褭蹏金 南昌汉代 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藏
铜轺车 甘肃省博物馆藏
史颂簋盖 天津博物馆藏
铜车马仪仗俑队 甘肃省博物馆藏
两诏铜权 甘肃省博物馆藏
旬邑权 天津博物馆藏
长信宫灯 河北博物院藏
执锸石俑 四川博物院藏
◎王建南
展览：天开一统——秦汉文物主题展
展期：2025.1.1开展
地点：天津博物馆
2025年开年，天津博物馆带来了重磅大展“天开一统——秦汉文物主题展”，汇聚了来自全国11个省份、16家文博单位所藏文物精品近400件/套，涵盖了多个门类，以此展示秦汉王朝的历史气象，回望先人对实现统一的不懈追求。本次展览也是天津博物馆近年来借展文物最多、参展单位最广的主题展览。
统一的先念
序厅陈列的展品中，两本古籍并不惹人注意，但作为讲述中华民族统一故事的起点，这两本书中提供的线索至关重要。一本是《山海经》，另一本是《尚书·尧典》，虽然都是晚清版本，但里面的内容却是由来已久。
《山海经》中的山川地理、祭祀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古代思想政治元素，其编排体例、性质类别、方位布局等反映和体现了“大一统”思想。如黄帝战蚩尤、大禹杀相繇（音同由）、祝融杀鲧（音同滚）等记载充分反映和体现出了帝王维护统一、治理华夏、巩固权威的责任与能力。依据100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五帝的传说对应了新石器时期各文化的发展历程。生活在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的人们通过不断地接触，至春秋战国时期，最终融合为一。
相传大禹治理了滔天洪水，又将天下划定为九州。《尚书·禹贡》是战国时魏国的人士托名大禹所作，从行文中可见撰写者为诸侯争雄后的统一所提出的治国方案。这是一个宏伟周密的方案，以地理为径，分当时天下为九州，详述了其间的山脉、河流、土壤、田地、物产、道路及各地的部落。
《尚书·尧典》有言“协和万邦”，《尚书·禹贡》中描绘了“九州攸同”，由此可知，中华民族对于大一统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而《禹贡》中的理想政治愿景最终在秦始皇治下实现了。然而中华民族迈向统一的历程又是艰辛而漫长的，其间虽曲折多变，却坚定不移。
统一的步伐
《禹贡》所说的九州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均围绕着黄河流域，秦王政统一天下的步伐也主要围绕着这个地理范围展开。
公元前238年，二十二岁的嬴政在雍城蕲年宫举行亲政冠礼，摆在他面前的任务是继承祖上历代先王的遗志，一统天下。此时，《禹贡》上所说的九州主要被七个强大的诸侯国所占据。除西北的秦国外，还有齐、楚、燕、韩、赵、魏。
从地图上看，秦国位于中华中心地区的边缘地带。先秦以来，中国长期以“中原”为文化与政治的中心地区。这与远古中华文明的进程息息相关。自新石器时期开始，从北到南，数个远古文化的发祥区域从北方的红山文化到东方的大汶口和龙山文化，再到南方的良渚文化等，历经八千年，其间所取得的成就惊人，显示出先人卓越的创造力与组织能力。
这其中，肇始于今河南三门峡地区的仰韶文化最终收束了其他地域的文化，形成了华夏早期统一进程中的核心，史称为“中原”。从仰韶文化繁衍出来的庙底沟文化，一路向西北发展，在今西安周边形成了半坡文化及至甘肃的马家窑文化，为日后秦国的诞生奠定了文明的根基。
中国古代有文字可考、有史料可据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1世纪建立的夏朝。夏朝的疆域很小，主要在今黄河中游一带，即今山西的南部和河南的北部。夏朝存在的时间约470年。夏朝灭亡后，商王朝兴起，其疆域大于夏朝，以今黄河中下游为主，其势力范围更大一些。商朝存在的时间约554年，此后被周朝代之。商承袭夏，周承袭商。夏商周三代，如接力赛跑，继承前人文化遗产，终于成为中国文化正统之起点。
西周以今西安市西面的丰、镐为国都，其疆域以今关中和黄河流域中下游为主体，南到淮水和汉水上游，北到燕山以南，东到东海，西到甘肃东部，政治上实行分土封侯制度。本展中一件重要的展品史颂簋，为西周晚期的重要青铜礼器，其盖内铸有63字铭文，记录周王命史颂省视苏国之事。另一件救簋的盖内铭文则记录了西周时期修治五邑堤坝之事。
