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双面间谍”杨登瀛身陷囹圄，大喊高声呼喊：“我是被冤枉的！陈赓可以为我作证！”杨登瀛为何这么说？他与陈赓有什么关系？
杨登瀛，1893年出生在广东香山，年少时便已对国家的未来充满深切的忧虑。1911年，年仅18岁的杨登瀛跨越重洋，远赴日本求学，成功踏入日本著名学府早稻田大学的大门，与李大钊结为同窗，共同度过宝贵的求学时光。
在日本的学习期间，杨登瀛汲取丰富的学术知识，更通过亲身体验，对日本的社会风貌、经济体系以及政治格局有深入的了解。
1919年，杨登瀛学成归来，恰逢五四运动蓬勃兴起，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毫不犹豫投身其中，积极参与各类集会与游行活动。
1924年，杨登瀛带着救国梦想，步入国民党的大门，渴望在政治的舞台上施展才华，引领国家走向强盛，可国民党内部的腐败风气与激烈的派系斗争，却让他深感失望。
次年，上海发生一桩骇人听闻的事件，日本资本家残忍枪杀进步工人顾正红，这一消息深深触动杨登瀛的心弦，毫不犹豫地投身五卅运动中，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共同声援工人的正义斗争。
这段时间，杨登瀛结识众多志同道合的共产党人，其中包括李立三等，与上海总工会建立深厚的情谊，这些经历不仅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也悄然改变着他的人生轨迹。
在国民党内部，杨登瀛逐渐崭露头角，赢得一定的地位，在共产党人的圈子中，他也频繁地现身，与他们的交往日益密切。
1925年底，中共党员陈养山来到繁华的上海，向杨登瀛虚心求教日语，两人在频繁的互动中，深入地交流对于国家命运的看法。
陈养山向杨登瀛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一崭新的革命理论，进入杨登瀛的心田。通过陈养山的介绍，杨登瀛有幸结识沈雁冰、赵子昂、陈望道等进步人士，社交圈子逐渐扩大，与共产党的联系也日益紧密。
1927年，蒋介石策划实施震惊全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场政治风暴中，杨登瀛因公开站出来反对蒋介石的行为，不幸被捕入狱。
当杨登瀛重获自由时，心中充满对共产党的向往，秘密联系陈养山，表达自己希望加入共产党、共同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强烈愿望。
命运似乎总爱与人开玩笑，一个意外的转机悄然降临，杨登瀛的好友杨剑虹，一位在青帮中颇具声望的人物，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命为驻上海的特务工作特派员。
杨剑虹诚挚地邀请杨登瀛加入特务机构，共同为国民党效力，这个邀请让杨登瀛陷入深深的思考。他明白，一旦接受这个职位，就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的信仰和追求，成为国民党镇压革命力量的工具。
与此同时，杨登瀛也看到这个机会的另一面，或许能够借此机会深入国民党内部，为共产党搜集到宝贵的情报，为革命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经由陈养山的介绍，杨登瀛有幸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者陈赓会面，在这次会面中，陈赓对杨登瀛开诚布公，阐述共产党的期望，即希望他能够成为共产党在敌营内部的特工。
面对这份沉甸甸的使命，杨登瀛毫不犹豫地应允，为助他一臂之力，陈赓答应为他提供一些内部的资料，如杂志和报纸，自此，杨登瀛开始作为首位“双面间谍”的隐秘生涯。
凭借出众的能力，杨登瀛迅速在国民党特务机构中崭露头角，从一名普通特务逐步晋升至小组长、部门主管，最终成为上海特务机构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他精心构建一个错综复杂且高效运转的情报网络。
利用自己的职权，杨登瀛安排一些进步人士进入特务机构的核心岗位，这些人成为他的忠实耳目，为他搜集到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同时，杨登瀛还在社会各个层面广泛结交人脉，培养一大批线人，来自不同的行业和领域，能够提供多样化且深入的情报信息。
通过这个精心构建的情报网络，杨登瀛得以洞悉国民党的诸多机密，包括军事力量的部署情况、政治决策的动向以及特务行动的详细计划等，这些信息对于我党来说无疑是宝贵的财富。
新中国成立后，杨登瀛选择隐姓埋名，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以卖香烟为生，这段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
1951年，杨登瀛因被错误指控为特务而身陷囹圄，在审讯过程中，长时间保持沉默，最终透露一个惊人的事实：“我其实一直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周总理是我的直接上级。”
这一番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由于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杨登瀛的真实身份没有立即得到确认。
在生死关头，杨登瀛高声疾呼：“陈赓可以为我当证人！”幸运的是，这声呼喊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
经过一系列严谨的验证，上级组织终于确认杨登瀛的真实身份，以及他为革命事业默默奉献的非凡功绩。
真相大白后，相关部门释放杨登瀛，为他恢复应有的名誉，至此，杨登瀛历经波折，终于洗刷冤屈。
