逐步普及，以前大部分学校没有心理健康老师，不做心理健康筛查，自然感觉孩子心理问题不严重。”付琳赟说。
尽管近些年心理健康科普已大量开展，但心理问题污名化的事情依旧在乡镇普遍存在着。“孩子们对抑郁的接受度高，他们觉得自己是生病了，想来求助心理老师。但很多家长还是会给心理问题贴上‘神经病’的标签，病耻感强烈。” 周雨薇说。
一位在山西县城工作的家长对心理健康教育很认同，但她身边同年龄段的一些家长闻之色变。“他们觉得自己孩子有情绪问题是中了邪，或者被什么东西跟上了，不去医院也不去找心理咨询师，反而求助于算命师。”
还有的家长觉得，“抑郁症”是孩子编出来骗他的术语，罚孩子在冷风里站在墙头上反思。
为了把这些孩子送到医院检查，心理老师绞尽脑汁。有个高中生经常来李淼的咨询室。父母离婚后，她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父亲天天骂她，不允许她和母亲有任何接触，还会当着她的面辱骂母亲。她想去医院检查心理问题，结果父亲回了一句“你别读书了，直接退学”。
班主任给孩子父亲打了几次电话，结果每次都被骂回来。“他不能接受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的事实，觉得如果没有老师说，孩子根本就没有问题。”李淼说。
最后，一位很有经验的老教师给孩子家所在的村委会打电话，让村干部做家长工作，孩子最终确诊抑郁症，开始吃抗抑郁药物。
从全球来看，随着大家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视，心理问题暴露得越来越早。2023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约有10%-20%的儿童和青少年罹患心理健康问题，其中一半的心理健康问题在14岁之前开始凸显。
付琳赟觉得，如果把心理教育前置，让孩子从小学开始就得到干预，那么后面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的可能性就会降到最低。“英国有研究表明，心理健康疾病的预防类项目已经达到了15:1的回报率，就像出生后要‘打疫苗’一样，孩子同样也需要心灵的疫苗。”
学校的态度决定心理教学能否顺利
2023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的通知，规定中小学每校至少配备1名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鼓励配备具有心理学专业背景的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各地对于心理老师的配比和心理课数量要求不一，但行业内普遍认可应按照师生比1∶1000配备专职心理健康教师，每2周1课时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
但付琳赟调研的一所县城里，100多所中小学，只有37个专职心理老师，其余的都是兼职。很多老师没有应对危机的经验，面对学生重大的心理危机如自残、自杀的事情毫无处理头绪。
一位广西县城中学老师告诉新京报记者，她最多时一个人照顾着4000多名学生，一周要上18节心理健康课，有时一天要上5节课外加晚自习，根本没有时间沉下心备课。学校没有给她和学生买过心理教材，有时不同班级的进度不一样，或者孩子们特别闹腾，她干脆给孩子们安排电影赏析课。
规模大的学校会设立专职的心理老师，但对于乡镇中小学来说，兼职心理老师属于普遍现象。
一位在山东乡镇小学任职十多年的心理老师告诉新京报记者，她兼任过小学里除了体育外的所有学科，哪里缺教师就把她补到哪里。而另一位山东乡镇初中的心理老师在填报心理教师职称的时候，只能把自己教过的语文和英语的课时算进去，心理课压根不被学校计入课时，给学生做咨询也要靠“为爱发电”。
“我们评报职称，需要学校考核优秀，学校的考核又只有学科成绩一个标准，心理学科压根没办法量化，导致心理老师没办法和别人竞争。”上述心理老师说。
重庆某乡镇小学老师带领孩子们在黑板上写出什么是霸凌。受访者供图
多位心理老师告诉新京报记者，在迎检的过程中，学校会把一些班主任的名字写入“兼职心理老师”之中，但实际上平时的心理课与咨询工作还是由心理老师承担。还有心理老师表示，学校有套“阴阳课表”,心理课在学期初就被分给了主科老师，平时都被挤占，每个班每年能按照课表上一节心理课就不错了。
这并非全是学校的问题。一位河北的村小校长表达了他的无奈：“上级部门要求建心理咨询室，但并没有拨经费，只让学校自筹，可是学校也拿不出这部分资金。”这位校长所在的乡里，只有一位具有心理教师资格证的老师，每次镇里、县里下来检查，这位老师就跑到各个学校里充当门面应付检查。