西周后期，各诸侯国间争利现象激化，导致彼此的攻杀，相互的兼并。到公元前475年，经春秋时期续存下来的一百余国只剩二十余国，其中最强大的七国分别为秦、楚、齐、燕、韩、赵、魏。志在一统华夏的秦国发动了最后的战争，其中秦灭赵和楚最为艰巨，耗费巨大。公元前223年，王翦、蒙武率领秦军攻破楚国最后的都城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俘获楚王负刍。展中的寿春府鼎即为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因盖上刻有“寿春府鼎”四字铭文而得名。楚国亡了，这件鼎一直“活到”今天，讲述着这段历史。
秦统一天下，除自身的军力强大和制度优势之外，更有外部文化上的铺垫。先秦时期,五方之民共天下，已产生“天下共主”“宅兹中国”的理念,经春秋的百家争鸣,尽管诸子立场各异，却在“定于一”上达成了共识。
统一的保证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在他心目中，天下和国家之间还是有所界别。“天下”是普天之下，“中国”是天下的核心地区，这个核心地区已超越了夏商周时期的“中原”，他为新的大一统的实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统辖模式，反映在思想上，必然是逐步破除旧的诸侯国家观，树立起新的大一统的国家观；表现在体制上，就是秦统治下的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具体分为皇帝制、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
为了巩固这套制度，秦始皇进行了几项重大的整合。首先是整顿社会经济秩序，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创造条件。曾经在周朝发挥重要作用的井田制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瓦解，原因之一是越来越多的贵族、官僚和豪族隐瞒大量田地，不向官府纳税。秦始皇下令清查田地，按亩纳税，同时也使土地私人占有制合法化了。
里耶秦简是迁陵县（今湖南龙山县里耶镇）官府向上级机构所作的情况汇报。其中涉及户籍管理的文书记录了秦始皇32年迁陵县总共有多少户，由负责户籍管理的官员如期上报，体现了秦朝“编户齐民”的户籍制度是确保实行中央集权的政府将官与民、田与赋纳入权利范围的基本政务制度保证。
其次是统一货币。战国时期，各国铸造的青铜货币，形质与重量各不相同。这样杂乱的货币状况显然不利于发展商品交换关系，更不利于赋税的征收。秦始皇下令废止使用六国的旧币，颁行统一的新货币。新币分为二等：上币用黄金铸成，下币用青铜铸成。名为“半两”的圆钱规格合理，便于携带，适宜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自秦朝开始使用后，这种形式的货币延续至历朝历代，直至20世纪初。展厅里陈列的半两钱铜范和半两钱实物成为触摸秦朝的代表性器物。
仅仅统一货币还不够，还要有统一的度量衡配套。天津博物馆收藏的旬邑权就是这样一件标准衡器。通体呈八角棱形，器顶口有一长方形横梁，左右两侧有阳文篆书“旬邑”(今属陕西省)。权体的八面刻有秦始皇和秦二世的诏书，书体为小篆，古朴劲健。两诏铭文在秦权中较少见。
另一件来自甘肃省博物馆藏的两诏铜权，为钟形，器表铸成多道觚棱，阴刻的小篆分布在觚棱之间的平面上。内容为秦始皇廿六年诏书和秦二世元年诏书。此权保存完好，权重250余克，为秦一斤，能较准确地反映秦斤的标准重量。展厅里另有秦始皇诏量，与此相对应的是汉代的灰陶龙柄陶量和东汉铜量具，佐证了汉承秦制的史实。
文字的统一是秦始皇的一大功绩。中国文字的演变历时漫长，从原始社会的结绳记事，到新石器时代一些陶器上的刻画符号，都属于文字在孕育过程中的产物。待到商朝的甲骨文出现，中国的文字正式登上信史记录的舞台。
展陈中有三件商代武丁时期用于占卜的甲骨，其上的文字透露出王与贵族臣子之间的往来事宜。随着青铜铸造技术的出现，商朝步入了青铜时代，器物上铸造的铭文进一步说明了器物的身份，更成为今人了解商周时期历史最为重要的真实记录。甲骨文转化为金文，文字在承载历史的同时，字体也在发生变化，但始终未有统一的通用文字出现。秦始皇灭掉六国后，下令由大臣李斯等主持制定了统一的文字——小篆。至汉代，由于书吏每日要完成大量文字抄写与记录工作，随着书写速度的加快，小篆解体成为汉隶，前期以居延汉简为代表，后期是东汉年间的熹平石经，隶书由草体规范为结体匀整的正体。
