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蒂亚斯·史派克特，翻译/陈佳芮，校对/观察者网 郭涵】
过去二十年的全球权力转移过程中，全球南方总体上是受益方。
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不断增长、中国崛起为大国、美国与欧洲盟友的紧张关系以及大国竞争的日益加剧，都使得全球南方在全球事务中获得了新筹码。全球南方国家利用了这些变化，建立了金砖国家组织（BRICS）等新联盟，加强了非洲联盟（The African Union）等区域联盟，并在联合国大会中推行更为积极的议程。
从倡导签署《巴黎气候协定》（Paris Agreement）到将以色列起诉至国际法院，由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绝大多数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国家所组成的全球南方，表现出更大的意愿来挑战西方主导地位并重新定义全球秩序的规则。
但是，一个“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似乎会将这些成果置于风险之中。
唐纳德·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提出的承诺会打击发展中国家的痛处：提高关税，这将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将大规模驱逐移民正常化，而移民的汇款对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至关重要；退出全球环境协议，这些协议为那些更加受到气候危机影响的群体提供了关键支持。
特朗普主张的经济政策很可能会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并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破坏性的连锁反应。因为随着全球利率上升，对已经背负债务负担的经济体来说，信贷变得更加昂贵。他承诺将矛头指向中国，这可能会使中国政府更难继续充当世界许多国家的替代市场和投资来源。
1月2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第一资本体育馆，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 图源：新华社
但即使特朗普兑现了承诺（这未必会实现），对全球南方国家来说，更重要的应该是其中代表的机遇。特朗普对非西方世界兴趣不大，甚至经常表现出蔑视。但矛盾的是，他的回归可能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推进自己的利益。特朗普对某些国际规范的敌意将推动全球南方更有效地合作，而他交易型的外交路线将使这些国家有机会利用大国竞争并从中渔翁得利。
如果特朗普最终选择迎合俄罗斯，将其从中国身边“撬”走，这将表明美国现在必须应对一个多极的世界，而多极世界正是全球南方国家所认同的地缘政治观念。事实上，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的政府都欢迎特朗普背离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传统，这一政策传统旨在让世界变得“对民主体制更加安全”。
但自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提出这一传统以来，美国一直对欧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适用双重标准。相比之下，特朗普借鉴了另一个传统，即威廉·塔夫脱（William Taft）总统等人的传统。塔夫脱在卸下了道德的伪装后，通过“美元外交”的经济影响力将美国的权力扩展到海外。这两条路线在形式上都是霸权主义的扩张，都试图巩固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支配地位。但前一条路线披上了道德优越感的外衣，而后一条则没有顾忌。无论美国政府宣称的目标是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都会认为特朗普不在意道德的实用主义代表一股新鲜空气，也是促进自身利益的一个契机。
摇摆不定
全球南方是一个庞大的范畴，涵盖了一系列财富、影响力和志向等各不相同的国家。巴西这样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与尼日尔这样较贫穷的国家相比，其利益和需求截然不同。全球南方国家并不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比如，印度尼西亚越来越抵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阿根廷却因其总统、特朗普崇拜者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而重新调整了外交政策，以更接近美国的立场。
同时，印度在两条道路之间维持平衡：一方面要维持其与后殖民国家传统上的团结关系，另一方面又渴望成为半只脚踏进美国阵营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大国，这一变化提升了印度的全球地位，使其成为制衡中国的重要力量。
尽管存在多样性，但几十年来，全球南方还是成功组建了有效的联盟，以重塑那些长期以来为大国利益服务的国际规则。这些国家有时会团结起来，使国际规范变得更加公平。
二十世纪中叶，在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的旗帜下，全球南方联盟的目标是拆除西方帝国的遗产，争取主权、种族平等、经济正义，以及从西方影响中获得他们眼中的文化解放。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全球南方国家在联合国七十七国集团（G77）等各种团体下组织起来，取得了重大胜利：去殖民化被写入国际法，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原则成为全球准则。石油贸易卡特尔欧佩克（OPEC）等组织利用经济杠杆，加强非西方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控制。
