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华侨报》评论员 程千凡
在东瀛北海道冬日的暮色中，小樽运河的煤油灯次第亮起，砖红色的仓库倒映在粼粼波光中，仿佛旧时光的碎片被重新拼接。这座曾被《情书》赋予浪漫意象的港口城市，2月4日因入选“日本遗产”名录而再度成为焦点。而与此同时，位于日本九州地区的福冈与佐贺的“古代西都”却黯然退场，成为该制度实施十年来第一个被取消的案例。一进一退之间，日本文化遗产保护的动态名录机制，正以近乎严苛的审美与实用标准，为东亚文化保育提供了一面棱镜。
日本遗产制度的设立初衷，是将散落各地的文化资产编织成故事，以振兴地方经济与文化认同。自2015年启动至今，104项遗产如同一串不断流转的珠链，既有新珠添缀，亦有旧珠褪色。此次小樽的入选，恰似运河边那座百年音乐堂的重生——明治时代的砖石仓库转型为艺术空间，历史肌理与现代功能在此交融。文化厅的评审专家们看重的，不仅是小樽保存完好的金融街旧址与运河景观，更是其将历史建筑改造为酒店、玻璃工坊的“活化”实践。反观福冈与佐贺这样“西都”的陨落，地方政府协作的断裂与居民认知的薄弱，恰似锈蚀的齿轮，终令文化传承的机器停摆。
这种“不破不立”的机制，让人联想到日本京都哲学之道旁的古寺修缮——朽木必去，新漆必涂，唯此方能维系建筑千年不朽的魂魄。日本文化厅将名录总数控制在百项左右，以替换而非扩容维持生态平衡，恰是对“少即是多”的现代性诠释。遗产不再是永恒的勋章，而是需要持续耕耘的田野。
漫步在北海道的小樽街头，明治时代的银行建筑群与玻璃工坊的霓虹招牌相映成趣。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恰是日本近代史的缩影：从北海道的“华尔街”到战后衰落的港口，再借《情书》的镜头与玻璃工艺的匠心涅槃重生。文化厅的认定，实则是为这段跌宕史诗盖下认证的印章。
小樽的成功，在于将历史转化为可触摸的体验。旧手宫铁道遗址被改造为步行道，铁轨两侧四季变幻的植被成为恋人们的打卡圣地；运河畔的仓库化身餐厅与艺廊，游客在享用海鲜丼的同时，亦能透过砖墙触摸大正时代的贸易风云。这种“活着的历史”，恰与日本《景观法》《历史风致法》中“保护与活用并重”的理念一脉相承。反观“西都”，考古遗址若仅存于学术论文，而未化作居民生活的底色，便难免沦为博物馆中的标本。
日本遗产名录的流动性机制，对东亚文化遗产保护颇具启示。中国江南水乡的古镇、云贵山间的侗寨，也面临过度商业化与原真性流失的困境。如果能够引入动态评估体系，或许可以促使地方政府超越“申遗狂热”，转而深耕社区参与和文化再生产。
譬如中国云南沙溪古镇，通过限制游客数量、恢复传统马帮市集，让茶马古道的记忆在当代生活中延续；而某些沦为摄影棚的徽派村落，则可能因居民文化认同的瓦解而面临“摘牌”风险。这种奖惩分明的机制，恰似日本《文化财保护法》修订后对地方自治权的下放——唯有让社区成为文化叙事的主体，遗产方能摆脱橱窗式的陈列命运。
文化遗产的保护，本就不是封存时光的琥珀，而是让历史在当代语境中持续发酵的酵母。日本遗产名录的“有上有下”，恰似潮汐的涨落——淘汰僵化的标本，激活新生的可能。当我们的目光越过北海道积雪的屋檐，或许能看见这样一种未来：每一处文化遗产都是一扇旋转门，既通向过去的辉煌，亦开启未来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