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西安事变经过的朋友，对于刘鼎这个名字，一定不会感到陌生。毛主席曾多次指出：“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毛主席之所以如此赞誉刘鼎，和他曾任中共驻东北军代表的经历有关。
1936年3月，此时距离西安事变还有很长时间。地下党员董健吾告诉宋庆龄，称张学良想和中共建立联系，需要一位中共人士给自己当顾问，宋庆龄于是就推荐了刘鼎。不久后，周总理派刘鼎到西安担任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对张学良开展统战工作。
为了方便联络，张学良安排刘鼎到金家巷张公馆居住，并为他架设了秘密电台。通过几个月的工作，张学良对红军、共产党都有了深入的了解，对于党严密的组织和战斗力、以及周恩来等人的人格魅力都非常钦佩，对比腐朽没落的国民党，他的立场越来越靠近共产党。
那段时间，张学良和刘鼎的关系极为亲密，甚至可以说是对他言听计从。在刘鼎的建议下，张学良组建了王曲军官训练团、抗日同志会、学员队等，希望能在东北军中形成一个崭新的抗日组织，把东北军改造成一支抗日先锋队。
随着事态的发展，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刘鼎于12月凌晨5时，第一时间向中央报告了事变的情况，为中央的决策应对提供了详实的依据。
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半年多时间里，刘鼎见证了很多中央和张学良交往的绝密情况，其中有一些情况，至今都没有解密，比如张学良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
尹航在1978年到1981年期间，曾给刘鼎当过秘书，专门负责协助刘鼎整理西安事变回忆录，在私下的场景中，他接触到了很多一般人不知道的秘闻。
据尹航回忆，刘鼎曾亲口对他讲过张学良申请入党的往事，这段回忆极为珍贵。
刘鼎说，那时1936年6月末的一天，张学良突然把他叫到了房间，要和他密谈。张学良说自己最近感到郁闷，因为东北军势单力薄，要想抗日打回东北，蒋介石和国民党靠不住，他必须找一个靠山。接着他向刘鼎提了一个轰动性的建议：他要加入共产党，要公开打红旗，把东北军拉出国军的序列。
刘鼎听后非常震惊，张学良却态度坚决，说自己马上就派飞机把他送回去，让他向重要报告。
很快，刘鼎就被专机送回了延安，那一天正赶上倾盆大雨，大雨之后又是冰雹，刘鼎在这样的天气下来到了安塞，见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并连夜向他们汇报了张学良的请求，整个会议一直开到天亮。
据刘鼎回忆，毛主席的意见是：关于张学良入党的问题，我们考虑接纳；关于东北军打红旗（加入红军序列）的问题，则要慎重为好。以目前的形势来看，东北军还是留在外面更有好处，不仅可以促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还可以避免和蒋介石激化矛盾。现在要讲策略，有耐心，不能和蒋介石过早闹翻。他希望刘鼎能做好张学良的工作，让他带好东北军，等待时机成熟再作大动作。
刘鼎参加完会议后，立刻就赶回了西安。得知张学良已经去了上海，他又匆匆跑到上海，向他汇报了中央的决定。张学良听后沉默良久，最后感慨地说道：共产党是真的替东北着想，我佩服归党毛先生等人雄才大略。
按照刘鼎的说法，此事之后，张学良便没有继续推进东北军打红旗的工作。至于张学良到底有没有入党，尹航曾问过刘鼎，刘鼎神秘地笑了笑，说道：“这是最高机密，周总理生前对这件事有交待，现在谁也不能讲……”
为什么？因为彼时张学良还在软禁阶段，如果相关的资料流露出去，他必然性命难保。为了他的生命安全，中央严格控制了有关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和共产党关系的史料，将之列为绝密。终其一生，刘鼎都遵照周总理的嘱托，守住了这个秘密，没有开口。
此事在后来又有了一些信息流出，据原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先生回忆，2001年张学良病逝后，他曾去看望过原东北军将领、开国上将吕正操，吕正操亲口告诉他：“张汉公是共产党员。”（张汉公是对张学良的尊称，张学良字汉卿。）
主持过东北军史编辑工作的宋黎生前透露，自己曾就这个问题询问过叶剑英元帅，叶剑英元帅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宋黎说，自己已经把和叶帅的谈话记录了下来，装进了保险箱，准备死后由家人交给中央。
不过，也有学者对这两种说法持怀疑意见，比如著名的党史专家杨奎松教授，他认为张学良并未被吸收入党，最多是一个“特殊党员”，从政治标准、思想意识、组织关系、互相地位来说，张学良都不可能成为一个一般意义的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