至关重要的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主张开始影响有关核不扩散、贸易、能源和环境的规则，从而使国际法中明确规定，有必要通过实现再分配正义的形式，对摆脱了殖民主义蹂躏的国家予以补偿。
1968年7月1日，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卢埃林·汤普森（左）与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右）签署《核不扩散条约》 资料图
以全球防扩散机制为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苏合谋阻止核武器及技术知识传播，以遏制核扩散。这激怒了全球南方的许多国家，它们渴望获得更多的和平利用核能技术，并担心超级大国之间达成的协议会事实上巩固核武器的地位，使得未来几乎不可能消除核武器。这些国家联合起来，经过多年的执着谈判，与超级大国达成妥协。1968年签署的《核不扩散条约》（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仍然有利于拥核国家，但该条约也包含了鼓励大国进行核裁军、弱国开发和平利用核能技术的条款。
在这一进程中，也遭遇了一些挫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美国认为全球南方已经过时，并坚称所有国家都应进行国内改革，以适应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结构调整方案强加了金融上的去监管与财政上的紧缩政策。同时，美国利用国内法的域外适用，尤其是通过1974年《贸易法》（Trade Act）第301条的规定向各国施压，要求其取消保护性关税和补贴。
然而，全球化的发展却出乎意料。它为许多后殖民国家创造了新的财富，推动了中国的崛起，并助长了政治化的伊斯兰教等强大的跨国运动。尽管全球化也在发展中国家引发了一波民主化浪潮，但其结果并非总能让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受益。
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为全球南方国家重新打开了机遇之门。围绕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话语呼吁建立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让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更加平等地享受繁荣的果实。当然，克林顿也未能免于违反这些规范，例如他于1999年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发动北约（NATO）对科索沃的军事干预行动。1996年，《赫尔姆斯—伯顿法案》（The Helms-Burton Act）对与古巴有商业往来的外国公司进行惩罚，而实际上，从事此类业务活动在其他国家政府看来是合法的，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角度来看也是合法的。
但克林顿对“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强调允许全球南方国家利用国际机构为自己谋利。世界贸易组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谈判有利协议的平台，包括在法律上挑战更强大经济体的能力，这有助于在国际贸易中公平竞争。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凸显了性别问题的重要性，通过动员国际社会支持性别平等倡议，向各国政府施压以更好地保障妇女权益，开启了发展中国家进步主义变革的时代。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提供了一种机制，通过该机制，发展中国家可以在实施环保政策的同时获得财政和技术支持，同时也对未能控制碳排放的发达国家进行问责。世界银行进行了改革，优先考虑减少贫困和促进全球南方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尽管存在不完善之处，但这一制度化的全球规范体系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多边机制对大国进行问责，并获取对方实质性的让步。
“9·11”袭击发生后，钟摆又急速倒向另一侧。
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 Bush）坚称：“现在没有规则可言。”这一宣告开启了一个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其他地方肆无忌惮使用武力的时代，导致了全球南方数百万人直接和间接死亡。美国在秘密设施中对发展中国家的被拘留者施以酷刑。在许多西方国家，穆斯林普遍成为种族化审查的对象。
在美国支持下，沙特空袭也门荷达台后留下的废墟 资料图
“国家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这一人道主义理论基于阻止种族灭绝等罪行，允许国际社会进行军事干预，但这也为入侵和侵犯他国的主权提供了便利，比如2011年北约领导的对利比亚的袭击，该袭击似乎更多是出于战略利益的考量，而不是对民众福祉的担忧。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挑战国际法，将也门变成了无人机战争的试验场，致使一个脆弱的国家陷入混乱。这种干涉主义滋生了不稳定，引发了从非洲和中东向欧洲的大规模移民，这在2010年代的叙利亚内战期间尤为明显。
2008年的金融危机将钟摆推回了另一个方向。