即使是能正常开课的心理老师，没有课件标准、成熟的督导体系，也导致他们为“怎么上课”这件事困惑。
李淼所在的学校没有订心理教材，李淼自己买过市面上通用的教科书，但她感觉照着书自己都上不下去。“心理课的时效性很强，教材里几年前的案例在孩子们看来会很幼稚。孩子们很讨厌老师或者书本讲大道理，而市面上的教材偏学术。”
她只能照着2012年教育部修订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的要求，去社交平台上寻找名师课堂，四处收集案例。“新老师到学校的时候都会有老教师带着，教他怎么上课，但是我们心理课从来没人旁听过。”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高天明曾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表示，学校心理教师多为教育心理学、应用心理学背景，欠缺对常见精神心理问题识别和处置能力训练，在面对学生更进一步求助需求或心理危机事件时，专业能力经常捉襟见肘。
付琳赟觉得，这个问题在于缺乏支持性系统。“我们与心理老师访谈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学校都只有一位心理老师，他们渴望获得督导类型的支持，让比较有经验的老师‘传帮带’。另外学校的态度决定了很多心理教学能否顺利以及持久地开展。”
一个校园心理教研团队的诞生之路
程好在重庆某县一家12年一贯制学校做专职心理老师，她用了13年时间把学校里的心理咨询督导体系建立起来——每年有20个左右的班主任会作为兼职心理老师接受她的培训，他们还一起打磨出了心理校本教材，有70多种课件教案和资源库可以直接运用。
程好觉得，自己能做到这个程度，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学校的支持。她是学校创建以来聘任的第一个心理老师，当时整个县只有一两名心理老师。家长和其他学科老师都不理解，觉得只有孩子不正常或是患了精神疾病，才会需要心理老师，但是学校领导的意识超前，先拨款把心理咨询室建立起来。
学生对心理咨询没有概念，每天好奇地站在门口偷偷看程好，但是不敢进来。于是她在两个班开启了“试点”，利用班会课的时间上心理健康课；她还在咨询室里安排了沙盘区和游戏治疗区，让班主任告诉孩子们可以来这里玩。
逐渐，找程好咨询的孩子变多了，她利用中午和晚上吃饭的时间给孩子做辅导，晚上加班写咨询记录。她把这些来源于一线的咨询手记整理发表到班主任常看的杂志期刊上，学校收到了不少期刊的感谢信，有的班主任也从这些文章里开始对心理学感兴趣。
两年的时间，校内的局面打开了，孩子会主动来找她咨询。但同时问题也出现了，程好发现自己之前学到的专业知识解决不了孩子的问题，有的孩子经常来到咨询室，什么也不说，只是对她哭。没有同专业的老师可以交流，也让程好觉得愈发孤单。她一度对校长和朋友哭诉：“想教物理去，再也不教心理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学老师和同学给程好介绍了社会上的培训，她去重庆、武汉、北京、上海的大学、医院参加集训，系统地学了儿童精神分析、家庭治疗、危机干预等知识，三四年时间花掉了近10万元，全是自费。
“当时我不敢告诉别人这是自费，怕别人嘲笑我，别人上班赚钱我反而往外花钱。”靠着一腔热爱，程好学习到了很多专业的心理治疗方法。
随着国家对校园心理教育逐渐重视起来，县教育局有了专门管理心理教师的工作人员，也出现了教师培养计划，一些以前需要自费学习的课程现在能免费听，更多的教师能接触到培训。
近几年，程好发现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出现得多了，虽然知道怎么做疏导了，但一个人感觉疲于奔命。她想把心理课程开起来，让预防工作做在前面。
学校有120个班、5000多个孩子，她尝试每个班上一节课，一学期把所有班级上一轮，但一点效果也没有。最后她和校长申请把感兴趣的班主任培养成兼职心理老师，每学期做一次培训，每人负责一部分教案的撰写，在班会课上做心理专题课程。
分管副校长带着程好一个班一个班地试听、磨课，最后形成了心理校本教案，学校里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心理教研小组。“学校会把心理班会的课时费调高，同时在每年举办优质课展示，发放奖金，这些真金白银对大家都是安慰。”
后来，县教育局把程好所在的学校设为示范点，让其他学校的心理老师来吸取经验。但程好依旧在其他心理老师听到了很多无奈，有的老师没有督导支持容易孤独进而放弃，有的老师依然不受学校重视。程好觉得，如果获得更高层级的支持，这些有热情的心理老师能做得更好。
四川某县城中学学生绘制自己人生的挫折黑点，写下黑点带给自己的收获和之后自己应该如何成长。受访者供图