秦朝保证统一的措施不仅体现在规章制度的改革上，更显露在对山川河流的规划与改造上。万里长城将战国时期秦、晋、赵、燕等诸侯国自建的长城连为一体，形成了一个统一严密的防御整体。
与“书同文”相对应的是“车同轨”。在统一了车轨的尺寸之后，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大修驰道，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东至今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西至今甘肃东部，南达今湖北、湖南，北抵今河北、山西北部及内蒙古南部。道宽五十步，每隔三丈植树一棵，用铁椎夯打路基，使路面平坦坚实，以利于奔驰。秦始皇还修直道一条，自云阳（今陕西淳化）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约七八百公里，以备匈奴入侵时秦军能以最快的速度抵达御敌前线。观众可以从展陈中的铜车马遥想当年秦军急速行军时的威武姿态与行动的高效。
统一的基础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农为本的社会，这一思想在先秦时代已多有体现，在秦统一中国后，得到了空前的提升。秦始皇废封建，行郡县，形成了皇帝与臣民之间的直属关系，以荀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在行政运行中得以充分体现。
《吕氏春秋·上农篇》阐述了农民对皇权的价值，在于生产、服兵役、守法奉上。汉朝建立后，秦法不改，自汉高祖，经文帝、景帝，逐步扩大皇权，废功臣诸侯，削同姓列王，这一切为农业的发展扫清了障碍，真正使农业生产成为汉朝的根本。
汉朝法令重农抑商，地租极为轻微。汉文帝时正式宣布农为立国之本,政府屡次下诏，体现政府对农业生产的关注。汉初经过一个世代的休养生息，人民乐业，人口数量也大大增长。
秦汉时期，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居生活特色鲜明。生活方式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从考古出土的汉代模型明器来看，当时的人事死如生的观念促使随葬品中模仿生前财产房屋的陶制品大量出现，主要包括仓、灶、井、风车、碓房、圈厕、院落、楼阁、田地、池塘、器用及家禽、家畜俑。由于造型写实，今人可以据此了解当时畜牧养殖的种类、屋舍布局的状况和屋内生活器具的样式与精致程度。
展陈中一件汉代绿釉二层陶水榭最为突出。器物为红胎，通体施绿釉。下有一宽平沿圆盆形水池，池内塑有鸭、鱼、龟等动物。池中央为二层水榭，第一层四面开四个方形大窗，第二层为三面开窗的亭式建筑，四周有走廊，廊内站立持弩机的三个陶俑。
最受人瞩目的器物当然是借自河北博物院的长信宫灯。此灯通体鎏金，以汉代宫女形象为基本造型，身体姿态呈跽坐式。宫女一手执灯，另一手袖似在挡风，实为虹管，用以吸收油烟，既防止了空气污染，又美观大方。
四川博物院藏执锸石俑塑造了一尊老成持重的汉代农夫石像。他的帽子形如采自山中的菌，长圆脸上略带笑意，再加上大鼻头和微张的嘴巴，给人以憨厚朴实之感。他短衣露腿，双手牢牢握锸柄于胸前，仿佛这是他的宝贝。在四川的东汉墓葬中，执锸俑常有出土，说明农业的发展与铁口锸（掘土工具）的普遍使用。农业是根本，农具自然成了农民的心爱之物。
一系列带有草原风格的器物和西南各民族生活中的装饰品出现在展陈中，令人目不暇接，这足以证明秦汉王朝对边疆的拓展与经营使得北方的匈奴、南方的百越和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联系日益紧密。
统一政权的确立为民族凝聚力的产生与向心力的增强开创了史无前例的有利条件，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在共同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下的相互认同与融合。秦汉400多年的历史跨度证明，边疆地区文化与汉文化共同构成了秦汉时期多元灿烂的文明，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图源/天津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