这场危机给西方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暴露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支柱内部的腐朽。几十年来，西方第一次发现自己需要全球南方。二十国集团（G20）让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等新兴经济体与传统西方大国平起平坐，取代七国集团（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论坛。
非西方国家在制定全球复苏计划方面赢得了更大的发言权，比如在协调刺激措施和金融治理改革方面，二十国集团监督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代表权的扩大，将更多新兴经济体的声音纳入其中。非盟、金砖国家、欧佩克+组织（OPEC+）以及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一系列非西方机构成为全球南方集体行动的活跃舞台。
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减缓了全球南方的进步。
在新冠疫情期间，他将世界卫生组织（WHO）边缘化，退出《巴黎协定》，无视贸易规则，在世贸组织框架之外单方面征收关税，这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国际机构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一些适度的保护。没有这些保护，弱国很容易受到丛林法则的伤害。
比如2020年，特朗普宣布打算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暂时冻结美国对非洲关键项目的资助，这破坏了抗击脊髓灰质炎和疟疾的努力。特朗普对国际机构的漠视也削弱了全球南方国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程度。特朗普对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非白人移民的妖魔化进一步加深了分歧，助长了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敌对情绪，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的国界。
乔·拜登（Joe Biden）上任后，情况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在贸易方面，其立场很大程度上与特朗普相似。尽管拜登起初撤回了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一些强硬立场，但在总统任期的后半段，他又开始向这些立场靠拢。拜登让美国重返《巴黎协定》，但他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制定的立法，包括《降低通货膨胀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也有可能成为保护主义的工具，使全球南方国家向绿色经济的转型变得更加困难。
近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转向中国，这丝毫不令人意外。在短短半个世纪内，中国从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强大和繁荣的国家，这有助于它与全球南方的政府和公众对话。中国一直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主要融资方，以贷款和投资换取大宗商品、原材料、能源和港口准入权，从而推动自身的快速发展。从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灾难性入侵，到特朗普对国际协议和机构的蔑视，美国的一系列动作都进一步促使中国成为多边组织的主要参与者。在这些组织中，中国经常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声。
霸权的妄想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对贸易、气候、移民和税收问题的承诺通常被理解为美国从世界舞台撤退的表现。然而，从全球南方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些承诺的意义恰恰相反：它们预示着美国试图重新确立霸权地位。
当特朗普威胁要退出国际协议时，他实际上是在坚持主张美国可以单独行事，其他国家如果清楚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就应该乖乖就范。通过播下对美国承诺可信度的不确定性，特朗普鼓励各国更紧密地与美国站在一起，否则就有可能成为最大输家。特朗普提出的国内减税和加征关税将助长通货膨胀，导致美国的利率上升。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记者会上称，目前美国未缴纳的联合国常规预算摊款已经达到15亿美元,加上未缴纳的维和预算摊款与法庭预算摊款，美国目前总共还应向联合国缴纳28亿美元。
这不仅会提高全球的借贷成本，让那些负债累累的国家处境愈艰，还会使投资者远离新兴市场，转向美国寻求更安全的回报。由此导致的货币贬值将使进口更加昂贵，从而加剧全球南方国家的通货膨胀，同时降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效率。与其说特朗普的竞选承诺意味着走向孤立，不如说他的承诺被全球南方国家解读为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修正主义战略，试图通过吸引其他国家的注意，要求他们与美国结盟，或者在一个越发充满不确定的秩序中处于脆弱状态，来恢复美国的主导地位。
全球南方的领导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国家免受特朗普政策的影响。相比之前的时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公众在政治上更加活跃，技术上也更加强大，这使得他们能更加响亮地提出要求，也更难被忽视。全球南方的许多穷人和中产阶级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机会中受益匪浅，而这些机会正受到特朗普的威胁。他们会期望本国的领导人能够坚守立场。