只有确保心理健康的教育才是真的教育
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孝任曾于2012年至2021年任县教育局局长。唐孝任说，他上任伊始，就意识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迫切性。
最初的原因是一位初中留守儿童的自杀——孩子父母外出务工，找奶奶要零花钱被拒，于是喝了农药。2012年刚上任县教育局局长的时候，全县78所中小学里，心理老师的数量一只手就能数过来。师资队伍都没有，心理教育更无从谈起。
唐孝任让学校与高校合作，集中培训心理老师，考取心理咨询师证书的老师由教育局发放补助。2年间，200多个老师拿到了证书。他还成立了县心育指导中心，让所有学校成立心理咨询室、购买心理书籍，根据验收成果教育局拨付5万元到20多万元不等的经费支持；保障学生心理课时的同时，引入了公益力量的帮助，日慈公益基金会为教师们提供培训，教师可以拿着专家编好的课程直接去讲心理课。
除了心理健康教育，唐孝任还用学生掌握的音体美技能来考核学校。不少教育局班子成员和学校领导开始都不理解他的做法，认为考试成绩是唯一的标准。但是唐孝任觉得，只有确保心理健康的教育才是真的教育。
数据统计，学生没有因为课表上少的那几节主科课程降低成绩，反而激发了学习的积极性。2022年湖南省参加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122个县区里，江华县的综合排名由2013年的吊车尾，提升到了全省第12名，高考本科线人数涨了四倍。
江华县的做法，给其他县市“打了个样”，日慈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张真告诉新京报记者，越来越多基层教育部门意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他们愿意动员社会资源开设心理课、培养心理老师。去年一年，有5个县级教育局主动找到基金会，希望将他们研发的针对班主任和心理老师的培训课程引入区域内的学校。去年一年，与日慈公益基金会新合作的学校有426所，“有的中心校校长特别认可心育工作，一个校长能覆盖到三四千个孩子。”张真说。
乡镇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也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关注点。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就有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加快配备乡镇中小学专职心理健康教师，增强对心理健康教师职业发展的支持和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周口市许湾乡希望小学校长李灵建议，将中小学专职心理健康教师配备纳入地方教育督导、学校综合绩效、校领导班子的考评。全国人大代表杨善竑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可联合属地政府，对学生人数较少的学校或者条件比较差的乡镇学校以行政区域为片区，成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联盟。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副院长徐珊认为，心理教师是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重要抓手，心理老师承担着重要的预防性职能，对于中小学来说，应该配齐心理教师师资队伍、给予他们相应的培训，有条件时组织其他教师也参加专业的心理培训，营造更加轻松积极的校园氛围。
对于欠发达地区教育能力不足或服务能力欠缺的情况，徐珊认为，必要时学校与教育部门也可以引入外部力量进行弥补。徐珊注意到，目前已经有不少公益组织加入青少年心理健康关爱行动中。“我们关注到，有的基金会用艺术疗愈的方式进入学校和社区，给孩子提供多种心理压力疏导方式；有的公益组织培养志愿者与留守儿童互通书信，增强孩子们的社会支持。”在徐珊看来，心理健康教育应该由整个社会凝聚起来，多环节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李淼、周雨薇、程好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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