例如，许多政府将继续探索美元的替代品，试验非美元的支付系统、数字货币以及以本币计价的贸易结算机制，以削弱白宫通过制裁和其他限制手段来胁迫竞争对手的能力。他们可能会寻求新的、创造性的战略来维持国际贸易流通，并规避美国政府所可能施加的限制。对此，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上威胁道，如果金砖国家寻求替代货币“以取代强大的美元”，他将对这些国家征收100%的关税。
如果特朗普确实进行了大规模驱逐（移民），这将损害美国在全球南方大部分国家的地位，因为这证明了特朗普对非西方世界存在严重的鄙夷。这将加深全球南方与北方之间在种族和文化差异问题上的分歧，使西方与亚非拉国家的外交关系陷入紧张，并引发对西方国家更广泛的不满，因为后者一直在维持这个永续的种族等级制度。这些行动可能会加剧美国国内的紧张局势，扩大各社区在种族和移民问题上的分歧，并进一步削弱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道德权威。
在南方国家中赢得广泛团结的一个议题是巴勒斯坦问题。例如，南非已经采取措施，在国际法院质疑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指控以色列实施了种族灭绝行为。许多全球南方的政府认为，这象征着西方更广泛的虚伪，指出西方在强烈谴责俄罗斯进攻与杀害乌克兰平民的同时，却很大程度上容忍了以色列杀害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平民的行为。
这种双重标准加深了全球南方国家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公正性的怀疑。巴勒斯坦人的困境将成为一个导火索，成为现行国际秩序中不平等的象征。并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看来，也是去殖民化未竟事业的体现。这一问题将继续凸显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即使特朗普放纵以色列的野心，发展中国家仍将继续利用联合国大会和国际法来挑战以色列和美国。
在气候行动方面，特朗普的做法会让全球南方内部致力于高碳工业和化石燃料开采的利益集团更加大胆。这将改变权力平衡，令绿色转型的支持者处于不利地位。高碳利益集团必然会抵制必要的改革，并使全球绿色转型的成本更高、速度更慢。特朗普对气候行动相对冷漠的态度可能会鼓励世界各地的伐木工、牧场主和矿工，导致进一步的森林砍伐和不可持续的农业扩张，从而加剧气候变化的严重性，破坏生态系统，导致全球（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农作物减产，并最终威胁全球粮食安全。
当地时间1月19日，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沿街返回家园，庆祝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 视觉中国
同时，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可能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美国非但无法重申其支配地位，可能还会发现世界已轰然巨变。如果特朗普兑现其竞选承诺，缓和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同时仍然向中国施压，他可能会无意中加速朝多极化世界的转型。通过缓和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敌意，特朗普相当于默认俄罗斯无法被征服，且俄罗斯对地区霸权的追求是合法的，其有权追求维持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将为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的主张提供证据，他们多年来始终认为，国际体系不再是由无可质疑的美国霸权定义，而是由一个更加平衡的秩序来定义。在这个秩序中，美国必须逐渐摒弃冲动的单极外交政策，追求仔细盘算的克制外交。
发展中国家会继续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关键的权力中心，利用中国领导的多边组织如上海合作组织（SCO）等平台，抓住机会争取经济、安全和技术层面的让步。在一个以竞争和务实的交易主义为特征的碎片化全球秩序中，特朗普的政策可能会增加全球南方的筹码，使其能够从大国竞争中渔翁得利。
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南方国家既缺乏团结又缺乏资源，无法完全削弱特朗普外交政策的锋芒。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仍将拥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可以制定议程并塑造国际规则。美国仍有能力动用经济胁迫、外交孤立甚至军事力量来压制发展中国家挑战美国偏好的重要尝试。
但是，全球南方崛起的主动性以及其民众日益增强的地缘政治意识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力量的对比态势。美国政府，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其继任者，都会发现那些曾经被视作边缘化的国家的政治重要性日益增长、越来越难以忽视。特朗普想要重新确立美国的霸权地位，但今天的世界远比他想象中棘手得多。
（原文发布在美国“外交事务”评论网站，原标题：“不结盟国家的崛起”。译文有删改，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观察者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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